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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是一个国家主权的象征，也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关于定都或迁都，自古以来都是极为重视和重要的一件事。新中国成立后，曾有11座城市入选首都候选，最终北京脱颖而出，成为我国首都。

定都是极为严谨的，它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如国际国内政治环境、国家安全战略考虑、国家发展与控制、不同时期内部矛盾和环境等。

由此，不同时期和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定都的最终城市都有一定的变化。

文献记载，孙中山在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后，也曾设想过国家的定都。他站在不同的维度上，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综合分析后得出了三座城市。

1897年，孙中山旅居日本横滨，当时他和友人宫崎寅藏谈及建都问题时，曾提出过著名的“一都四京”的主张，“一都”即武汉；“四京”分别是北京、南京、广州、重庆。

1902年，他回到中国，与著名学者章太炎谈及建都时，更加详尽和落地。在章太炎的《訄书》和孙中山的《与章太炎的谈话中》均有记载：“谋本部则武昌，谋藩服则西安，谋大洲则伊犁。”

谋本部则武昌

当时孙中山提出这一观点后，引发了诸多学者讨论，甚至有很多文人还曾讥讽孙中山：“歪邪讨巧，特意求新。”

因当时著名学者康有为曾提出过“建都上海”的说法，上海十里洋场，当时极为鼎盛，很多学者都追捧康有为而否定孙中山。

其实究其根本，中山先生的观点还是很客观的，至少比所谓的文人们靠谱。文人们只见繁华，未谋国政，更没有俾睨天下的大格局。

1912年4月，孙中山在武昌发表演讲，论述建都武昌的优势条件时说道：“枢轴总览水陆交通，西连巴蜀、滇、黔，北控秦晋伊洛，实乃天府重地。”

中山先生认为，武昌位于中原腹地，占据着南方和北方的交点，向南可以控制广东、湖南、云南等地，向北可以制约河南、河北、东北等地，建都武昌能够达到南北方的平衡。

不过中山先生也指出了武昌的缺点，那就是地势低洼、没有天险，要是遇到战事，武昌会很被动。

后来他结合当时国内军阀割据形势，种种考量之下，最终选择定都南京。南京有长江之险，攻守兼备，也成为国民革命的根据地。

谋藩服则西安

“谋藩服则西安”的意思是说，要想让藩属之地臣服，全国统一，则需建都西安。

西安，古称长安，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重要的古都。尤其是宋朝之前，西安曾是很多朝代的都城。如秦之咸阳、汉之长安、唐之国都等。

西安北连内蒙，南通四川，西接新疆，是控制西北方向的重要之地。

清末以来，我国的西北方向时常面临着严重的分裂危险。

沙俄和英国，都曾扶植过当地贵族，进行过反叛活动。如果建都西安后，可以很方便地控制这些地区，维护国家统一。

在当时新疆、内外蒙地区，一直被中原王朝视为“藩属之地”，由此称之为“谋藩服”。

但与此同时，西安也有着其自身的不足。从中国的大版图上看，西安太过偏中国西北部，对南方的控制和影响力比较小。

同时西安又没有重要的水路交通，如果南方出现动乱，西安就显得有些鞭长莫及。

谋大洲则伊犁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凡事也各有长处和弊端，由此对于中山先生的观点也不能一概而论。

况且他的观点也有一定的前提性，分别是“谋本部、谋藩服和谋大洲”。所要达到的目的不同，则选择的定都城市自然不同。

孙中山《建国方略》中指出：“若定都关中，制御蒙古新疆虽足，然若欲为亚洲共主，又嫌狭窄，当迁都伊犁。”

对于建都西安，中山先生还是不太满意的。他的格局非常之大，他要的不止是天下统一，他要的是要成为亚洲的共主。

这样的话，以他之见，就要建都伊犁。

料想，在当时的背景下，看到建都伊犁，估计要让很多学者笑掉大牙。但如果放眼全球，伊犁却又是我国最为重要的支点。

伊犁，是新疆重镇，拥有着极为丰富的矿产资源、自然环境和便捷交通。伊犁，连接中亚、西亚诸国，是整个欧亚大陆的中心。如果建都于此，很容易震慑周边诸国，称霸亚洲。

这也是中山先生“谋大洲”战略的根本所在。我国3000余年的历史，没有朝代建都伊犁，只是因为在当时的“国”的思想下，没有纵横全球的视野和格局。

当然建都伊犁还有另外的好处，那就是可避免和西方势力的直接冲突，进而打消沙俄、英国对西部的入侵，对维护国家的统一有着积极的作用。

文献记载，伊犁看似地处我国西北边陲，但是它的发展潜力一点不小。

它不仅有着良好的自然环境，有着“塞外江南”的美誉；煤炭、稀有金属的储量十分丰富，清朝时期就是我国重要的铅生产基地，工业基础条件极好。

但无论如何，梦想终究是梦想，现实都必须落在当下。不管未来如何的辉煌，都必须要解决当下面临的问题。

由此，结合实际现状，最终中华民国的首都定在了南京。

时代的发展瞬息万变，中山先生虽然没有实现自己的理想，但是他的强国之梦却是值得肯定的。也激励着一代一代的中华儿女，在走向富强的道路上，不畏艰难，勇敢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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