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家是如何没落的？因为一起科场舞弊案

周树人在他著作的《阿Q正传》里，有一段这样的自述，在他十三岁之前，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并不担忧生活。

但是在他十三岁之后，家庭情况迅速恶化，就连最起码的生活保障都没有，以至于寄住在亲戚的家里。

而寄人篱下肯定是不好受的，因此，那个时候的周树人有的时候会被称为“乞食者”。

这对于周树人而言，肯定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回忆，但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以至于周家出现如此大的变故呢？这一切都离不开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周树人的爷爷周福清。

光绪十九年，江浙一带的读书人都在讨论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周福清，能够引起这么大的轰动，可想而知周福清犯的事肯定不小，而事实也是如此，他犯的事是科场舞弊。

要知道，科场舞弊在历朝历代那可都是一等一的大事，要说到最著名的人物，当属明朝的唐伯虎。

唐伯虎明明没有作弊，但是却因为同伴徐经作弊，被判了一个连坐，前途尽毁。

而在清朝咸丰八年的顺天府也发生了一起科场舞弊，卷进这起科场舞弊的人是主考官文渊阁大学士柏葰。柏葰最后是什么下场呢？斩立决。

连如此人物都逃不过一死，也难怪这件事情会引起光绪的重视，特地下旨要求这件事情一定要有一个结果。

“案关科场舞弊，亟应彻底查究，丁忧内阁中书周福清，著即行革职，查拿到案，严行审办。”

历来的科场舞弊讲究的都是一个严肃，但周福清主导的这一场科场舞弊，其实还挺搞笑。

周福清是同治十年的进士，由于位列三甲第十五名，属于进士中的佼佼者，因此并没有直接分配到地方担任官员，而是留在翰林院学习。

等到三年之后再行考试，倘若成绩优秀的话，就可以留在翰林院当一个编修，又或者检讨，前途可谓是不可限量。

毕竟早在明朝就有着“非翰林不入阁”的说法，在清朝这一套一样适用，虽然清朝的内阁已经被军机处取代，但翰林出身的官员要想在六部中的某一部当个尚书、侍郎，又或者地方上的督抚大员，难度并不算大，毕竟出身放在那里。

但很不幸，三年之后的考试，周福清落榜，以至于只能成为一个江西金溪县县令。

不过，这对于周福清而言未必失落，毕竟周家能够起家，靠的是六世祖周韫山，而周韫山仅仅只是乾隆一朝的举人，与他相比，完全没有任何的可比性。

毕竟虽然举人再进一步就是进士，但有一大部分的人一辈子都踏不进这一步。

周福清这个县令当的可谓是相当的不称职，仅仅只用了三年的时间，就引起两江总督沈葆桢的重视。

这个重视并不是什么好的重视，因为紧接着沈葆桢就上书弹劾他，说他就是一个空架子，有一肚子的学问，但是却不懂得如何处理公事。

县令被总督弹劾，岂会有生还的可能。

原本的县令直接变成教官，这个官是越当越回去，周福清岂能忍，仗着家境殷实，利用当时的纳捐制度，买了一个内阁中书的官职。

虽然这个官仅仅只是七品，但毕竟是在内阁混，而内阁身处京城，肯定胜过一个小小的教官。

但在光绪十九年，由于母亲去世，周福清必须回家守孝三年，就是这一次的守孝，直接改变周福清的命运，因为科场舞弊就是发生在这一年。

在这一年，浙江举行乡试，而在这之前，周福清的儿子周伯宜已经考中秀才，倘若这一次再考中的话，那就是举人。

恰好主考官就是当年周福清的同学通政使司参议殷如璋。正是有着这样一层关系在，周福清动起了歪心思。

要知道，封建王朝的官场有两种关系最为常见，第一种是师生关系，第二种就是同学关系，毕竟在官场里摸爬滚打，要是没有个人带着，没有个人帮着，那是很难混的起来的。

周福清提前在苏州码头等待殷如璋的官船，在此之前，他已经准备好拜访用的名帖以及一封信，这封信里有两张纸，第一张纸是关节，所谓关节就是作弊的考生与考官约定的记号，而当时周福清的记号是“宸忠茂育”，第二张纸是酬金一万银圆。当然，这一万银圆不可能装在信封里面，而是事后再给。

“有浙绅周福清遣人投以一函，附洋票万元于内，求买关节。”——《苏州元和县县令李超琼日记》

根据规定，考官前往考场的过程中，不允许接见任何与考试无关的人，对于这一规定，周福清也知道，因此，他没有亲自去见殷如璋，而是叫他的仆人陶阿顺去见殷如璋，事情坏就坏在这个陶阿顺的身上，也难怪当年两江总督沈葆桢会说周福清办事能力不行。

