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女人11年后来到中国寻渣男，死在中国，5个儿女个个成她骄傲

#历史回眸##如何识别渣男#

如果要你举出一个现代渣男的代表人物，你一定会说，陆小曼的先生徐志摩，或者张爱玲的丈夫胡兰成。

我今天要告诉你的，却是另外一个人，一个曾经才华盖世，在文学、翻译、历史、考古、古籍整理、书法艺术、政治等各个舞台都辉煌过的文化巨人。关于这个有争议的人，我不想说太多，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他的日本女人。和这个日本女人比起来，他矮了不止三分！

这个日本女人名叫佐藤富子。她有着非常高贵的出身，祖父是北海道大学的开创者，父亲是个工程师。显赫的身份让佐藤富子从小就接受到上层教育，加上她面容姣好，使她由内而外散发出一个优秀女人的特质。而这，也让一个中国青年见到她的第一眼就被彻底迷住了。

一、奇妙的邂逅

这个年轻人叫郭沫若。他当时是去圣路加医院探望重病的友人。那一天，是1916年的一个夏天，他来日本已经快两年。在病房里，护士佐藤富子正端着药盘进来，一袭白衣，明眸皓齿，清纯如玉，如微风一样从他身边掠过，那一瞬间，23岁的郭沫若竟然像花痴一样惊呆了。

那个时候的郭沫若还籍籍无名，虽然在四川老家有一个妻子，但受过新文化熏陶的郭沫若从来没有跟父母包办给他的旧式女子同过房。佐藤富子的出现，如同一道闪电，把他对女人的渴望从枯井中打捞出来。他相信，这就是一见钟情。

回到宿舍，郭沫若把自己想像成少年维特，而那个护士，就是法官的女儿绿蒂。他产生了少年维特的烦恼，于是迫不及待地把他最真实的感受写了出来，希望“绿蒂”能在第一时间感知他的痛苦。

“我在医院大门口看见您的时候，我立刻产生了就好像是看到圣母玛利亚那样的心情，您的脸放出圣光，您的眼睛会说话，您的口好像樱桃一样，我爱上了您！”

中国人和日本人都是比较含蓄的民族，他本可以亲自把信交给富子，但思忖半天，他还是把信塞进了邮筒。

佐藤富子很快就收到了这封用英文写的信。在日本，男人绝不会在见到女人第一眼就去给她写情书，这种仿佛小说里的情节，让她既兴奋又不太敢相信。虽然她从来没有谈过恋爱，但21岁的女子对男欢女爱自有憧憬，那个清瘦的中国人彬彬有礼，热情大方，至少印象也不坏。

不过，矜持的富子并没有回信。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几乎每天，中国人的信都会准时地寄到她手里，里面的内容越来越像火山喷出的熔浆一样灼热滚烫。

郭沫若是何许人？那可是后来震惊中国文化界的大学者、文学家！那些惊人的文字，对一个情窦初开已然怀春的少女绝对有着不可抗拒的杀伤力。

富子沦陷了。她决定和如此才华横溢又有浪漫气质的中国人试着交往。于是，在与郭沫若通过书信交往一个月之后，1916年9月17日，富子终于答复了郭沫若的追求。她写到——“我所思慕的哥哥：每天每天我都在思念你，我不知道你的现状是怎么样……”9天后，安娜在另一封回信中又写到——“哥哥：除你而外我是不能再爱别人，我这个肉体，我这个灵魂，除你而外是不许为任何人所有。”

从这一天开始，他们不再用书信来倾诉衷肠，开始了正式的见面交往。但交往之初她就遇到了麻烦。毕竟她是地位显赫的名门闺秀，而郭沫若只是一个在日本留学的中国穷学生，她的父母坚决反对女儿跟郭沫若来往。

这种理由苍白的反对当然激起了富子更强烈的逆反心理。郭沫若炽烈的爱已经将她的灵魂彻底地攫走，她一刻也不愿意与郭沫若分开。很快，他们便同居了。作为基督教徒之家，富子的父母对女儿与华人青年同居相当气愤，索性断绝了与女儿的关系。富子一不做二不休，跟郭沫若正式结婚，婚后，为了照顾郭沫若的生活，按照日本的习俗，她辞去了医院的工作，并改姓为郭，郭沫若给她的日本女人取了个很西洋的名字：郭安娜。

二、患难中的坚守

1918年郭沫若升入九洲帝国大学医学部，郭安娜为使丈夫安心完成学业，独自承担起全部家务，洗衣做饭，忙里忙外。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安娜和郭沫若一直过着拮据的生活。也正是在这期间，两人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儿子郭和夫。喜爱文学的郭沫若开始接触泰戈尔、歌德、莎士比亚、惠特曼等外国作家的作品，并开始尝试写作。

