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曾被周恩来总理称为是“最不平静的一年”。

这一年，李先念尽最大的努力处理国务院的经济工作，极大程度上为周恩来总理减轻了负担。

这期间，实际上李先念一度面临极重的思想负担，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况，甚至于受到非议。

而毛主席当时见到李先念，头一句话就说道：“大叛徒头子来了，今天我和大叛徒坐一起看戏。”

主席这话，对于不了解前因后果的人来说，乍一听不明所以，却在当时给予了李先念极大的信心和动力。

所以，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毛主席又为什么这样说呢？

旧事重提

1967年4月29日，中央收到了全国总工会的一份报告。

这份报告所涉及的内容，是一桩二十三年前的陈年旧事，且这桩陈年旧事在十年前，也就是1957年就已经报告过了。

结果谁能想到，时隔10年又被翻了出来。

报告是这样说的，从陈少敏保存的一些材料中发现了陈少敏、郑位三于1957年5月29日给中央组织部写的一个报告，内容是1946年中原突围时，所谓“允许干部向敌人自首”的问题。

这份报告提及中央后不久，5月6日，康生又专门到中央组织部讲说：“现在发现了一个文件，1946年中原突围的时候，陈少敏、郑位三允许自首，组织部要就此组织收集材料，进行批评。”

很快，康生的话就传开了。

按理来说，报告全部内容不涉及李先念，但是随着事态发展，李先念还是受到了影响。

郑位三

这和李先念、郑位三以及陈少敏三人之间的密切交往脱不开关系，三人其实是老战友，其中，李先念和郑位三还是老乡，同样出生于号称“将军之乡”的湖北黄安（今红安）。

三人同为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创始人，同为（前）中原军区的领导人。

而有些人正是了解李先念同陈少敏和郑位三之间的关系，于是想要借助这层关系达到目的。

他们派人去找到陈少敏和郑位三，想要逼迫二人说报告中的“自首决定”是李先念批准的，与此同时另一面又派人到处去搜集材料。

5月31日，天安门广场举行誓师大会，大会的主题就是批评李先念。

此时，周恩来总理闻讯，才惊觉事态已经到了如此严重的程度，而硬碰硬显然不是最好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最好的方式还是抽丝剥茧，还原真相。

为此，周恩来将李先念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同李先念一同回忆起23年前的情况。

因为事态发展是从那份报告开始的，报告所指是一桩23年前的陈年旧事。

而这桩陈年旧事，恰巧和周恩来总理有很大的关系。

原来1946年中原突围前夕，周恩来曾亲赴宣化店，和李先念一起同国民党谈判，由此，周恩来的记忆变得尤为重要。

周恩来证实，李先念当时忙于军队，根本无暇顾及地方工作，这个李先念的记忆正好一致。

这可以说是直接解除了围绕在李先念身上的误会和疑点，周恩来总理就是人证。

而为了更慎重些，向来事无巨细的周恩来总理又派人查阅了当时的报纸和档案等。

王震

李先念则找到了原中原军区副司令员王震、王树声等一起回忆此事。

最终，经过老同志们的回忆，再加上档案报纸等的查证辅助，当年中原突围的真相逐渐浮出了水面。

真相浮现

1945年8月10日，日本乞降消息传出。

李先念（时任新四军第五师师长）、郑位三以及陈少敏（时任新四军第五师副政治委员）等领导的新四军第五师和鄂豫边区当即受到了毛主席发来的一封电报。

陈少敏（左二）、李先念（左三）

主席在电报中指示：“苏联参战，日本投降，内战迫近，你们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可能夺取大城市，而应乘机扩大地区，夺取武装，夺取中小城市、交通要道，限令伪军反正、投降，并按指定地区驻扎，否则即予以消灭，立即投入准备对付这一新的严重斗争。”

紧接着，针对抗战胜利到来后的复杂形势，12日，中央同意在鄂豫皖建立中央局，管理现在五师活动范围之内党政军及河南区党委与河南军区工作，并决定派徐向前任中央局书记。但是因徐向前患病，“中央即指定郑位三为副书记，在徐向前未到之前代理书记”。

1946年6月，蒋介石认为彻底消灭我中原部队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伺机决定对我中原军区发起包围态势，做出攻击准备，并计划于7月1日占领我中原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宣化店。

可以说，当时我中原军区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中央和毛主席当机立断，指示我中原部队实行战略转移，以粉碎敌人的阴谋。

6月23日，中央即收到了李先念和郑位三关于突围部署的电报。

紧接着，毛泽东立即以中央的名义复电：“所见甚是，同意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今后行动，一切由你们自己决定，不要请示，以免延误时机。望团结奋斗，预祝你们胜利。”

