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兴勃亡忽”溯源（二）

三国末。当兵微将寡的蜀汉政权面对魏军的凌厉攻势即将灭亡之时。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和孙子诸葛尚率军在绵竹誓死抵抗。

拒绝投降。最后双双战死疆场；而当这个政权被魏军灭亡、后主刘禅毫无愧疚地俯首而降的时候。

他的年幼的第四个儿子刘湛还以自杀殉国。为这个政权送上了悲恸的挽歌。即使以篡政而立的王莽新朝灭亡的时候。

也还有王邑父子、王巡、王揖、赵博、唐尊、王盛和一千余名卫士为保卫王莽在渐台与起义军进行惨烈的搏战。

最后全部战死。与上述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历史上空前统一、强大的秦王朝在公元前206年10月被刘邦率领的10万大军灭亡的时候。

为这个王朝送行的是自缚的秦王子婴和他命人抬着的棺材。全朝上下。

竟然找不到一个殉节的臣子。从而使这个不久前在中国历史上演出过英雄史诗的王朝的落幕显得特别悲凉和寂寞。

原因何在？历史学家可以给出许多答案。但有一点大概可以达成共识：秦始皇和他的王朝只用利益。

而且是个人私利来规范君臣关系。从来不进行道德教化。如此一来。道德在同私利博弈的时候只能节节败退。

最后落荒而逃。如武将章邯。此人是率领秦军主力与农民军对战的一号人物。

曾经取得了打垮陈胜起义军和突袭定陶、击杀项梁的胜利。巨鹿之战后。

尽管他手上还有20多万训练有素的大军。继续与农民军战斗仍然有取胜的希望。

但他选择了投降。使他做出这一抉择的原因是个人利益战胜了他对秦王朝的忠诚。

而促使他下定最后决心的是长史司马欣的一段话和陈余的一封信。

其他人,如司马欣、董翳、王离、陈留郡守、南阳郡守、峣关守将等一大批文臣武将。

都选择了投降。在巨鹿之战前。秦军的武将和地方守尉在相信秦军能够战胜起义军的前提下。

还是同起义军打了一些硬仗恶仗。他们这样做。与其说是出于对秦王朝的忠诚。

倒不如说是为了守护秦王朝给予他们的富贵利禄。巨鹿之战以后。秦王朝灭亡的征兆已经显现。

再为它继续卖命已经不能守护自己的生命财产了。所以就出现了愈演愈烈的投降风潮。

再如文臣李斯。为追求富贵利禄来到秦国后,其行事做人就从来没有道德底线。

他出卖自己的主人吕不韦。害死同窗韩非。鼓动秦始皇“焚书坑儒”。

秦始皇寿终正寝时。李斯正做“百官之首”的丞相。然而。在将其一路推升的君王秦始皇尸骨未寒之时。

他就变成了这位君王《遗诏》的背叛者。参与了由赵高一手导演的“沙丘政变”。

再后。他向二世兜售“督责之术”。加速秦朝灭亡的步伐。只要能获得权势和富贵。

李斯从来是不顾信义的。是从来不惮于以别人的鲜血染红自己的官帽的。李斯摈弃道德原则的卑劣的品格。

对权力和富贵发疯般地追求。既是他不断升迁的秘诀。也是他走向死亡的引擎。赵高是秦始皇最信任的臣子。

放在身边任中车府令。赋予他教导胡亥的重任。可秦始皇一死。他就背叛昔日对他信任有加的君王。精心策划“沙丘政变”。

逼杀扶苏。处死蒙恬、蒙毅兄弟。接着。教唆胡亥。杀害自己的兄弟姐妹和朝中妨碍自己专权的李斯、冯劫、冯去疾等人。

进而逼死胡亥。最后。看秦王朝大势已去。他又密谋与农民军进行“灭秦宗室而王关中”的交易。

显然。在赵高的心灵里根本就不存在“道德”二字。从进入秦宫起。他的一切活动就是围绕着个人利益旋转。

认为对秦始皇的信任丝毫不需要道德的承诺和回报。因而在秦始皇尸骨未寒即策划背叛他的政变。

他认为对给予他最高官位和权力的秦二世也不需要道德的承诺和回报。

所以就残忍地将自己扶起来的这位幼主及其妻子儿女逼杀于望夷宫。

最后。他又与起义军密谋裂地分权的交易。如果不是子婴谋划于前。他的阴谋很可能再一次成功。

这样的人。只有死亡才能结束他对“臣事君以忠”的道德信条的一而再、再而三的亵渎和背叛。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的秦始皇建立的这个空前强大统一的王朝。

这个集中了当时众多精英人才的大帝国。在落幕的时候是如此的悲寂。竟然找不到一个为之殉难的君王和忠臣？

看不到一个为之恸哭的孝子？秦朝灭亡以后。也觅不到一个为之哼唱挽歌的遗民？

这里自然有着许多复杂的原因。但正如前面所说。秦国和秦朝从来就不进行道德教育应该是其中最重要、最直接的原因。

秦国的发祥地远在中国西部的甘陇地区。从其建国时起就处于同戎狄斗争的严酷环境。

后来又在同东方六国的战争中度过了春秋战国时代。再加上商鞅、韩非等法家思想的深刻影响。

就形成了重“力”“威”、讲“耕”“战”和倡导“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法家思想文化传统。

