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恭澍回忆平津绥靖戡乱：绥靖总队和第一大队（1）

前文中，出现过两个专用名词，一个是"特种组织"，一个是"特种部队"，这两个名词很容易混淆，也许曾并为一谈。现在先就这两个名词的含义，结合之与当时的实际状况，加以解释说明，并略予以引申评价。

这原是个相当枯燥的问题，平常也很少有人谈论，甚至于有意避讳而不去触及。正因为如此，所以显得越发神秘，由于神秘，更易于导致误解。其实，大可以敞开地谈，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实际上，"特种组织"及"特种部队"普遍存在于全世界。无论是民主国家或集权国家，进步国家或落后国家，大多都有类似的机构在活动中，只是名称、规模大小有别而已。于此，也足以反映出"特种组织"及"特种部队"的存在，自有其一定的价值以及不同程度的需要。

所谓"特种组织"，就是为执行特定任务而构成的指挥体系，而"特种部队"则是为执行特定任务所组织的编制武装。

关于"特种"二字的沿用，笔者曾有记述："'特务'一词，乃是由'特别任务'、'特殊任务'、'特种任务'演化而来。我国民政府正式创办情报训练机构之始，就叫做'特务警员训练班'，其后又有'特种警察训练班'等等。"在这里，无妨再作补充说明如下：

无论是"特别任务"、"特殊任务"或"特种任务"，都可以用"特务"二字涵盖之，因为"特务"这个名词长时间被人们有意无意地给误解了、轻侮了、作践了、丑化了。所以就被动地在言语文字中避免用"特务"而代之以"特种"，提起来这也是一件颇耐人寻味的事。

说也奇怪，"特种"一词，也许是用起来不习惯的缘故，却始终不大流行。其间，关系方面也曾竭尽心智地想找一个既受听而又适当的名称来概括此类工作，可是总找不到、也造不出新的来。不知道是谁出的主意，或采纳了谁的建议，就勉勉强强地用了"情报"一词。严格地说，"情报"只是"特种工作"中的一个项目，无论从字面上及实质上都涵盖不了全部的"特种工作",可是既然用了，也就一直因循着用到现在。

于此，我们可以了解到，"特种工作"就是"特务工作"，也就是目前在国内统称的"情报工作"。在民国三十六年（1947）的当时，所谓"特种组织"，指的是由"军统局"改制后的"保密局"、存在已久的"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以及"国防部第二厅"所属的若干外勤单位。此外，还有一两个专事搜集（研究）国际情报的小型单位而言。

至于"特种部队"，其与"特种组织"的分别，除了上文所作的解释亦即"组织"为"指挥系统","部队"则是"制式武装"外，在基本任务上、活动方式上均有所不同。另有一点较为明显的是"特种部队"原则上穿着制服，公开配备武装，唯在必要时亦可"便衣从事"。

再就以往已经有过的前例而言，如民国二十二三年（1933-1934)，江西"剿共"初期所成立的"别动总队"（请留意"别动"就是"特别勤务"),抗战胜利后，由"忠义救国军"改编而成的"交警总队"（名义上虽称"交通警察"，实际上则专事对付共军），以及民国三十六年（1947）春在四川由青年军所编组的"国防部人民服务总队"、现在的"国防部绥靖总队"等，都属于"特种部队"。

"特种部队"有临时性，不纳入"正规部队"的序列，一俟任务达成，或环境改变、对象消失，即予解散或改编。

"特种部队"与"特种兵部队"也不能混为一谈。"特种兵部队"是按照"兵种"区分的，如"工兵"、"炮兵"、"伞兵"、"装甲兵"、"化学兵"等，都是"特种兵部队","特种部队"则标的于特殊任务。

近年来，我"国民政府"已不再使用"特务工作"或"特种工作"一类的名词，通常均改称为"情报工作"。对于"情报工作"一词的使用，笔者曾表述了以下的意见："用'情报工作'来涵盖情报、行动、破坏、策反、反间、心战、政战、突击、游击等所有的特种勤务，并不周全：也很容易与专业性的'搜集情报'、'处理情报'、'运用情报'等混淆不清。"虽然如此，可是迄至为止，所谓"情治单位"这个名词却仍普遍使用，而且大家都知道它的含义是什么。也就是说，早年所用的"特种组织"，已被现在的"情治单位"所取代。

