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653年，俄国东正教会牧首尼康发起旨在统一礼仪与思想的宗教改革，要求全体国民停止使用传统的旧经书和旧礼仪，改用希腊教会的经书和礼仪，得到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的支持，史称“尼康改革”。

部分神职人员和广大教众反对改革，坚持使用旧礼仪，自称“旧教徒”。俄国统治阶级分别于1656、1666一1667年举行高级宗教会议，对旧教徒进行诅咒并革出教门，斥其为“分裂派”，由此揭开教会分裂的序幕。

17世纪末，旧礼仪派分化成“神甫派”和“无神甫派”两大派系，而后持续衍化出几十个小派别.成为俄国最大的民间宗教组织。

1800年10月27日，沙皇保罗一世接受部分神甫派旧教徒重新加入东正教会的申请，正式建立以弥合教会分裂为已任的“皈一派”。作为交换条件，俄国政府允许皈一派继续使用旧经书和旧礼仪。

两百多年来，皈一派身处教会分裂两大阵营的斗争中心，竭尽全力促进双方的沟通与谅解，同时还要尽力消除双方对自身的误解和怀疑，为弥合俄国教会分裂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19世纪上半期皈一派在弥合教会分裂中的消极作用

1.俄国政府将皈一派置于被动地位

19世纪上半期，皈一派在创建之初成为沙皇手中随意使用的宗教-政治工具。皈一派的被动地位以及被俄国政府强加的反旧礼仪派性质，为其日后弥合教会分裂设置了重重障碍。

1800年11月，作为皈一派的缔造者，保罗一世不惜亲自为该教派背书。他邀请皈一派代表米洛夫带领30多位旧教徒前往冬宫参加宫廷弥撒宣称政府欢迎所有旧教徒加入皈一派或东正教会，反对旧礼仪派敌视皈一派。

亚历山大一世轻视皈一派的作用，试图用怀柔政策感召旧教徒转入东正教会。他发布1820年法令赋予旧教徒担任商人和市民阶层公职的权力，又通过1822年法规准许旧礼仪派可公开接纳无刑事犯罪记录的逃亡神甫。

结果，很少有旧教徒转入东正教会，一些不甘心被沙皇视为若有若无工具的皈一派教徒却纷纷转回旧礼仪派。

2.东正教会对皈一派的警惕与制约

东正教会对来自旧礼仪派阵营的皈一派充满警惕，试图有约束性地利用该教派消除教会分裂。首先，都主教普拉东欢迎旧教徒归附东正教会，但并未平等看待东正教徒和这些保持旧礼仪的特殊教徒。

他提议用“皈一派”命名这些教徒，无形中造成了东正教会与皈一派之间的隔阂。而他为皈一派立下的模糊定义，巩固了东正教会与皈一派是两个不同组织的观念。

这样，普拉东便把皈一派定义为低于东正教徒、需要教诲和引导的群体，将其置于既非纯正东正教徒又非纯粹旧教徒的尴尬境地。

保罗一世为规范管理皈一派，将该派提出的16项联合条款以及都主教普拉东对其做出的相应调整钦定为《皈一派章程》。

在这份章程里，集中展示了皈一派与东正教会的核心矛盾。东正教会很担心皈一派脱离控制变成独立教会，想用把持皈一派神甫委任权这种方式长期制约该教派。

最后，对皈一派的多方制约。19世纪上半期的俄国内务部资料显示:皈一派神甫只有得到地方主教许可，才能接纳旧教徒加入皈一派。

皈一派神甫要将教徒的出生、结婚和死亡情况登记造册，以备政府和教会查检。东正教会还对皈一派的经济进行制约，如此一来皈一派就会面临无钱可用的情况。

3.旧礼仪派对皈一派的误解和仇视

皈一派未能及时澄清东正教会赋予的模糊定义，导致旧礼仪派对其产生误解。旧教徒普遍质疑皈一派的可靠性，因此，旧教徒对皈一派采取了十分消极的态度。

许多加人皈一派的旧教徒依旧坚持教会分裂思想，彼尔姆省和萨拉托夫省地方官员对此现象感触尤深。更有甚者，一些旧教徒将皈一派当做逃避官方迫害的临时避难所，环境变好后立即转回旧礼仪派。

