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木木

编辑|观星

从天宝十五载六月潼关陷落到七月肃宗登基的一个月时间内，玄宗放弃长安西逃，玄宗、肃宗分兵，肃宗私自登基，唐中央的巨变的影响迅速辐射到各地。

此阶段最为突出的就是巨变之下各方的反应，唐权威的衰落在这一个月的表现尤为明显。

潼关失陷，极大地损害了唐廷的权威，首先，出现第一位主动投降叛军的唐军高级将领，蕃将火拔归仁强虏欲复守潼关的哥舒翰及诸将投降叛军。

直接导致哥舒翰“揭榜收散卒，欲复守潼关”这一军事行动的失败和原本忠唐勤王河西地区的内乱。其次“河东、华阴、冯翊、上洛防御使皆弃郡走，所在守兵皆散”。

官军不战而逃失去斗志，长安“士民掠扰奔走，不知所之，市里萧条”，唐统治地区士气大减，人心惶惶，以致“上御勤政楼，下制，云欲亲征，闻者皆莫之信”。

在这种情况下，玄宗没有进行积极地战略部署而是计划放弃长安入蜀中避难，这种秘密西逃的行为，加重了京畿吏民的恐慌，极大的降低自身权威性。

所过之处官员百姓皆脱身走，随从亲信逃离，马嵬驿六军哗变，逼杀杨氏一族，扈从玄宗的军士流言不逊欲自谋出路，玄宗不得已以春彩十余万匹宣慰将士平息了众怨。

实际上，玄宗西逃的恶果远不止这些，两京收复后，三司议陷贼官罪状。

一、战事的发展

玄宗弃长安的行为成了伪官辩护的依据、叛军坚守的理由。李岘为伪官辩护言“贼陷两京，天子南巡，人自逃生”。

史思明杀乌承恩后，为再次反唐造势，谓诸将曰：“陈希烈辈皆朝廷大臣，上皇自弃之幸蜀，今犹不免于死，况吾属本从安禄山反乎！”

在没有沦陷的地区，关内道郡县官员也非正史所载弃郡逃生，《唐故特进太子少保郑国李公墓志铭》所载“便桥之役，我师败绩，自新平属之五原，二千石皆反为贼守，莫有勤王者”。

可知唐王朝根基所在的关中地区投敌或准备投敌者众。

长安处于无组织状态，“于是王公、士民四处逃窜，山谷细民争入宫禁及王公第舍，盗取金宝，或乘驴上殿。又焚左藏大盈库”。

奉命留守长安的崔光远、边令诚皆投降叛军，宠臣陈希烈、张均、张垍等皆降于贼。

在河西羁縻地区，原先为唐作战的各族脱离控制，“河西诸胡部落闻其都护皆从哥舒翰没于潼关，故争自立，相攻击”。

唐廷将领也存有保全实力不奉诏命的心理，肃宗征兵河西，河西节度正、副使相谋欲“缓师以观变”。

《资治通鉴》言玄宗西逃后“于是贼势大炽，西胁汧、陇，南侵江、汉，北割河东之半。”

在已经沦陷的地区，原先的亲唐势力产生动摇，在河南道，雍丘唐军将领欲降贼，“有大将六人，官皆开府、特进，白巡以兵势不敌，且上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贼”。