再说"特种部队"，目前想是已不复存在。

有了以上的概念，再阅读下文，就比较容易多了。

"励志班"每隔数月训练一期，在南京前后举办了三期就停办了，为什么？这自与大局之日趋逆转有关。第一大队在北平自办了一期，上级准列为"励志班"第四期，也只有这一期而已。据说还有福建长泰的第五期，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经过"励志班"训练的学员，全部共有多少人？应该有个正式记录，有的话，也早已湮没在老档案中，如今是无从查考的了。约算一下，总在1000人以上吧。

第一期开训不久，班里发生了一件许多人都不知道的事故，不该发生的事情竟然发生了，实在说不过去。所以原不打算写出来，以免自曝其短，甚至贻笑大方。可是这也是一件值得警惕的事，同时也可以看到共产党的无孔不入。如果这些理由还不够，那么，这类事件的发生，所带来的影响又是如何？也需要提出来研究研究。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有一天，总队长刘培初先生集合全体学员在教室讲话，他所讲的主题是本总队的"四大任务"。同时还鼓励大家能做一个"绥靖"、"情报"、"行动"、"突击"四项全能的高手。这时候，总队长在台上讲，训导员、区队长等则不时在台下巡视。巡视中，王兆芬区队长突然看到有两名学员一面佯作听讲，一面互相传递小纸团。王区队长见了急忙上前追问："你们在干什么？"并叫他们把刚才传来传去的小纸团拿出来。此刻，那二人中的一人，一看情形不对，仓皇之中把那个小纸团又揉搓了几下，就赶紧塞到裤袋里面去了。王区队长眼快，不容他们掩藏，立刻就把那个小纸团搜出来了。打开来一看，两个人一来一往写了三句话：头一句："他所讲的这一套对咱们非常不利。"第二句："幸好大家还没有听进去。"第三句："不然，大家不是都很入神地听吗？"以上这三句对话，以第一句最为可疑：什么是"对咱们非常不利"啊？这"咱们"二字指的又是谁？于是就把这两个人带出教室，严加讯问，而教室中的人并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当时笔者本人也在场，可是对于这件事，已经印象模糊了。

据当时巡视教室、发现此事的王兆芬同学（训练时的区队长、分发后的指挥员）谈起："讯问下来，这二人承认他们都是共产党，并且理直气壮地威胁说：'你们要是杀了我们，将来一定会遭到报复。'"

王兆芬同学还记得，这两人一名杨荣远，河北河间人；一是王铭扬，山东人。杨荣远曾在印缅远征军第六军廖耀湘部当过下级军官，胜利复员留营，参加"新闻训练班第一分班"，在綦江受训，其后转入"国防部人民服务总队"，因表现突出，遂被选入"励志班"受训。另一名王铭扬，自青年军二零五师复员，又在"人民服务总队"工作，与杨荣远同事且又同谋，亦因表现良好，同时选入"励志班"受训。

大致情形如上，至于他们何时何地加入共产党，受谁指使渗入"励志班"，以及负有何种任务，其企图又如何，因已将全案移送主管单位办理，故不再过问。至于这两人都做了些什么"口供"，是否有什么牵连，其结果如何，我们就完全不知道了。

说也奇怪，像这么有刺激的事，怎么一点记忆都追不回来！

这件事在总队长刘培初先生的遗著《浮生掠影集》中，有一段简略的记述，内称：

当即把他们逮捕审讯，承认为共产党属实，因在训练期间，无暇及此，把他们送交"调统局"办理去了。由此看来，上级对这一事件，似乎并没有追究责任。

先就发现过程而言，这两个人不是狂妄，便是幼稚，怎么可以在众目睽睽之下，把心里的话写在小纸条上丢来丢去呢？没有想到一旦被发现所产生的后果？如果想要交换意见，有的是机会，也有的是时间，为什么单要在这种场合呢？我看这两个小共产党员，很可能是被吸收之后，没有经过调教，其本身也没有什么历练的两只"新雀"而已。