陶阿顺到官船的时候，殷如璋正在和副主考周锡恩聊天，而他呢？不知轻重，像这种事情竟然为图省事，将名贴与信一同送了进去。

虽然殷如璋不知道其中的内容是什么，但也能大概猜到应当是科场舞弊。

毕竟科场舞弊的处罚虽然重，但由于利润太过于可观，根本抵挡不住人们的前仆后继，活下来的漏网之鱼可谓是数不胜数。

万历一朝就曾出现一个叫作沈同和的考生，明明连“四书五经”都背不出，但是却能够考中会试的第一名会元，倘若不是考生游街示威，恐怕真的会被他糊弄过去，他这一路上的考试明显就是作弊过来的。

原本在这种时候有人强行送信，将名贴与信一起送上来，殷如璋就已经胆战心惊，毕竟周锡恩就在现场，信虽然已经送上来，但肯定是不能打开的，因此他将信放在旁边。

而在外等待的陶阿顺见迟迟没有消息，竟然大声吆喝，说事关金钱，怎么能够没有个回信呢？

这一吆喝，直接就将殷如璋推到了绝路里，他倘若不将信打开的话，周锡恩一旦举报，他将难逃一死，因此他不得不将信打开。

而随着信打开，陶阿顺当即就被别人控制。

“那时，恰巧副主考正在主考船上聊天，主考知趣，得信不立即拆看，那跟班乃是乡下人，等得急了，便在外边叫喊，说，银信为什么不给回条。这事情便戳穿了。”——《知堂回想录》

先是送信，又是吆喝，可想而知陶阿顺一定是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人，事实也是如此，还没有经过严刑拷打，他就将事情一五一十都说了出来。

而作为主犯的周福清这个时候在干嘛呢？他见陶阿顺迟迟没有回来，意识到大事不好，连忙跑到上海躲避。

为什么跑到上海呢？因为当时的上海已经不是清朝的势力范围，是租界。

由于事发突然，他根本来不及带他的儿子一起跑，以至于原本准备考试的周伯宜被逮捕，连同秀才功名一同被革去。

周福清知道，倘若自己不回去的话，这个儿子很有可能就得命丧黄泉，况且但凡是个人都不想过上逃亡生活，因此周福清选择投案自首。

由于科场舞弊向来都是大事，更何况周家没有一个人是朝廷的大臣，又或者是退休的大臣，这件事一经公开就由浙江巡抚嵩骏上报给光绪，没有了任何挽回的余地。

周福清原本以为自己必死无疑，但却因为这四点，刑部并不打算要他的命，只给他判了一个流放。

第一点是自首。

第二点是虽有作弊的心思，但是却没有将弊做成。

第三点是一万银圆明显有问题。要知道，当时单单雇一个考手代替自己考试，就得需要六千银圆，他这一万银圆能买一个举人？其实这一万银圆仅是敲门砖，却被误认成是全额。

第四点是他虽然说要给一万银圆，但是这一万银圆仅仅只是写在纸上而已，并不是用来兑换的支票。

一般情况，刑部议罪都是往重了议，再上交皇帝减轻，这样一来，就能够显示出皇恩浩荡，但是这一次非但没有减轻，反而还加重，原本的流放，经光绪的手直接变成死刑。

不过这也符合光绪的作风，毕竟光绪可是力图中兴的皇帝，要不然也不会出现“戊戌变法”。

既然皇帝都说了是死刑，那谁还敢说不。但幸运的是，不是立斩，而是斩监候。

到了第二年，准备执行死刑的时候，恰好碰上慈禧太后的万寿庆典，晚一年再执行。

而这一晚直接就将死刑废除，因为经过秋审，朝廷一致决定周福清罪不至死改为囚禁，能够出现这种情况有一定的可能是周家在打通关节。

而光绪日理万机，哪里会特意记得一个叫作周福清的死刑犯？

在这期间，周福清的监狱生活过得并不乏味，可以看书，可以写字，还可以看报，有的时候甚至还有家人到监狱中陪伴他。

监狱生活仅仅只持续了八年，因为在光绪二十八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在这期间，不少监狱的犯人趁乱跑了出去，其中就包括周福清。

事后，杭州府发布命令，但凡是回来的罪犯，可以免轻处罚，其中也有周福清。而这一免轻处罚，就直接将周福清放回了家。

周福清虽然回了家，但是周家已经没落。

要知道，他仅有两个儿子，一个是周伯宜，另一个是周伯升，而周伯宜由于前途尽毁，受不了打击，仅仅三年的时间就去世。

周伯升的年纪比周树人还要小，想靠他支撑起周家的家业，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更何况，在他服刑期间还得需要各种各样的打点，而负责打点的，要么是他的妻妾，要么是周伯宜的妻子，哪里还有时间处理其他的事情？

出狱的他仅仅只过三年就去世，将无尽的苦难留给了子孙。

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苦难对于周树人并非是一件坏事，倘若不是苦难的话，将来的他未必会那么坚强，那么的有激情，他能够成为一代文豪，与苦难肯定也有一定的关系，与《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曹雪芹倘若不是因为家被抄，也未必写得出《红楼梦》这样的作品，毕竟历史没有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