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乱佳人还作贼（梅党李宣倜） -民国期间福州汉奸文人的那些事

李宣倜，福建闽侯人，字释龛、释堪、释戡，号苏堂，别号阿迦居士。生于1876年，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回国后曾任慈禧的御前侍卫，人称“三爷”。历任民国大总统侍从武官、大总统军事幕僚、币制局参事，国务院秘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等职。1927年1月12日特任文威将军、晋陆军中将。

1938年，李宣倜加入汪伪政府，任伪政府印铸局长。据同乡、行政院参事陈克文当时在日记里记载：“想不到黄秋岳之后还有这样一个李宣倜。李、黄本是好友，同为福建人，又同为时下之名士，以诗名，以书法名。名士之无气节，无廉耻，一至于此，真把中国读书人之脸丢尽了。”

李宣倜与堂弟李宣龚（拔可）的书法

李宣倜当年声名显赫，诗书画俱精，与京沪一带名人交游甚广。解放后一代大家钱钟书先生致信李宣倜函，尊称其为“诗老”，自称“后学”、“晚”。《白石诗草》也曾收录有他为齐白石题写的诗词“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画意诗心相与追。齐翁诗名为画掩，画故雄姿诗无奈。自云不学无所师，得天独厚得人稀。苦硬清峭左之遗，诗如其人复奚疑。”称赞齐白石的诗名为画名所掩盖。

李宣倜亦善书法，是当年南京中山陵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碑刻的十四位书写者之一，犹以章草为精。但由于李宣倜的附逆行为，其为时人所不耻，因人废言，埋没了名声，令人扼腕叹息。

但是作为梅党的核心人物，重义的李宣倜与重情的梅兰芳间所演绎的相契一生的故事却颇值得一书再书。

梅兰芳

梅兰芳出身贫寒，幼年丧父，跟随祖母生活。他自幼入科班学艺，10岁起登台演出，自此崭露头角。李宣倜对梅兰芳极为赏识，是梅兰芳的诗词老师，也是“梅党”重要成员之一，更是梅兰芳和孟小冬的媒人，他帮梅兰芳修改过不少唱词，还接济过梅家，两个人还由此结下了一世情缘。

梅兰芳15岁那年，不幸染上了白喉病，但仍每日带病坚持演出。当时的医疗水平可想而知，若治疗不及时，白喉病会危及生命。李宣倜得知情况后，不由得心急如焚，马上跑去梅家，质问梅兰芳的祖母：“小孩都病得这么重了，干嘛还让他登台演出，这不是要孩子的命吗？”祖母顿时泪如雨下，叹息道：“三爷，您有所不知，我们全家都靠这孩子每天唱戏赚的8吊钱来养活。他一天不唱，一家人就揭不开锅，我也是迫不得已啊！”李宣倜当即吩咐：“那好，从明天起，你每天派人到我家去取8吊钱来，马上送孩子去治病，到治好了为止。”

对于贫病交加的梅家而言，这无异于雪中送炭，梅兰芳的祖母大为感激，果然每天到李家去取8吊钱。全家的生活来源有了保障，梅兰芳就不必再去演出，每天待在家里安心养病。40天后，梅兰芳病愈，重新登台。当时，李宣倜接济梅家，完全是出于爱才心切，以他当时的显赫地位，自然没把这300多吊钱放在心上，但梅兰芳却对此番恩情终生不忘！

梅兰芳写给李宣倜的信

岁月沉浮，人生的际遇总是很难捉摸，更何况是在乱世之中。两人在晚清时结识，经历了清朝覆灭、民国建立，后来抗日战争爆发，梅兰芳蓄须明志，李宣倜附逆汪伪政权，为世人所唾弃。

抗战胜利后，他已妻离子散，穷困潦倒。他蜗居在上海的一间小公寓里，无依无靠，晚景凄凉。富贵时的朋友早已消散，别人对他唯恐避之不及，但梅兰芳从不避嫌，不光每月资助他200元生活费，还经常派上海的弟子前去陪他聊天解闷。梅兰芳每次到上海演出，必先把李宣倜接来吃饭，依然毕恭毕敬，喊一声“三爷”。

1961年，李宣倜病重，弥留之际，梅兰芳侍奉床前，并向他承诺，将一力承担其身后之事。不久，李宣倜辞世，他身边几乎没有亲人、朋友，全部后事均由梅兰芳亲力亲为，操办妥当。

陈巨来篆刻作品

两个月后，梅兰芳也溘然长逝。篆刻大师陈巨来在回忆录中提及此事，感叹“苟梅先死二月，则李尸臭矣！”陈巨来与梅、李二人都相识，是这段往事的见证人。他的话也许过于直白，却更让人对这段情义升起敬重之意。

据民国时期有人统计，民国期间武将通敌的极为罕见。而文人通敌，特别是著名文人通敌的则比比皆是。在我看来，中国文人，特别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之后，中国的“士”已沦为统治者的附庸，他们最长于清谈，最长于享受。在承平年代，他们“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把知识作为谋生、出仕的重要手段。一旦世局变化，特别当外敌入侵，长期被权贵供养，声色犬马，耽于享受，意志和身体都薄弱的文人，为继续保持原有的生活水准和社会地位，抛却仁义道德，投敌叛变，也就成为稀松平常之事了。兴许这就是世人所说的“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的深层次原因之所在吧。

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相较我们所搜集的这些民国时期寡廉鲜耻、投敌叛变的所谓福州知名文人，在逃出元营奔赴福州投奔宋帝重新组织抗元的文天祥，“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则更显出其彪炳千秋、流芳百世的人文精神和道德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