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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年，法兰西第二帝国在普法战争的溃败中黯淡离场，取而代之的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第三共和国虽然面临着普法战争的耻辱，巴黎公社造成的社会动荡，但是共和国依旧积极进行海外扩张，茹费理提出的殖民思想恰好为其扩张提供理论支撑，成为共和国重要的殖民意识形态。

在殖民思想的影响下，杜美自担任印度支那总督以来，进行一系列的行政和财政改革，被称为“杜美体制”，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殖民管理体制，也加强了印度支那联邦的权力。在这一过程中，杜美还重建了河内，使其成为印度支那联邦的重要象征。河内本身就有着悠久的历史，它曾是越南许多王朝的都城，是重要的政治文化中心，而以生产经营项目命名的三十六街也体现了河内的特色。

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王权的衰落，河内不再是越南的都城，但是依然保留着东方城市的特色。杜美选择河内作为法属印度支那联邦的首都，极大地影响了这座城市的命运，恢复了河内的政治地位。然而，不同的是，主导这座城市的不再是越南人，而是法国殖民者，包括总督、官僚、军官、建筑师、卫生学家等，他们的举措影响着这座城市的方方面面。

法属印度支那的问题

法国在1887年成立了法属印度支那联邦，标志着法国在印度支那地区殖民统治的确立，但是法属印度支那联邦依旧面临着动荡的不安的局势、行政管理的混乱和财政经济的窘迫等问题：法国的入侵激起了本土的官僚、士绅和民众的不满，反法斗争此起彼伏，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勤王运动。

1885年7月4日，尊室说起兵攻击顺化城内的法军兵营和钦使府。失败之后，尊室说和咸宜帝被迫逃亡，同时发布了效忠国王檄文，许多地方官员、士绅和举人在“忠君爱国”的感召下，纷纷起义相应，从安南到东京，此起彼伏、持续不断，形成声势浩大的勤王运动，著名的有巴亭起义、香溪起义、雄岭起义和荻林起义。

他们同仇敌忾，与法军进行了激烈的战斗。1885年，咸宜帝被俘，加之各地的勤王运动因分散孤立，没有统一指挥，逐渐偃旗息鼓。但依然有起义军转向山区，依靠险要地势，茂密的深林，与法军展开游击式的战斗，他们截断法军的交通线，伏击零星的据点，或是狙击法军的巡逻队。

直到19世纪末，勤王运动才最终得以平息。印度支那兴起的抗法起义，成为法国进行殖民统治的不稳定要素。法国殖民者不得不动用武力、耗费钱财去镇压起义，这增加了法国经营殖民地的成本。

空间与权力：河内的城市建设

保罗·杜美通过行政、财政改革，增强了法属印度支那的中央集权，也增加其财政收入，这为杜美展开各项活动奠定了政治和经济基础。杜美还注重城市的发展和建设，选择河内为法属印度支那的首都，将政治中心从南部的西贡迁至河内。杜美在河内推动了许多建设项目，使得河内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棋盘式的街道模式、学院派风格的建筑成为河内的主要特色。杜美还推动了跨印度支那铁路项目的进行，使得河内成为重要的交通枢纽城市，增强了河内的重要性。最后，还通过修建供水和排水系统，提升了河内的公共卫生水平。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河内成为一座具有现代性的城市。然而，城市建设的背后却反映了城市中的二元化结构，即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不平等。

欧洲区的街道模式为棋盘格状的街道，这主要是采用奥斯曼的街道设计原则。欧洲区的主干道是保罗·贝尔街（RuedePaulBert），该道路最早可以追溯至军事征服时期，当时布埃（Bouet）将军为了提高军队运输效率，拓宽了租界至城堡的道路。这条道路后来成为河内的中轴线，街景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883年，这条街还被描述为臭气熏天的下水道，大多数是搭着茅草顶棚的摊位，商店的柜台也是脏兮兮的。而在两年内，道路被拓宽至16到18米，几乎所有的欧洲零售店都聚集于此，还有几家咖啡店和一家酒馆。

1887年，政府颁布一项法令，要求将保罗·贝尔街和其他邻近街道的茅草屋全部变为砖瓦房。原来的泥泞的道路也被铺设上了碎石。因而《东京未来报》（L'AvenirduTonkin）也描绘了迥异于1883年的图景：我们正在见证这个街区的转变，原来这是安南人的聚集地，是火灾和疾病发生的危险源，而现在道路两旁则是精致优雅的商店。

基础设施的修建

杜美的铁路计划主要包括两条：跨印度支那铁路（Transindochinois），连接河内、顺化、西贡和金边；云南线（Yunnanais），或称滇越铁路，从海防出发，途径河内，到达昆明。为了使火车能够跨越湍急的河流，杜美还在河内推动建设了以其命名的“杜美大桥”。正如杜美所言，对于殖民地来说，这是铁路时代和桥梁时代。