可知长安失陷，皇帝不知所踪，使各地苦守的唐军的意志产生动摇，陷入信任危机。

在河北道，李光弼与郭子仪放弃唐军在河北道的有利形势，收兵勤王，仅留河北本地的团练兵守常山。

总体而言，此时河北诸郡勤王势力转为守势，一些唐廷官员因潼关沦陷、唐军主力西撤产生动摇。

常山太守王俌欲投降叛军，被诸将杀死。掌握三千人朔方兵的信都太守乌承恩消极自保。

虽然在长安陷落后沦陷地区的唐军没有出现大量叛逃的情况，但唐廷权威随着战事的不利在沦陷地区逐步减弱，这种权威受战争结果影响的情况在河北道尤为明显。

自李、郭二人西入井陉后，史思明将卒颇精锐，皆平卢战士，逐个攻伐、招降勤王的河北道中部、西部郡县。

八月攻陷西部常山、赵郡，九、十月陆续攻克一直坚守的河间、景城等东部各郡，招降乐安、信都，河北各郡的勤王势力在兵力方面完全无法与叛军主力抗衡。

坚守决心也已动摇，《颜鲁公行状》明言此事“然人心溃叛，不可复制。公乃将麾下骑数百，弃平原渡河，由淮南、山南取路，朝肃宗于凤翔行在”。

颜真卿撤离后，叛军合围河北道最后的勤王地区饶阳，至此河北全境沦陷。史思明自七月对勤王郡县的围剿十分彻底。

不再以天宝十四载任命当地原唐廷官员、以团结兵为镇守主力这样较为松散的控制河北道地区，而是在博陵“时博陵已降官军，思明尽杀郡官”。

在常山亦杀数千人，“郡置防兵三千，杂以胡兵镇之”，史思明屠戮亲唐官员防止再次勤王，并以胡兵为镇守，自此河北道的亲唐势力基本瓦解。

直到乾元元年，在河北道西部也就是原先河北道勤王大本营的平原、清河地区才有降唐的举动，但也很快被瓦解了。

《资治通鉴》记载“安庆绪之北走也，其平原太守王、清河太守宇文宽皆杀其使者来降。庆绪使其将蔡希德、安太清攻拔之，生擒以归，于邺市。凡有谋归者，诛及种、族，乃至部曲、州县、官属，连坐死者甚众”。

经过史思明、安庆绪对原先亲唐势力的屠杀，史思明进行改制整合部众以巩固叛军在河北地区的统治，颜真卿率部分唐军撤离河北道。

至此，原属河北道的亲唐势力再也没能对战局发挥作用，河北道失去亲唐势力后，唐廷用以彰显权威的礼仪制度、赏赐制度、文化价值体系失去了传递的媒介。

用以彰显权力的唐军也被剿灭，随着战事的发展，唐廷在河北道的权威所剩无几。

二、唐廷权威衰落的非战争因素

肃宗即位后，开始积极备战，重建中枢人员，塑造自身合法性。至德元载七月，郭子仪等将兵五万自河北至灵武，灵武军威始盛，“人有兴复之望矣”。

肃宗通过颜真卿传即位赦书于河南河北江淮等地，诸道“徇国之心益坚矣”。八至到十月陆续召河西安西唐军勤王，向回鹘和西域诸国借兵。

在关内道“民间相传太子北收兵来取长安，长安民日夜望之，京畿豪杰往往杀贼官吏，遥应官军。诛而复起，相继不绝，贼不能制”。

九月韦见素、房琯、崔涣等奉上皇之命自蜀郡赉上册书及传国宝等至肃宗行在，肃宗的合法地位得到玄宗认可，局势向利于唐的方向发展。

但是在唐王朝冗长的备战和筹集军费过程中，沦陷地区勤王势力在叛军正规军的攻势下已经很难坚持下去了。

唐军主力与叛军之间的战役也是胜负参半，唐统治区域内的叛乱、哗变持续发生，在唐廷收复两京后史思明父子延续了燕政权长达四年，甚至再次攻陷洛阳。

唐军在不利的局势下，获得最终的胜利，崔瑞德认为从长期看，唐获胜“关键的因素证明是全国大部分地区继续留恋唐统治皇室”。

因此尽管唐政权在战事上没有绝对优势，但唐廷自高祖以来的王朝的权威，化为实质性的助力，唐廷借此得到外族的帮助，各地非战乱地区依然在唐的控制之下。

唐中央虽然经历了更替，但玄宗到肃宗的过渡是平稳的没有发生内乱。

相较而言，安史叛军虽然具有极强的凝聚力，但是燕统治者之间政权交替皆以谋杀的方式进行，这大大的加剧了叛军内部的损耗，削弱了自身的权威性。

总的来说，肃宗即位后，唐王朝逐渐收复失地，重塑正统，但除去战争形势，削弱唐廷的因素依然存在。

三、两帝并立对唐权威的影响

至德元载六月十五日，玄宗、肃宗分兵，玄宗南下蜀郡，肃宗北上理兵灵武，于七月十二日在灵武自行登基。

肃宗北上召集人马和杀弃郡官员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消极失败情绪的蔓延，对激励关内道忠唐势力起到积极作用，给各地勤王势力以向心力。