秦始皇以武力完成统一六国的大业以后。通过强化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和“焚书坑儒”。

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思想文化传统。虽然秦朝建立后儒家学者以博士身份进入咸阳的宫廷稍稍扩大了儒学的影响。

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以法家思想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局面。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将荀子的“性恶论”推向极致。

荀子虽然坚持了“性恶论”。但他同时强调“礼义教化”可以使人改恶向善。而韩非则认为。

人性恶不仅是绝对的。而且是不可改变的。这种性恶的社会表现就是对个人私利的无厌追求。

而这种追求是完全合理的。所以一切仁义道德的说教统统应该弃之如敝屣。在他看来。

规范社会上人与人关系的准则就是利害：故王良爱马。所以在韩非眼里。

人与人之间也就根本不存在道德亲情的联系。只是建立在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基础上的交换和买卖。

他以雇主和庸客的关系加以说明：夫卖庸而播耕者。主人费家而美食。调布而求易钱者。

非爱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树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

仅就雇主和庸客的关系而言。韩非的论断并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可他将这一论断推演至所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认为君臣、君民甚至夫妻、父母、儿女即所有人间的关系也是如此。他认为。

如果说上古时代在生产不发达、民风淳朴的条件下道德还起点作用的话。

那么。当历史已经发展到利益至上的战国时代。仁义道德的功用就丧失净尽了：“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力气。”这种绝对功利主义的社会伦理学说。

斩断了社会上本来就存在的非功利的伦理亲情关系。将社会上所有人与人的关系全说成是利益交换关系。

这种理念作为“真理”广泛宣传。其对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

深受其害的恰恰就是这一理念的笃信和推行者秦始皇和他建立的王朝。

由于他以纯利害规范君臣和君民关系。必然斩断臣民对这个王朝的道德和感情的丝缕。

而以自我利益作为衡量与君王关系的唯一标准。于是君臣就在这一关系国家和社会命运的至关重要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吕不韦以“奇货可居”的商人心态进行政治投机。在秦国如鱼得水；李斯带着猎取富贵利禄、改变贫困地位的目的来到秦国活动大获成功。

老将王翦率60万大军出征楚国时屡屡向秦王索要田宅而竟能博得嬴政的会心微笑。如此君臣关系。

在这个王朝有资源与臣子进行交换的时候。臣子们自然为其服务；而一旦这个王朝没有资源与臣子交换的时候。

臣子们就会离开或背叛它。所以。当秦王朝陷于灭顶之灾的时候。也就是它没有资源与臣子交换的时候。

它的臣子纷纷作鸟兽散的选择便是再自然不过的了。“种豆得豆。种瓜得瓜”。

秦国和秦朝长期忽视道德教育特别是操守品格的教化。它最后得到的只能是众叛亲离的苦果。

因此。一个国家和社会什么时候也不能忽视道德教化。让核心价值观成为全民的共识能够发挥出强大无比的正能量。

1. 一个王朝或政权的兴衰存废。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精英人才的选取、重用还是逆淘汰的机制秦朝建立后。

以秦始皇为首的秦朝统治者及其“跳蚤”般的后继者们。一改统一六国时期发现、提拔、重用精英人才的政策。

反其道而行之。推延出一套每况愈下、愈演愈惨烈、无耻的人才逆淘汰机制。

将秦朝多年选拔历练出来的一大批治国领军、允文允武的体制内的人才。

一批又一批地送上不归路。当他们将核心统治集团变成残暴、无耻和蠢才集合体的时候。

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们只能步自己逆淘汰的人才的后尘。到断头台上去。

发出最后的无可奈何的叹息。秦王朝逆淘汰体制内人才的第一个“杰作”是“焚书坑儒”。

秦朝建立后。大批儒生进入秦王朝的庙堂。他们虽然未能进入统治集团的核心。

但作为思想文化的最重要的载体。他们坚持的“仁政”理想和德主刑辅的理念。

恰恰可以纠秦朝“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独尊法术的治世原则的弊端。

为秦朝由战争政策向和平政策的转变提供最重要的思想文化的支撑。他们的被清除。

使这种转变成为泡影。焚书坑儒的另一个逆淘汰的副产品是秦始皇长子扶苏的离开京城远赴长城监军。

他的被逐出京。主因是他对“坑儒”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扶苏是秦朝皇位的第一继承人，也是皇室中人才的代表。

从其思想和行动看，他是统治者中最有希望也最有能力转变秦始皇政策的人物，他之离开京城，恰恰使后来赵高、胡亥策划的政变成为可能。

此一大错，等于秦始皇亲手启动了秦朝灭亡进程的旋钮。秦始皇在位37年。

前27年可谓英明睿智，后10年可谓半清醒半糊涂，而这个由愚蠢和颟顸构成的半糊涂却铸成了秦朝二世而亡的不可逆转的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