凡需告密，定有利害；凡有告密，必有私利。

因此，由告密者、被告密者和秘密接收者，所形成的告密闭环中，驱使闭环的是利益，利益背后即人性。而能让告密大行其道的，一定是制度保障和权力支撑。

中国历史上，稍稍留心，就会发现告密形成为一种制度的，有四次。

第一次是商鞅，实行《什伍连坐法》，针对基层社会。第二次是汉武帝，实行《告缗令》，针对商人。第三次是武则天实行《投匦制》，主要针对门阀大族势力。第四次是雍正的《密折制度》，主要是加强对各级官员的管控和监视。

告密，四次成制度，各有各的目的。但是，无一例外的，都是利用了人性，利用了利益的本能，从而实现权力的目的。

因此，告密制度，始终是一种上不得台面的权术手段，既有权力的恣意，又有激起人性之恶的罪责。

01

告密制度的游戏规则越血腥，权力越虚弱。

观察历史上的四次告密制度，就会发现，权力越虚弱，就越倾向于在这种制度的规则设置上，有大赏，或者大罚。

以大赏作为钓饵，让越多的人参与其中，为权力方服务。以大罚作为恐吓，让人听话。

比如商鞅的《什伍连坐法》，就是让告密跟军功同等，并且可以一爵一爵累加。但同时，以什伍连坐法的小团体为利益捆绑，如果其中一人不告密，就连累整个团体一起腰斩。

商鞅变法，只能是一种战时的应急，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此。没有仗打了，哪里还有赏的问题。但是，罚还是在。后面秦始皇一直不改变秦法，灭亡是必然的。

商鞅变法，正是秦国王权虚弱，国力贫乏，又有外敌环伺的时候，因此，必须以这种大赏却血腥的制度，让老百姓迅速进入一种状态，不是在打仗，就是在种田。此所谓富国强民。

02

权力越傲慢，告密制度的游戏规则越倾向于刺激人性的阴暗面。

而汉武帝的《告缗令》，则是为了解决他长年穷兵黩武而造成的国库空虚。国库空虚，怎么办？最快的办法就是抢劫有钱的商人。

于是，汉武帝说，只要你告密的那个商人属实，那么，抄家的钱，我汉武帝与告密者五五分账！也就是说，我告密了一个身价上亿的老板，如查属实，我就能拿5000万的佣金。你干不干？

干！

这就是普通人的人性。只要有足够的利益，就趋之若鹜。因此，才有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汉武帝的《告缗令》，实际上是没有罚的，而利益却那么大，这就是赤裸裸地在怂恿社会上的大部分人去积极告密。那么，这种没有约束力的告密，会演化到什么样人人恐慌的程度，便可想而知。

也正是汉武帝的《告缗令》，把社会上的中产阶级，抢夺殆尽，也为后续税收问题埋下了恶果。

03

告密制度，或许也是权力斗争和权力监督的最好手段。没有之一。

武则天的《投匦制》，就是武则天用以打击当时门阀大族和异己的有效手段。作为出身一般，又是中途把持李家江山的“簒夺者”，从各方面来讲，都是阻碍重重。因此，武则天的告密制度，也是只赏不罚，就是以利益，赤裸裸地怂恿全社会人士能够去告密。

武则天的告密制度背后，其实是一种权力站位，只有站在武则天的权力需求上，才能做到有效告密。

当然，这是官员们必须考虑的。而普通百姓，看在只赏不罚的利益的份上，看多了风向，也就搞明白了，要告谁的密。

当然，《投匦制》也类似于信访，毕竟门阀大族盘根错节，只要有其族人在地方违法乱纪，一旦告密成功，就可以作为由头，对该门阀进行全面收拾。

至于雍正的《密折制度》，或许血腥味就少了。它只是让监管进入黑箱化的操作，以此来震慑百官，别干偷鸡摸狗的事，因为有很多双眼睛盯着你。这许多双眼睛，就是朕的眼睛。这么一来，官员就小心谨慎多了。

说白了，雍正的《密折制度》，基本上只是给部分四品以上官员的权限，与老百姓已经不沾边了。这似乎说明权力中央集权越稳固，就越不需要动用告密这种阴损的手段了。

04

从四次告密制度的发展来看，役民越多，权力越不稳固。越是以利益诱民，成为权力的傀儡，就越是不可长久使用。

告密制度，无论怎样，都是一种权力的污点，并以此带出了人性深处的污泥，因为，在权力的王冠上，给出的是一种驱动人性的利益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