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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居罗马后，约瑟福斯似乎彻底中断了自己与耶路撒冷的关系。

《犹太战记》补叙的马萨达城堡的陷落，是约瑟福斯为自己同胞所作的最后挽歌。

除此之外就再无对战后的朱迪亚地区只字描述。

至多可以算上约瑟福斯陪同提图斯从凯撤利亚路经亚历山大里亚回归罗马期间的所见所闻，以及罗马当局对犹太叛乱首领所作的审判场景。

《犹太古史》、《反阿皮翁》及《自传》对战后的朱迪亚地区闭口不谈，只在为证明自己作品的公正时略微叙述下自己在罗马城的交际特别是自己与亚基帕国王的交流。

“诸多证据似乎表明，早年热心政治活动的约瑟福斯在晚年已经彻底转变为闭门修书的作家。

“然而并非所有学者都认同这一观点。

塞思·施瓦兹就认为，移居罗马的约瑟福斯虽然无法参与朱迪亚的政治活动，但却始终与朱迪亚地区的政治活动保持联系。

通过对《犹太战记》等作品中人物的贬损与赞誉，约瑟福斯依旧在向朱迪亚表达着自己的政治诉求。

梅森的研究更进一步支持了施瓦兹的观点。

在研究《犹太战记》时梅森发现，约瑟福斯作品中对法利赛人的描述与史实略有不符。

犹太战争前的法利赛人远不像约瑟福斯所描述的那样在朱迪亚的政治活动中有着如此活跃的表现。

只是在犹太战争结束后，犹太旧有的政治秩序被摧毁且难以恢复，罗马当局只能通过扶持法利赛派来维护失迪亚地区的局势。

因此，约瑟福斯对战前及战争时期犹太政治活动的描述，很可能掺杂了战争结束后失迪亚现实政局的某些元素。

战后罗马对犹太的政策似乎并未做大的调整，对朱迪亚地区的管理依旧由住在凯撒利亚的总督执行。

”但犹太战争对犹太民族的冲击可谓是巨大的。

战后耶路撒冷被禁止重建，加之城破之时圣殿被付之一炬，犹太人的宗教、政治中心几乎被完全摧毁，之前为所有犹太人提供精神支持的祭司及学者团体也随之消失，上帝-神殿-托拉这一犹太教信仰系统的中心也自此成为历史，流散的犹太人不得不依靠自己谋求生存。