另外，总队长刘培初先生的记述，果是实情，那么他因为"无暇及此，把他们送交'调统局'办理去了"，大有事不关己，一笔带过之嫌，也不无可议之处。谁都可以想象得到，两名共产党竟渗透到我们的特种训练机构，这该是一件多么严重的事！不能光是确定这两个家伙是共产党员，推出门去就算完事了。照我个人的想法，除非是刘总队长已经做了某种补救的处理而不好意思写出来，或者是唯恐暴露太多有所不便，否则，下列的一些处理程序和注意要项也须做到才是，类如：

一、立即将全部事实向"班主任"郑介民先生提出口头或书面报告，并请示处理。因为"励志班"的主管应该是"班主任"，而不是"总队长"。

二、应循甄选过程，彻底清查这两名共产党是如何进入"励志班"的。虽不一定要追究责任，但总要把来龙去脉弄个水落石出。又何况此刻的刘总队长，也正是该两人工作过的"人民服务总队"之总队长，自有其推脱不掉的责任。

三、其他姑且不论，在移送之前，最低限度也要查明该人等在"励志班"中已经做了些什么，以及是否尚有同党。

此外，如果要谈特种训练，这正是一个教育的现实教材，为什么不好好地加以利用？假定有顾忌的话，也无妨修修剪剪，去芜存菁，仍不失为一篇上好的讲义。

以上这段话，讲的是事理，无意于抬死杠、搬差头也。

这件事，记到此处为止，至于王铭扬、杨荣远二人的结果如何，我们的确都不知道。

且说"励志班"第一期结业后，"绥靖总队"遂即成立，除分发派遣外，紧接着续办"励志班"第二、三期。

查考了许多有关资料，同时也征询过在台同学、同志们的记忆，再加上笔者个人的了解，"绥靖总队"编制员额大概如下：

"绥靖总队"设于南京（地址是朱雀路四象桥首都商场），共辖七个大队、三个直属中队及一个直属突击大队。

七个大队按顺序分别设于河北、东北、山东、河南、山西、湖北及安徽。三个直属中队则分布于江浙一带。

每个大队有正式任用（编制内）官员300余人，运用人员（编制外）中，少尉待遇400余人，合为600余人。以上所计全是"官"，没有兵。

以七个大队、三个直属中队和总队部合并计算，共有6000多名军官。太庞大了，大得史无前例。

每个大队之下，设指挥室，指挥室设工作组，全总队则有30多个指挥室、200多个工作组。

有关"总队部"的编组，除正副总队长外，还有参谋长、指导员以及幕僚单位与事务单位等。

兹参阅"绥靖总队第三大队"大队副兼"皖北第四指挥室"上校指挥员张振东先生大著《宝岛忆往》中的记载，再加上一些琐闻以及笔者的零星记忆，可列出"绥靖总队"所属各大队长之姓名略历等如次：

第一大队长 陈恭澍 军校五期

第二大队长 陈振山 军校十期

第三大队长 刘仁华 后任 王德新

第四大队长 郭重新 后任 杨正之

第五大队长 靳易夫 军校五期

第六大队长 项 xx 不详

第七大队长据称未成立，一说大队长姓余

直属第一中队长 管容德

（其他仍不详）

以上就是有关"绥靖总队"的概略，其中如果有错误，或者发现新数据，以后当予以修正补充。

在这里，笔者要特别提出来的是：全总队的人数概计为6000余人，实际上，由于各大队的发展，当远远超出此数。经与共产党搏斗两年下来，可谓损失惨重，其后在宁波改编，由刘总队长带到台湾来的，只有3500人。而这批人并不一定都是原来"绥靖总队"新成立时的那批人，也就是说，在战争中已经阵亡、失踪、被俘的，总在2500人以上，甚至超过这个数字的好几倍。而此中都是谁？除了少数几个人尚可说出姓名之外，其余的都无法查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