不久后，郭沫若毕业，两人终于不再为生计而发愁。1919年中国五四运动爆发，郭沫若的激情再次被点燃，他与留日同学组织了抵日爱国社团“夏社”，并开始创作小说和诗歌投向国内，《凤凰涅槃》《地球，我的母亲》《炉中煤》等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发表后，郭沫若的文学才华立即引起引起中国文学界关注。也正是这个时候，跟鲁迅一样，郭沫若决定“弃医从文”。

医生是一份人人艳羡的职业，既体面又有较高收入。原本以为工作以后，生活从此稳定而富足，可郭沫若以写作为生的决定又将他们的生活推向了贫穷。已经与家人决裂的安娜得不到父母的接济，她又没了工作，两口子的日子过得恓恓惶惶，而第二个孩子郭博的降临，更将他们的生活推向了谷底。最难的时候，他们交不起房租、买不起米面。为了多挣点稿费，郭沫若除了写作，又做起了翻译，可是好不容易完成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的译作，译稿却被老鼠咬毁而未能出版。望着一堆碎纸片，郭沫若觉得他的心也碎了。

看到丈夫追求理想而不得的痛苦，安娜心疼万分。这样清贫如洗的日子，她没有一丝绝望，反而觉得跟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丈夫在一起，跟他同甘共苦，比什么都值得。她不让丈夫插手柴米油盐的一切琐事，甚至连该男人干的粗活她也全部捡起来做，她只要丈夫安心地毫无旁鹜地写作。

孩子一个个地降生，生活的担子一天比一天加重，郭沫若没有理由放松自己。写作时，没有桌椅，他就用皮箱代替，没有砚台就用磨平的砖头代替…… 在相濡以沫的困苦岁月中，是安娜给了郭沫若在异国他乡最大的精神慰藉，也是她的爱与热忱激发了郭沫若的创作欲望，在此期间写出了很多脍炙人口的作品。

1921年8月，郭沫若的第一本新诗集《女神》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谁也没想到这部洋溢着强烈浪漫主义气息的作品是在上顿不接下顿的艰难处境下完成的。一炮打响后，创作力惊人的郭沫若连续出版了多部作品。1922年3月15日，郭沫若主持创办了《创造季刊》，同年，完成歌德名作《少年维特之烦恼》的译著，随后，他创作的疆土拓展到戏剧，三部以女性为主角的历史题材戏剧《卓文君》、《王昭君》、《聂嫈》相继问世，并在之后形成合集《三个叛逆的女性》出版。1924年，郭沫若通过翻译苏联作品开始接触到共产主义。

三、不辞而别

取得九州大学的学士学位后，郭沫若带着妻子回到动荡不安的中国。他们辗转奔波于上海、广州、汉口等地。向往革命追求进步的郭沫若投笔从戎，担任了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兼第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1927年南昌起义爆发后，郭沫若赶往南昌参加起义。在瑞金时，郭沫若与贺龙一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起义军在潮汕失利后，郭沫若遭到国民党政府的通缉，在内山书店老板、鲁迅先生的挚友内山完造的帮助下，1928年2月他再次携全家避居日本。

此时的郭沫若虽躲在日本，但他的创作一直没有中断。在日本，他研究的触角延伸到中国古代史、金石、甲骨文，还翻译了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

和安娜在一起的时期，是郭沫若在文学创作上的第一个高峰时期，这个时期奠定了他成为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文字学家、考古学家的坚实地位，正如他自己曾说的，安娜是他生命中的圣母玛利亚，是他永远的维纳斯。

随着郭沫若名气的日益高涨，他与安娜的生活也开始富足起来了。但现实生活中，很多夫妻可以共患难，却不能同富贵，再说当爱情保鲜期一过，男人的本性就暴露出来。郭沫若开始夜不归宿，他一次次地和陌生女子鬼混，不慎染上了性病，还过给了妻子。郭沫若本身也是医科毕业，但他自己错误地诊断为淋病，还耽误了治疗。在龚济民著的《郭沫若传》中有这样的记录：1933年10月31日，他写信给恩师小野寺直助求助，恳求介绍关东专科名医给予治疗。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折磨，夫妇俩的病才得到根治。

尽管郭沫若自己也曾一度很悔恨，但终究不及安娜那样认真和伤心。安娜从未想过自己深爱的男子会背叛自己。在郭沫若的哀求与忏悔下，安娜最终选择原谅丈夫。但此时郭沫若已经开始变心了。1934年，《大公报》特派记者于立忱来到日本，她住的隔壁刚好就是郭沫若家。于立忱长得非常漂亮，这让郭沫若心动不已，两人就在日本搞起了“地下恋情”。