俄国政府用暴力将旧礼仪派宗教场所及邻近旧教徒移交给皈一派，激起旧礼仪派对皈一派的仇视，认为它是投靠东正教会的叛徒、协助俄国政府迫害旧教徒的帮凶，遂对其展开报复。

怀着对俄国政府和皈一派的仇恨，旧礼仪派修道士A.K.科丘耶夫积极奔走，为1846年创建白泉派立下汗马功劳。

该教派拥有独立的教阶制度和教会组织，解决了旧礼仪派神甫不足的难题且不受东正教会管制，对旧教徒产生巨大吸引力，因而成为皈一派弥合教会分裂最强劲的对手。

二、19世纪下半期至20世纪初皈一派为弥合教会分裂发挥积极作用

1.政治形势推动皈一派走向主动

19世纪下半期至20世纪初，俄国政治形势急剧变化。皈一派紧跟时局，由俄国政府和东正教会的工具转化为具有自主意识的组织，在不同时期为弥合教会分裂做出积极贡献。

亚历山大二世实施宽松的宗教政策，为皈一派敢于提出自身诉求提供了政治保障。可皈一派却因此承受重大考验，这是因为俄国政府赋予旧教徒合法身份后，他们便无需再躲入皈一派保持旧礼仪或保障既得利益。

白泉派成为拥有完整教阶制度的合法教会，比起东正教会附庸的皈一派更受旧教徒青睐。关键时刻，皈一派神甫西蒙于1912年在圣彼得堡召集“第一届全俄皈一派会议”。

他在会上明确指出皈一派的定义和特征，谴责政府和教会的种种制约阻碍了皈一派正常发挥弥合教会分裂的作用。这次会议首次向全俄展现出饭派的主动姿态，引起很大社会反响。

1917年二月革命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取代沙皇政府。东正教会和旧礼仪派第一次可以不受皇权影响、开诚布公地探讨如何弥合教会分裂，而为双方提供交流契机的，正是皈一派。

随着“第二届全俄皈一派会议”的召开，东正教会代表主教安德烈支持皈一派大多数提议，改善了对于旧礼仪派的态度。

东正教会与白泉派就教会联合达成共识，但在以哪方为联合主体的问题上陷入僵局。结果，这次会议虽为皈一派博得广泛支持，却在弥合教会分裂方面功亏一簧。

2.东正教会对皈一派的逐步认同

19世纪下半期，经皈一派不懈努力，东正教会对教会分裂核心矛盾的态度有所松动。西蒙神甫于1898年传教时指出，旧经书与新经书的区别主要体现在文字上，两者在宣扬信仰方面是相同的。

东正教会于1886年颁布的公文中，坚持宗教会议诅咒正确无误，同时辩称该诅咒并非针对旧礼仪，而是针对那些不赞同“尼康改革”、不服从教会管理的旧教徒。

20世纪初，皈一派通过两次宗教会议着力于化解教会分裂的核心矛盾。在1912年“第一届全俄皈一派会议”上，设立皈一派主教和撤销宗教会议诅咒成为主要议题，虽被俄国官方否决，却得到大多数代表热烈支持。

在1917年“第二届全俄皈一派会议”上，多数代表提出设立皈一派主教及主教区的主张。

东正教会在1917-1918年“地区宗教会议”上，集中探讨了上述主张并做出折中裁决:在东正教主教区内附设特别皈一派主教和皈一派教区，后两者均受主教区主教统辖。

苏维埃政权执行的激进宗教政策，致使东正教会神职人员大量流失，许多教区处于主教空缺状态。于是，几乎所有皈一派主教都被牧首派往东正教主教区充任主教。

东正教会有感于皈一派的忠诚，遂于1929年颁布主教公会决议，主动化解了教会分裂的核心矛盾。至此，皈一派终于用真诚和行动打消了东正教会的轻视与警惕，推动俄国教会分裂弥合向前迈进一大步。

3.皈一派对旧礼仪派的吸引力不断增强

19世纪下半期，皈一派积极从事传教活动并取得显著成绩。1867年，白泉派奥努弗里主教、帕夫努季主教和3位著名修道转入皈一派;1868年，享有盛誉的无神甫派修道士保罗率徒弟集体转入皈一派。

保罗后来升任尼古拉皈一派修道院长，担任第一、二次全俄传教会议主席，大大增强了皈一派在旧教徒中的影响力1906年，皈一派在圣彼得堡创办传播广泛的杂志《东正教真理》。

此外，皈一派还组织博学之士与旧礼仪派著名作家B.M.卡尔洛维奇、B.E.马卡洛夫等人展开论战。官方数据证实，1905-1907年转入皈一派的旧教徒人数始终保持着较高水平。

