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上将李志民回忆由游击队调入红五军黄公略部任中队党代表

一九二八年十月，红五军在粉碎了敌人三省“会剿”之后，由湖北通城挥师南下，向江西挺进，在江西台庄召开了军委会议，讨论行动计划，并决定按幽居会议的决议将红五军与平、浏、修、铜的赤卫队混合改编为三个纵队、十个大队，第一纵队长李灿、第二纵队长黄公略、第三纵队长贺国中，另军部直辖一个特务大队。经过整编，红五军的力量得以加强，可是，整编后不久，由于敌人的封锁，经济供给状况日益困难。为了冲破敌人的重围，并求得经济、物资上的补充，军委会又研究决定:由彭德怀、滕代远、邓萍、贺国中、李灿、张纯清率领五个大队约八百人、五百支枪向南转移;由第二纵队长黄公略率领其余部队继续留在平江、浏阳边境坚持斗争，并相机掩护主力部队行动。

十一月十七日，红五军主力攻克万载县城，占领一个星期，筹款万余元，补充了部队冬服。这时，江西敌军闻讯，出动三个团的兵力由南昌向万载急进，彭德怀、滕代远待敌军离万载仅半日行程时，才从容地率部主动撤离县城，取道潭埠、株潭、宜春、萍乡、莲花，直奔井冈山。

红五军主力上井冈山后，留在湘鄂赣边的红五军第二纵队在黄公略率领下，在湘鄂赣边的平江、浏阳、修水、铜鼓、武宁等县坚持游击战争，并与地方党委、游击队互相配合，深入发动群众，开展以抗租、抗债、抗粮、抗捐、抗税为内容的“五抗”运动，农民的革命斗争又日益高涨。这时，红五军第二纵队的一个大队由李实行、余伯坚带领来到丙子岭一带活动，我正高兴我们高坪区游击队有了主力红军作靠山，今后配合主力部队作战一定可以打更多的胜仗，没想到十二月初的一天，县委委员刘大荣(即张运鸿)到游击队来找我，告诉我说，“县委根据幽居会议的决议，决定抽调你到红五军第二纵队去当中队党代表，你有没有意见?”

由于决定来得突然，我思想上没有准备，一时拿不定主意，我既向往到红军主力部队去，跟着彭老总南征北战，实现为穷人打天下的夙愿;又考虑到主力部队之后，要背井离乡，丢下年迈的父母和妻儿老小一家人，远走他乡，怎么办呢?我沉思片刻，想到自己从小立志“毋忘国耻，振兴中华”;参加农民运动时，决心致力于国民革命，为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而奋斗;入党时也曾庄严宣誓“服从组织，牺牲个人，努力革命”，为了革命大业岂能留恋故土，留恋家庭?我下定了决心就向刘大荣表示:“我服从党的决定，明天就去红五军工作。”

刘大荣知道我很孝顺年迈的父母亲，便关切地问:“你的家怎么办呢?”

我坚决地说:“自古忠孝不能两全，为国为民尽忠就不能尽孝了。我走了以后，我的家特别是我七十多岁的父母亲，就拜托地方党组织和战友们照顾一下了。”

刘大荣点点头说:“没问题，你放心走吧!”接着，他又问我:“你在东乡一带活动很长时间，大家都熟悉你的名字和现在李轩这个化名，今后你到红五军去工作，为了保密，最好再改个名。你看改什么名字好?”

我心想，我们山沟里的老百姓与财主打官司时常说一句话:“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改名换姓，远走他乡。”我相信革命一定会打赢，不必改名换姓，但为了革命需要，改个名字还可以，不必换姓。可是，改什么名字好呢?我斟酌了一会，便回答说:“姓不改了，既然我立志为人民谋福利，投身革命事业，就改名为“志民”—立志终身为人民吧!”

刘大荣欣然赞同，便从口袋里掏出个小笔记本，撕下一页纸写了一封简短的介绍信:“王炳良同志:兹介绍我县CP李志民同志到你中队任党代表。刘大荣。”

第二天，我向张维和游击队的战友们告别，一年来朝夕相处、并肩战斗结下的战友情谊，使我们大家都依依不舍，再三互嘱珍重。他们送我上了路，我便带着刘大荣写的介绍信到丙子岭另一条山坳里，找到红五军第二纵队第二大队四中队(一九二九年四月改编为红五军湘鄂赣边境支队第二纵队第七大队四中队)中队长王炳良，就任四中队党代表。从此，我开始了一生的革命戎马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