于立忱

转眼到了1937年，郭沫若与日本女人结婚的第21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7月25日凌晨4点半，郭沫若悄悄带着行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他在日本的家，只身一人回到了中国。而熟睡后醒来的郭安娜，却根本不知道，自己和五个孩子就这样被丈夫无情抛弃了。安娜继续带着五个孩子在日本艰苦度日，依靠打零工维持生活。她干过煮糨糊、腌咸菜等杂活，也干过苦力活，这些她都能承受，因为她一直以为郭沫若有一天还会回到她和5个孩子的身边。

郭沫若回国参加抗战的消息让日本当局大为恼怒，他们对郭沫若住所进行了彻底搜查，还对安娜严刑拷打，囚禁了一段时间后才将她放出来。在被监禁的日子里，安娜还想办法给郭沫若写信：“你此番回中国是走对了，如果被刑士、宪兵抓着了，你是没法活命的。”自己的命都快没了，她还在担心丈夫的命。

安娜前后被监禁过3次，她都坚强地熬了过来。后来，安娜碰到了一个更大的难题。日本军官对安娜说，把你的几个孩子都加入日本籍，这样他们才可以受到保护，不然的话，他们只会受到虐待。出于对丈夫和丈夫的祖国无比的热爱，安娜坚定地拒绝了，她明白只要郭沫若的儿子加入日本国籍，就能被名正言顺地强征入伍。让儿子去攻打自己的祖国，安娜绝不允许这样的情形出现。她告诉自己的5个孩子：“你们都是中国的血统，中国的骨肉！你们都是中国人！”

四、无言的诀别

郭沫若与于立群

1938年，46岁的郭沫若和于立忱的妹妹、演员兼书画家于立群在重庆举行了婚礼。于立群比郭沫若小24岁，同样貌美如花。此后的十年间，他彻底与安娜断了联系。直到抗战结束后的1948年， 安娜偶然得知郭沫若的消息，便携儿带女到中国万里寻夫。可是她万万没有想到，郭沫若身边站着一个年轻女人，年轻女人身边，竟然还有5个孩子。那一刻，安娜想起郭沫若回国前，她曾对他说过的话：“走是可以的，不过不能像从前那样胡闹才是。你的性格不定，最足担心。只要你是认真地在做人，就是有麻烦，我也只好忍受了。”那一天，安娜无处可去，她只好带着儿女们暂时住在郭沫若的家里，两个女人，同一个丈夫，一大堆孩子挤在同一个屋檐下，那种尴尬，让安娜无比难受。

郭沫若的好友冯乃超也很同情安娜，他找安娜恳谈道：“安娜夫人，请您本着对沫若兄一贯的爱心，尽快结束这种令人愁肠万断的局面吧！”

安娜心想，不能为了恢复一个旧的家庭，而去破坏一个新的家庭，我已经吃了许多苦，何必再让别人去吃更多的苦？

她重新拿起行李，喊上儿女，平静地对郭沫若说，“我走，让她留在你的身边吧！”

安娜伤心地离开郭沫若再次返回日本。到了日本，她还是选择了原谅，认为这不是郭沫若的错，是战争带来的变故。新中国成立后，安娜带着郭沫若的4子1女回到中国，正式加入中国国籍，并在政府的安排下定居于大连。很多年后有人问安娜，怨不怨恨郭沫若。安娜回答：“我觉得他也够可怜的了。我是无所谓怨也无所谓恨。我觉得还是不怨不恨心里才感到轻松些。”

晚年的安娜每年都要到日本探亲一次，不过每次去日本只呆短短几天，她向亲人表示，她毕竟已是风烛残年，不能死在日本，要死也要死在中国，把骨头埋在中国，“因为我是中国人”，安娜如是说。

文革时期的郭沫若

两个人的最后一次见面是1978年早春，郭沫若病危之际，84岁的安娜去医院探望自己生命中唯一的也是最爱的男人，但仅仅只呆了片刻就出来了。60多年有甜蜜但更多是苦涩的记忆已如断线的风筝飘然远去，所有的爱与恨都已经显得多余。

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逝世，享年86岁。16年后，1994年8月，安娜在上海病逝，享年101岁，她把自己的全部积蓄捐给了中国政府。那一段刻骨铭心的异国情缘，曾是他们生命中最美丽的花朵，却还是经不起岁月的摧残而无奈凋零。

安娜，一个伟大的女性，她用最饱满和无私的爱书写了令人震撼的人生传奇。她在艰难岁月中一个人养大的孩子，没有辜负她的培养，一个个都成就非凡：

长子郭和夫，中国科学院著名化学物理学家。

次子郭博，建筑家和摄影家，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上海市政府参事室参事。

三子郭复生，中国科学院动物所工程师。

四子郭志鸿，钢琴家，中央音乐学院客座教授。

女儿郭淑瑀，毕业于北京大学，是唯一传承父亲文学理想的才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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