1923年，皈一派主教保罗召集21个皈一派教区的代表举行会议，拒绝与东正教会的“革新教派”合作，坚决抵制少数东正教徒为迎合苏联政府而进行的叛教、裂教行为。

皈一派此举赢得旧教徒普遍敬佩，削弱了旧礼仪派的误解与仇视。有力地促进了俄国教会分裂的弥合。

三、20世纪以来皈一派在弥合教会分裂中起到的有限作用

1.皈一派在苏联及俄联邦时代的艰难处境

苏联政府对一切宗教组织采取压制政策，严重阻碍了皈一派的活动。苏联解体后，深受创伤的皈一派难以恢复昔日实力，弥合教会分裂的工作举步维艰。

十月革命后，在东正教会和旧礼仪派均遭苏联政府打压的情况下，皈一派继续承担弥合教会分裂的重任。遗憾的是，会议列出具体举措受严峻的政治环境影响未能得以实施。

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违背列宁的信仰自由原则，开展反宗教运动。这给皈一派带来致命伤害，近500座皈一派教堂、20所皈一派修道院被摧毁或关闭，大批神职人员被镇压。1937年，最后一位皈一派主教瓦锡安被处决。

这也皈一派组织涣散，教徒只能躲在家里祈祷，很难再开展弥合工作。苏联解体后，皈一派有所复兴，但教阶制度已被摧毁，沦为东正教会辖下微不足道的组织机构。俄联邦皈一派教区均服从所在东正教会主教区管理，在其领导下继续从事弥合工作。

2.皈一派在东正教会领导下继续弥合教会分裂

苏联政府对东正教会和皈一派采取高压政策，相同境遇拉近了两者的距离。东正教会十分重视皈一派为弥合教会分裂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

1971年，东正教会地区宗教会议再次确认1929年主教公会撤销对于旧礼仪诅咒的决议，甚至在1988年地区宗教会议上向旧礼仪派承认错误并悔过。东正教会部分神职人员深知皈一派的工作能力，曾计划重建该派教阶制度。

莫斯科神学院神甫彼得甚至建议，东正教会不仅应恢复皈一派教阶制度，还应承认它为独立教会。但如今皈一派成分已发生质变，绝大多数教徒并非老一辈皈派教徒的后代。

他们加入皈一派的原因十分复杂，不是全部热衷于恢复皈一派教阶制度。俄联邦时期，东正教会依然重视发挥皈一派的弥合作用。此时，皈一派已降级为东正教会管理机构的附属组织，其弥合教会分裂的工作大为受限。

3.皈一派相对于旧礼仪派的劣势与不足

苏联严厉的宗教政策致使旧礼仪派元气大伤，旧教徒人数由十月革命前全俄总人口的1/10降至如今俄联邦总人口的1%。

尽管如此，旧礼仪派在教徒人数、经济基础和社会影响力方面都远远超过皈一派。实力对比悬殊，处于劣势的皈一派很难再对旧礼仪派产生重大影响。

皈一派在东正教会领导下进行的弥合工作显现诸多不足，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分布在东正教会主教区内的皈一派教区组织涣散，神职人员出现断层，无法形成强大的向心力和社会影响力。

而且皈一派教区进行的大多数宣传工作徒具表演性质，无缘参与能够引起重大社会影响的官方活动。

再加上皈一派教区资金匮乏，主要靠“莫斯科牧首辖区对外宗教联络部”划拨、宗教与世俗机构的捐赠。

还有就是“旧礼仪派教区事务及与旧礼仪派相互关系委员会”单独处理旧礼仪派事务，剥夺了皈一派与旧礼仪派直接接触的机会。

总之，在东正教会“羽翼”下的皈一派丧失了主动性，蜕变为教会用以标榜宽厚对待旧礼仪派的演示群体，仅能为弥合教会分裂发挥有限的作用。

结语：

1653年“尼康改革”以来，俄国社会各界关于停止宗教纷争的呼声从未停歇，弥合教会分裂始终是俄罗斯民族尚未完成的迫切任务。

皈一派是旧礼仪派的一部分，他们由于在信仰上与俄国教会一致而被容许与教会共融。皈一派是与俄国教会和普世教会和解的旧礼仪派”。

也就是说，皈一派教徒既是官方东正教徒，又是旧教徒，是化解东正教会与旧礼仪派矛盾的调解人。但在现实中，东正教会和旧礼仪派均不认可皈一派的双重身份，都将其视为对方阵营的一份子，这给皈一派的弥合工作造成极大阻力。

皈一派处于俄国教会分裂中心，在调节俄国政府、东正教会和旧礼仪派复杂关系的同时，还要尽量消除两大对立阵营对自身的误解与敌视。

当前，说服东正教会和旧礼仪派独立教会承认彼此的合法身份，争取更多旧教徒加入皈一派或东正教会，是皈一派面临的首要任务。但经过苏联政府长期打压，衰落的皈一派面对这些任务显得颇为力不从心，其弥合俄国教会分裂的工作依然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