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尘埃-“正家之法”与赵宋的“祖宗家法”(四)

“记祖宗人亲之大义”的《礼记·大传》中说：

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修族。修族故宗庙严。宗庙严故重社稷。重社稷故爱百姓。爱百姓故刑罚中。刑罚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财用足。财用足故诸志诚。诸志诚故隶属刑。隶属刑然后乐。

在“家天下”社会中，“社稷”总是被与“宗庙”、“祖宗”联系起来认识的。对于祖宗的尊崇、奉承，是“礼制”的核心内容，也是统治者据以施治的基础。帝国的政治管理原则浸润在宗法制度的深厚传统之中。藉助于祖宗威灵、依赖于经验与传统、注重“故事”与惯例的决策及施政方式，从根本上决定了对于祖宗的崇敬总是与对其举措的仿效纠绕在一起，事实上体现着渊源久远的“人治”与“礼治”、“法治”精神的衔接。

赵宋既称“家法”，又特意冠以“祖宗”二字，醒示着前代的轨则，在一定程度上规范着后世统治者的行为 。

南宋孝宗在位期间，朝廷上对于赵宋的“祖宗家法”有相当集中的议论。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十月庚午，孝宗即位之初，

侍读洪遵进读《宝训》，……上曰：“祖宗精于治道如此。”遵奏云：“愿陛下以祖宗为法，天下幸甚。”

留正等针对这番对话阐释道：

自古国家之久长者，未有不由子孙遵守祖宗之训也。夫继体守文之世，前圣之法见于已为，而验于既往，遵而行之，以克永世。理有灼然不易者。……寿皇讲论治道，动以祖宗为法，所谓监于先王成宪，其永无愆者哉！[16](《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百，绍兴三十二年十月庚午)

乾道七年（1171年）正月，孝宗称“本朝家法，远过汉唐”(《中兴两朝圣政》卷五十，乾道七年正月癸未)；二月，

左司员外郎兼侍讲张栻奏本朝治体以忠厚仁信为本，因及熙丰元符用事大臣。上曰：“祖宗法度，乃是家法。熙丰之后不合改变耳。”(《中兴两朝圣政》卷五十，乾道七年二月丙辰)

淳熙三年（1176年）十月，孝宗与辅臣谈及“中宫天资恭俭”事，说：“家道如此，深以为喜。”但他随即道出了盘桓于自己心中多时的忧虑，即“本朝文物家法远过汉唐，独用兵差为不及。”龚茂良等随即回答道：

国家自艺祖开基，首以文德化天下，列圣相承，深仁厚泽，有以固结天下之心，盖治体似成周。虽似弱之，然国祚绵远，亦由于此。汉唐之乱，或以母后专制，或以权臣擅命，或以诸侯强大，藩镇跋扈；本朝皆无此等。可以见祖宗家法足以维持万世。(《中兴两朝圣政》卷五四，淳熙三年十月己卯)

在劲敌当前的暂安形势下，本来正是从根本上对于“祖宗家法”有所检讨的机会，而龚茂良等人专事逢迎而略无远见的说辞，令人不禁扼腕叹息 。

也在淳熙年间，陈亮曾经向孝宗上书评议时政说：

艺祖皇帝经画天下之大略，盖将上承周、汉之治。太宗皇帝一切律之于规矩准绳之内，以立百五六十年太平之基。至于今日而不思所以变而通之，则维持之具穷矣。……要之人各有家法，未易轻动，惟在变而通之耳。(《陈亮集》（增订本）卷一《上孝宗皇帝第三书》)

在《水心别集·法度总论二》中，叶适对于赵宋朝政也有类似的批评。

朱熹曾经说，“祖宗于古制虽不能守，然守得家法却极谨。”(《朱子语类》 卷一二八《本朝二·法制》)赵宋的“祖宗家法”，自其“不容轻议”之日起，即无可挽回地走向了它的反面 。南宋时，一方面有陈亮、叶适等人针对“祖宗家法”的反思与批评；一方面朝廷长期充斥着诸如“自汉唐以来，家法之美，无如我宋”(《南轩集》卷八《经筵讲义》)、“圣朝家法，宏远深长，质诸三代而无愧”[21] (《宋会要辑稿》帝系七之二三)、“我宋立国大体，兵力虽不及于汉唐，而家法实无愧于三代”(《古今源流至论》后集卷九《齐家》)一类说法。这种凝滞僵化的认识，一直伴随赵宋走完了最后的历程。

后代自总结治国经验教训的角度出发，对于宋代的“祖宗家法”有过许多评议。

明代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陈邦瞻在其《宋史纪事本末》叙言中说：

大抵宋三百年间，其家法严，故吕、武之变不生于肘腋；其国体顺，故莽、卓之祸不作于朝廷。……其制世定俗，实有汉唐之所不能臻者。

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顾炎武作《日知录》，在其阐论礼制部分专门议论到《宋朝家法》：

宋世典常不立，政事丛脞，一代之制殊不足言。然其过于前人者数事：如人君宫中自行三年之丧，一也；外言不入于梱，二也；未及末命即立族子为皇嗣，三也；不杀大臣及言事官，四也。此皆汉唐之所不及，故得继世享国至三百馀年。若其职官军旅食货之制，冗杂无纪，后之为国者并当取以为戒。

尽管顾炎武谈论“宋朝家法”时，似乎与当时的“典常”、“政事”以及“一代之制”隔离开来，但他所提到的内容，实际上既有皇室的服丧、立嗣及内外规禁等方面，也涉及到君臣关系问题。

与顾炎武大致同时的王夫之，在其《宋论》中将北宋前期与汉代文景、唐代贞观并列为治世，而且归其功于宋代的“家法”与“政教”：

三代以下称治者三：文景之世，再传而止；贞观之治，及子而乱；宋自建隆息五季之凶危，登民于衽席，迨熙宁而后，法以斁，民以不康。由此言之，宋其裕矣。夫非其子孙之克绍、多士之赞襄也。即其子孙之令，抑家法为之檠括；即其多士之忠，抑其政教为之薰陶也。(《宋论》卷一《太祖一五》)

《宋论》中一方面肯定了赵宋“祖宗家法”的轨范作用，一方面也曾指斥其狭隘性：“宋本不孤，而孤之者，猜疑之家法也！”(《宋论》卷十《高宗二》)事实上，这不仅是在批评宋代的政治机制及其运作，也在暗中隐寓着王夫之对于明代政治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