《资治通鉴》载“时贼据长安，知上治兵河西。三辅百姓皆曰：‘吾太子大军即至！’贼望西北尘起，有时奔走，由是关辅豪右皆谋杀贼，贼故不敢侵轶。”

此时唐王朝实际上有两个皇帝，虽然玄宗认可肃宗的合法性并平稳的进行政权交接，但两帝并立的局面对唐廷内部形成了一定的分裂。

玄宗幸蜀后，雍丘勤王势力“白巡以兵势不敌，且上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贼”，张巡在堂上设天子画像，率将士朝拜，责以大义以坚定军心。

无论是之前张巡自称吴王先锋使、哭拜玄元皇帝庙，还是现在朝拜天子画像，都是将唐廷无形的权威具像化，用可以被直观感受到实物来让职官感受到唐廷的权威。

将效忠的对象由抽象的皇权化为对唐宗室的忠诚和对玄宗个人的恩报，来增加向心力和凝聚力，从张巡被重重包围仍坚持到最后可以看出这种方式的成功。

这里的天子画像很显然是玄宗画像，可知张巡以玄宗作为唐廷权威的象征、将士效忠的对象，但随后肃宗登基的消息传来，出现二圣并立尴尬局面。

张巡在书信中写道“主上缘哥舒被衂，幸于西蜀，孝义皇帝收河、陇之马，取太原之甲，蕃、汉云集”。

信中称玄宗为主上，肃宗为孝义皇帝，此时肃宗的合法性还没有得到玄宗的认可，张巡在情况不明朗的情况下对二圣的称呼十分谨慎。

但杜甫作于安燕治下长安的《哀王孙》言“窃闻天子以传位，圣德北服南单于”，可知在已明确玄宗传位肃宗，认可肃宗合法性的前提下，杜甫仍以玄宗为天子。

唐人对两帝并立的疑虑也体现在墓志中，葬于乾元元年十月十日的章令信墓志，言“太上皇亲而宠焉，敕书锡赉，恩命稠叠”。

墓志称玄宗为太上皇，即以肃宗为正统，以玄宗为前代帝王，符合墓志书写习惯。

葬于乾元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的曹怀直墓志，载“开元中，圣皇封东岳，君以父功臣，授一子官，上沐圣主之恩，又钟慈父之爱，天宝十五年，凶逆乱华，今上幸灵武，追入宿卫，拜右龙武将军知军事。”志文称玄宗为“圣皇”，“圣主”，称肃宗为“今上”。

“圣皇”即玄宗开天时期的尊号，“圣主”一般指代墓志书写时当政的皇帝，如李志忠墓志中“圣主宠赠”，以“圣主”代称当政的肃宗，可知志文撰者视玄肃两帝并立共同掌权，同为正统。

葬于乾元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赵琛及其妻李氏刘氏墓志，亦称玄宗为“圣皇”，刘感义墓志。

“及开元圣皇好委蕃将，禄山背节，作乱幽燕。由此銮舆南巡，储宫北幸。开皇冲思，蓄睿宸衷。求匡救之才，访拨乱之佐。以公武可计国，文堪政军，至德年中，俾辅今帝。公于是感激成愤，妖祲是图。谏圣人，拂衣凤翔。总兵士，卷甲灵武。”