~虽然罗马当局有意扶持法利赛派维护犹太人的秩序，但这一转变显然无法一蹴而就。

战后不久，从战争中幸存下来的耶路撒冷学者约翰兰·本·撒该在雅法附近开办了一所学校专门研究、讲解传统的犹太知识，并吸引了全国的犹太学者前来。

这批学者重新设置了“犹太教议会”，并重新形成犹太人的政治、文化、宗教中心，拉比逐渐成了犹太人新的领袖。

犹太战争的影响远不止于此。

随着圣殿的焚毁，苇斯巴萝决定将犹太人上缴给圣殿的圣殿税改为“犹太税”，用来献给卡皮托利尼山宙斯神殿。

仅有的材料表明“犹太税”繁重且征税范围极大，近于一种“敲诈勒索”。

更为关键的是，“犹太税”的征收意味着之前犹太人享有的特权的丧失，也意味着罗马对犹太人的支持将不复存在。

当局对犹太人的态度的转变似乎经历了较长的过程，在弗拉维王朝时期罗马对犹太人的保护并未完全丧失，至少在罗马城，王朝秩序得到了很好的维护。

°在某种程度上说，约瑟福斯与亚基帕及其他移居罗马的犹太人是幸运的。

虽然苇斯巴芳与提图斯率军重创了朱迪亚地区，但无论是苇斯巴艺、提图斯还是图密善对于犹太人，特别是移居罗马的犹太精英始终保有一定的友善。

战后移居罗马的犹太精英在罗马当局治下享有相当的自由与权利而不被非犹太人所扰，这种包容的环境至少持续到图密善统治末期。

散居于其他城市的犹太人则未必有此幸运，特别是居住在亚历山大里亚、昔兰尼等城市的犹太人需要时刻警惕身边非犹太人的迫害与攻击。

~战争结束后形成的新局面对犹太人并不友好。

或者说随着犹太王国的彻底覆灭，诸城邦希腊人与犹太人之间的矛盾更容易发展为武力冲突。

罗马军队的进击平息了叙利亚诸城邦犹太人与希腊人的厮杀，但战后随着新的流亡犹太人的涌入，如亚历山大、昔兰尼等地的希腊人与犹太人之间的仇恨被有意、无意挑起并迅速发展成为骚乱与暴动。