从这封电报中，也足以可见毛主席非凡的革命胆略和举重若轻，灵活放手的用人智慧。

26日晚，中原军区部队当即按照毛主席批准的突围部署，分路突围，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战略转移行动，自此打响了解放战争第一枪。

在李先念等的指挥下，中原突围部队或以昼夜兼程的急行军冲出敌人的合围圈；或以殊死的反复冲击突破敌人严密布防的阻击阵地；或以小部队阻击追敌、掩护主力加速开进。

7月12日，突围主力部队就全部进抵河南淅川。

但是战场上形势转瞬颠倒，突围主力部队很快就陷入到前有丹江横锁和胡宗南部重兵堵击，后有空中飞机跟踪轰炸扫射，敌军追击，腹背受敌的情况。

眼看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形势万分危急，为加速部队的行进速度，同时分散敌人的兵力，李先念当机立断，兵分两翼，抢渡丹江。

当时负责为抢渡丹江开路的前卫部队，都接到了司令员李先念“只准成功，不许失败”的命令。

每一个战士视死如归，不怕牺牲，拼命渡江，最终出色执行了司令员命令，在预定时间被按原计划顺利闯过丹江。

15日，中原突围部队全员突破丹江天险。

远在延安的毛主席接到此捷报，异常高兴，当即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向中原军区和李先念发电祝贺：

“整个突围战役是胜利的，敌人毫无所得。你们这一行动已调动程潜、刘峙、胡宗南三部力量，给反动派以极大震动与困难。故你们的行动关系全局甚大。”

与此同时，除了祝贺，毛主席又在电报中指示建议：“应考虑在陕南是否可以给追兵以打击，歼灭其几部分。并考虑看在陕南建立临时根据地。”

李先念接电，经过综合分析，于是命令部队进军陕南。

17日，李先念率部冒着大雨进军，撕开了当时号称是“天下第一军”的胡宗南部整编第一师、第九十师、武汉行营的第三师、第十五师所构筑的“铁桶”一般的防御体系，最终胜利抵达陕南。

10月1日，毛主席特意在亲自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三个月总结》中，给予了李先念率部中原突围高度评价：

“过去3个月内，我中原解放军以无比毅力克服艰难困苦，除一部分转入老解放区外，主力在陕南、鄂西两区，创造了两个游击根据地。此外，在鄂东和鄂中均有部队坚持游击战争。这些都极大地援助着老解放区作战，并对今后长期战争起更大的作用。”

而从毛主席的高度评价不难看出，中原突围的意义深远，而这背后，离不开中原军区领导人们的默契配合。

中原突围全程，李先念、郑位三和陈少敏三人分工明确，李先念忙于军事上的突围工作，陈少敏、郑位三二人则负责地方工作。

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眼见中原突围部队多次限于生死存亡境地，出于保护革命力量的考虑，陈少敏和郑位三或在小范围交代过，为使我党的干部不被敌人杀害，当被俘时，在不暴露党员身份的前提下，以农会会员或者是新四军战士的面目向敌人自首，不以自首论。

这正是1967年被重提的23年前旧事的全部真相。

主席的信任

当搞清这个历史问题之后，李先念本可以借此撇清自己，不再理会，但他显然没有这样做。

他当时明确表示：“虽然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但当时陈、郑二人这样做，目的是为了保存革命力量，这不是错误。”

最后大家共同讨论商量，想出了一个万全之策，即由李先念亲自出面，给毛主席和中央写了一个报告，从头至尾认认真真将这件事讲清楚讲明白。

6月19日，距离天安门广场的大会召开后过了20天左右的时候，李先念将报告交到了中南海，详细讲明了事情的原委。

几天后，李先念就接到了毛主席的秘书打来的电话，叫他去剧院见毛主席。

李先念当时有点不明白，主席为什么要叫他去剧院，但还是赶快收拾了一下，赶到了剧院。

等到他一进剧院，毛主席就冲他招手，示意他坐到自己身边。

坐好以后，李先念刚准备同毛主席问好，毛主席就操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率先开口道：“‘大叛徒’头子来了，今天我要和‘大叛徒’坐在一起看戏。”

说罢，毛主席就哈哈笑了起来，李先念知道毛主席是在同自己开玩笑，说明那份报告，毛主席已经看过了，而这句玩笑话，恰恰表明了毛主席对他的信任。

1969年4月，在党的九大上，李先念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仍然任国务院副总理，协助周恩来总理主抓经济工作。

这期间，“将军主管经济”的李先念心系群众，千方百计地组织恢复生产，解决人民的日常生活所需，最终为我国对外经济工作开拓了新局面。

毛主席将李先念称作是“中国经济工作的‘四大名旦’之一”（另外三位分别是邓小平、陈云和李富春，后来也同样是这四人为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李先念则称呼“毛主席是我一辈子革命的导师”。可以说，毛主席和李先念两个人相识相知40年，书写了中国革命史、经济建设史的一段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