志文称玄宗为“开元圣皇”，“开皇”，称肃宗为“储宫”“今帝”。

“圣皇”、“开元圣皇”显然是以玄宗时期的尊号称，而非以安史之乱爆发后玄宗的自称和肃宗加的尊号去称呼，按志文所载墓主在战争爆发后由玄宗提拔，可知其倾向。

唐人对两帝正统性的疑虑到大历年间仍然存在，第五玄昱墓志，载初筮仕之渐，入寺人之职，手捧日月，口含丝纶。

官践朝议郎、行内侍省宫闱丞，暨贼臣禄山称兵天阙，凭凌巩洛，涂炭黎氓。圣皇南幸于巴梁，储后北巡于河朔。则谋士展用，忠臣见节焉。

先是中命武臣，侠之中贵，分守郡国，以备侵轶。于显南阳，是称雄蕃，势限荆楚，地临肘腋，府君曾莫中寿，既疾病，启手足，终于长安大宁里之私第。

天子悼惜，使吊赠束帛二百段。按志文所载，墓主曾在玄宗时期任宦官，在战争开始被派往南阳监军，可知深受玄宗重用。

志文中对玄宗、肃宗、代宗的称号分别是圣皇、储后、天子，圣皇即以玄宗开天时期的尊号称，储后则指肃宗的太子地位，墓主卒于大历年间因此称代宗为天子。

这几方墓志的墓主都是受玄宗恩惠的，由志文中对玄宗、肃宗的称呼可知部分唐人不视肃宗为唯一的正统，对肃宗合法性存疑。

最为典型是清源县主墓志，清河县主是寿王李瑁之女，写墓志的是守著作郎秦立信。

书写者为寿王李瑁，志文载墓主“丁酉岁，建亥月十日薨于益昌郡行顿，即以建卯月十八日悬窆于咸宁洪原乡少陵原礼也”。

可知墓志不书写肃宗的年号以“丁酉岁”代称至德二载，以“建卯月”代称乾元元年二月。志文以玄宗至德元年十二月从成都返回长安后加封肃宗的尊号“光天文武大圣孝感皇帝”代称肃宗。

史籍记载马嵬之变后，肃宗欲与玄宗分兵，玄宗“乃令高力士与寿王瑁送太子内人及服御等物，留后军厩马从上”。

而玄宗在入蜀途中“分扈从将士为六军。使颍王先行诣剑南，寿王瑁等分将六军以次之”，可知寿王深受玄宗信任。由此可知墓志书写倾玄宗的立场，仍视玄宗为正统。

同样地，唐人对玄宗的权威性也提出质疑，集中表现在玄宗是否要为安史之乱的爆发和两京陷落负责。

虽然安禄山起兵以诛杨国忠为借口，部分唐人将叛乱归因于杨国忠，但《旧唐书•韦见素传》的评述部分将安禄山反叛归因于玄宗失德。

“赞曰：玄宗失德，禄山肆逆。见素竭节，诸公协力。”

高行晖墓志中记载安史之乱“无何，祸生于宠，虏犯王畿，銮辂次于巴庸，戎马饮于河洛”8，志文言“祸生于宠”即玄宗对安禄山过度宠信招致祸患。

《安禄山事迹》载玄宗西逃后“入宫，憩于树下，惘然有弃海内之思。高力士觉之，遂抱上足呜咽。上曰：‘朕之作后，无负黎元，今朔胡负恩，宗庙失守，竟无一人勤王者。朕负宗社，敢不自勉！唯尔知我，更复何言。’”

按《事迹》记载玄宗认为自己“负宗社”有自杀的念头，高力士抱足阻拦制止，关于玄宗“有弃海内之思”的说法仅见于《安禄山事迹》。

真实性不得而知，但可以说明姚汝能等部分唐人认为玄宗对唐王朝分崩离析的局面负有主要责任，在这种情况下，玄宗的权威性遭到大幅削弱。

由上可知在唐廷政权平稳交接的背景下，唐人对玄、肃两帝的正统性和权威性仍然存疑，皇权是唐政权权威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唐皇权几代相传所积累的威望使得玄宗六叶天子、肃宗七叶天子，具有燕政权统治者无可比拟的权威性，唐廷内部对皇帝本人的质疑必然影响唐政权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