至图拉真时代，这些地区的犹太人揭竿而起，疯狂攻击当地的市民、士兵与神庙。

相较于罗马城，皇帝对埃及、叙利亚等行省的控制要弱的多。

虽然提图斯在返回罗马前对亚历山大、安条克等城邦的希腊人、犹太人进行了安抚、警告与处分，但效果并不持久。

有材料表明，犹太战争后，亚历山大的市民甚至发动过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

希腊人与犹太人之间的暴力冲突并非这场战争的结果，但耶路撒冷的陷落、犹太王国的彻底终结无疑给了非犹太人不少信心。

在东方世界，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的冲突由来已久。

《圣经》中犹太人与周遭民族的血腥冲突可谓比比皆是，期间是非也无从理清。

至罗马帝国时期，犹太人与非犹太人的对抗则主要是希腊化以来犹太民族与希腊化的非犹太人之间冲突的延续。

约瑟福斯仅仅将这种对抗视为希腊化文化对犹太文化的排斥、歧视与攻击的结果，即希腊化世界对犹太人的排挤与歧视发展成为暴力行动甚至是大屠杀。

然而维克多·切利科夫的研究表明，希腊化的非犹太人与犹太人之间的冲突，本质上讲更多地是政治冲突。

切利科夫认为，在频繁的迁徙与动荡中，不断有犹太人定居在埃及等地的城市，经商、劳作繁衍生息，甚至逐步融上层社会。

随着希腊文化的东扩以及托勒密等希腊化帝国的建立，东方世界逐步完成希腊化，城邦政治逐渐形成。

作为希腊城邦政治核心的公共信仰体系逐渐为东方世界接受，围绕公共神庙展开的政治生活也为大多数城市接受。

在城邦政治中，公民、外邦人、奴隶等各阶层的权利与义务被严格区分，跻身公民阶层的人必须接受围绕公共神庙展开的诸多宗教-政治活动等。

多神信仰的埃及人等对于接受希腊宗教并无异议，然而异神崇拜却是犹太教的大忌。

在亚历山大等城市，犹太人早已建立了自己的神殿以区别公共神庙，围绕神殿形成自己的政治、宗教集体。

在城邦政治中，拒绝公共宗教也就意味着放弃公民身份。

然而早已融入上流社会的犹太人又认为自己是理所当然的公民而非外邦人，因此拒绝缴纳外邦人需要上交的税金，并进而索取公民权利。

在许多城邦，上层犹太人通过各种手段，在保持了犹太传统的同时争取到了城邦公民的权利，成为城邦中的特权群体。

部分犹太人的特权逐渐引发城邦中其他群体的不满，双方矛盾不断积累，稍有动荡就极易爆发冲突。

在亚历山大等城市，希腊化的非犹太人通过著述等手段质疑、反对犹太社团的权利与诉求，并进而发展为反犹活动。

"公元一世纪30年代的亚历山大就爆发过大规模的反犹运动，阿皮翁即是其中的活跃者。

为了对抗反犹势力，该城的犹太学者斐洛就债而著述并前往罗马面见皇帝，为自己的同胞辩护。

在争取公民权的过程中，一些犹太人逐渐接受希腊的文化制度，这不得不引起保守派犹太学者的警惕，犹太群体保守派与希腊主义者之间的争执也日渐激烈。

保守派与希腊主义者冲突最激烈之处莫过于耶路撤冷。

希腊化时代以来，无论托勒密王朝还是塞琉古王朝都视朱迪亚地区为战略要地。

虽然两者都没有终止犹太王国的统治，但对该地区的管理从未放松。

在希腊化帝国的主导与犹太王国大祭司的迎合下，朱迪亚地区的希腊化程度也在不断加深。

然而政治强压下的希腊化实难受到全体犹太人的欢迎，对希腊化帝国及犹太上层统治者的不满在逐渐滋长。

塞琉古王朝末期，帝国对朱迪亚地区的掌控力不断减弱，骚乱渐起。

安条克四世为了震慑犹太人遂进军耶路撒冷，镇压反抗势力,强令犹太圣殿改为宙斯神庙，试图将该地区彻底纳入希腊化的政治文化系统中。

然而武力镇压最终换来的是暴力反叛，犹太人特别是下层犹太人在哈斯蒙尼家族的带领下借助罗马东进的有利形势最终脱离塞琉古王朝的统治，确立了哈斯蒙尼王国。

新王朝的建立并未终止朱迪亚地区希腊化的进程。

在犹太人城市周围，希腊化城邦早已建立，希腊化帝国强压下推行的希腊化改革已经在犹太人内部生根发芽。

更关键的是，王国内部的权力争夺使各方势力争相寻求外部支援。

~栖身罗马之侧，认同并接受希腊文化是一份绝好的政治投资。

王国内战最终终结了马加比王朝，赢得罗马支持的希律王成为犹太王国的国王。

为了表达自己对罗马的忠诚，希律王进一步推进了朱迪亚地区的希腊化进程。

希律王的这份投资效果显著。

罗马军团镇压了希律王过世后朱迪亚地区爆发的一场大规模的叛乱，并将犹太王国分封给他的三个儿子，继续扶持这一家族对朱迪亚地区的统治直到犹太战争的爆发。

犹太王国的政治动荡，影响之广远不止于犹太人内部。

无论是马加比起义还是64年的叛乱，犹太人对帝国政权的每一次反抗都为希腊化城邦中非犹太人对犹太人的迫害提供了时机:一方面，犹太王国的衰落使得城邦中的犹太人无法寻求犹太王国的支持与支援;另一方面，急于镇压叛乱的帝国统治者也不介意这些城邦对犹太人进行“清算”。

受政权变更影响最大的是朱迪亚地区的希腊化城邦。

无论是哈斯蒙尼王朝还是希律的王国，其政权巩固都建立在对非犹太人城邦的报复性攻击甚至屠杀之上。

"犹太王国政权的频繁动荡无疑使得该地区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的仇怨不断累积。

也无怪乎64年罗马军队稍一受挫叙利亚境内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的武力冲突便迅速爆发并扩大。

耶路撒冷的陷落与犹太王国的彻底终结，使得散居各处的犹太人失去了有力的后盾，而尚在形成中的新的政治宗教核心，也无法为他们提供多少支持。

丧失政治宗教支持的犹太群体在罗马帝国的境遇日益恶劣，非犹太人对犹太人的迫害也似乎日渐严重。

二世纪初期的反叛对于改善这种困境并无益处，犹太人的无差别攻击只能进一步加深双方的敌意。

罗马当局依靠武力在失迪亚地区营造出的和平景象最终还是被积怨已久的犹太人打破。

至科赫巴起义爆发时的132年，约瑟福斯大概早已过世多时。

战后即随提图斯移居罗马，自此以著书为己任的约瑟福斯对于战后自己同胞的遭遇究竟了解多少，后人也实在无从考证了。

但从《犹太古史》与《反阿皮翁》的立意看，约瑟福斯或许也是希望向非犹太人读者展示犹太的历史传统，寻求认同，并借此寻找化解双方矛盾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