铁路网的建设对法属印度支那的经济发展、城市建设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持久的影响。河内也成为印度支那的交通枢纽，由河内向外辐射的铁路网，向南通向安南和交趾支那，向东通往海港城市海防，向北能够连接中国云南。

公共卫生的发展

19世纪以来，特别是在1832年霍乱的影响下，人们逐渐意识到恶劣的卫生条件可能会引起流行疾病的传播。法国通过完善和改进供水和下水道系统、处理城市垃圾、保障食物安全和处理卖淫及婴儿遗弃等问题，使得公共卫生环境得到改善。

此外，这一时期的医学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路易斯·巴斯德（LouisPasteur）和罗伯特·科赫(RobertKoch）在细菌学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对特定病原体进行了研究，认为疾病是可以预防和治愈的，通过采取接种疫苗、净化环境和注意卫生等预防性措施，能够降低某些疾病的死亡率。

随着法国的殖民扩张，医疗卫生也延伸至法国的殖民地，还形成了专门的热带医学，成为殖民统治的工具。乔治·特雷耶（GeorgesTreille）就曾写道：“必须要重视卫生的作用，因为没有卫生，殖民者就很难对殖民地维系有效的统治。”

杜美任职期间，河内公共卫生的发展改善了河内的卫生条件，从而适宜欧洲人居住，客观上也奠定了现代医疗卫生的基础。然而，不能否认的是，殖民者在推进这一事业中，带有深深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烙印，1902年的鼠患是对于法国所建设的现代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讽刺。

河内博览会的目的

河内博览会最初定于1901年12月1日至1902年1月26日举行，后来，法国殖民当局决定将博览会举办日期延至1902年11月3日至1903年1月3日，因为届时杜美大桥将会竣工，海防至河内的铁路也会通车，而在海防建造的茹费理雕塑也会落成。

从表面来看，法国殖民者举办博览会是为了庆祝这些成就，但实际上却是希望加强在印度支那地区的投资和贸易，体现殖民统治的“合理性”以及宣扬法国的优越文明。杜美曾经就说举办河内博览会除了吸引投资、增进贸易、打开印度支那的经贸市场外，更在于展示法国殖民的进步，通过这一伟大的展览，让印度支那民众认可殖民权力与法国文明。

自从法国占领印度支那以来，印度支那就被纳入到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中。1888年，印度支那的贸易总额达到127,000,000法郎。1889年，下降到78,000,000法郎。1894年，略微超过了170,000,000法郎。在1895年至1896年卢梭（ArmandRousseau）政府期间，依然接近这个数字。

杜美担任总督后，制定各项经济政策，干预经济活动：改变了先前市场需求为主要机制的状况，殖民地原料生产得以发展，建立了传统的农业种植园和矿山；在非生产领域内则逐步形成以银行为中枢的金融信资体系；完善交通运输网络，为今后殖民地经济发展奠定基础。①

博览会对河内城市的影响

博览会同城市是互动发展的。河内的城市发展促使了河内博览会的兴起，反过来，博览会事业也会促进河内城市的发展建设。博览会能够产生经济效益，促进河内经济的增长。在博览会中，参展商展示、推销商品，而买家又能在浩瀚的商品中挑选心仪的商品，从而为卖家和买家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

河内博览会要求每件展品都附录一张表格，上面表明产品价格、生产情况、现有市场、竞争情况等，可以使得观者能够更好地了解产品的信息。展品的比较、审查和评级，又能给产品的改进提供良策，激励商家的竞争之心，进而扩大生产制造，拓展产品销路市场。在河内博览会中，维特博（Viterbo）和戈达尔（Godard）两家河内家具制造厂同场竞技，争取河内的客户。

维特博先生原来是一位木匠，来到河内后开办了家具厂，成为最早在河内开设家具厂的法国人。维特博经营范围比较广泛，除了制造价格适中、坚固耐用的家具外，还生产高端家具，从而迎合不同的人群。

维特博展出了餐厅模型，摆放了餐桌、餐椅、碗橱等家具，能够看出这些家具精致优雅、美观大方。戈达尔展示了客厅和餐厅的家具，还展示了车间展示，让游客观赏制作流程。他想要在河内建立促销类的百货公司，提供食品、服装、旅行等多种产品和服务。

结语

与其他国家相比，法国更加注重“文明的使命”，正如艾丽斯·康克林（AliceConklin）所说，“文明的使命”已经成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官方意识形态。法兰西人又坚信自己的文明具有优越性，因而，他们认为“文明的使命”就是让世界法兰西化，让整个帝国成为法兰西文明的博览会。

就城市来说，法兰西帝国内的殖民城市就是法国城市的复制。在法国本土，奥斯曼对于巴黎的城市化改造，美化了市容，改善了交通，提升了公共卫生，使得巴黎改头换面，成为一座现代性之都。1867年举办的世界博览会将巴黎改造后的全新面貌展现在世界各国的面前，无疑不给人深刻的印象。杜美肩负着“文明的使命”，将巴黎城市化的经验带到印度支那，用以改造和建设河内城市，并通过河内博览会来展示这座现代化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