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则余（朱自清的祖父）家庭从未住在海州（府衙）城内

江苏 苗蔚林

在研究朱自清出生地和四岁之前生活地的过程中，看到有观点说：朱自清的爷爷朱则余带着夫人和几个孩子住在海州府衙里；朱则余在海州买了房子住在海州城里…… 这些说法是真的吗？如果我们对明清以来的地方小吏工作、生活的情况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就不会做出那样错误的猜测。

一、朱则余的身份：府衙“小吏”

据有关研究资料记载，朱则余是海州府衙里“承审官”，这个“承审官”是个什么样的官呢？清朝时期的地方政府有“三班六房制”，三班是指快、壮、皂，六房是指礼、吏、兵、刑、工、户，这是仿照中枢朝廷设立的机构。三班的工作性质是体力活，属于衙役工作，六房则是办公室的工作，一般由吏官从事。这“三班六房”里的工作人员不是“朝廷命官”，朝廷不发工资，是编外人员，由地方衙门自行发工资，有点像今天的“合同制”身份的人员。“三班”大致相当于“保安”，“六房”相当于文书、秘书等办公室内勤人员。“承审官”就是一个协助州官办理民事刑事案件的工作人员，是“小吏”。

二、朱则余如何上班、起居？

清朝衙门上班的时间，一般定在“卯时”，也就是早晨六点钟，称为“点卯”。早堂一般一个时辰（合今天两个小时），重点工作都安排在上午，下午一般处理其他诸如文书事务等。到了傍晚，书吏们将当天已处理、未处理的所有文件汇总编号，交由承发房登记封存。

清代的地方衙门，从大门进去一般会有一个院子，穿过院子就进入了大堂，宅门内是二堂，大堂就是升堂的地方。大堂的前两侧是吏舍，旁边两侧是各三个房科，一般书吏就会在这里休息和工作。吏舍相当于今天的机关宿舍。除了家在当地的书吏、衙役下班可以回家外，其他的吏员都住在衙门的宿舍里，每间宿舍居住三到四人，比如《营山县志》卷2记县衙建筑共有“吏舍二十二间”。

哲学家冯友兰的父亲曾在晚清时署理崇阳知县，他有过跟着父母居住衙门的经历，在《三松堂自序》有这样的记述：衙门里有花厅，是县官会客的地方，有签押房，是县官办公的地方。花厅后边，是上房。这里是县官及家人居住的地方，还有厨房和其他零碎房屋。这个格局和体制，大概各州县衙门都是一样。

这些文字记载告诉我们：只有地方主要官员，如知府、同知等这些有官阶、有身份的人，才能带家人全家住在海州府衙里，其他的差役、小吏只能住在集体宿舍里。一个基本的历史常识是：朱则余不可能有资格带着夫人和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其中大儿子还是三口之家，住到海州府衙里，在等级森严的官场上，他不具备这个资格。

朱则余，仅是一名“小吏”，日常住在府衙的“吏舍”里，或许三四个人一间，或许两个人一间，如果一个人住单间，那就是很高的待遇。在休息的日子里，回平明古镇东北角的土房子里与家人团聚，他的夫人带着一大家人住在平明古镇东北方向的蔷薇河畔。有关朱则余家族居住平明古镇，有确凿的文字史料记载。在平明古镇的某一具体位置，已无遗迹可考。据平明当地居民提供的资料，有老辈人回忆：当时朱自清的爷爷家住在埠上村地主大院外的东北角。后人有记述朱则余家的时候，用上“府邸”一词，不过是表达一种尊敬之意而已，就像今天人们还会说“择日前往贵府拜谢”，不过是一种敬辞，并不存在什么“府”。

三、朱则余的收入情况

“三班六房”里的工作人员不是“朝廷命官”，朝廷不发工资，编外人员由地方衙门自行发工资。地方衙门发的工资需要地方官员自己掏腰包。地方官对“合同工”是比较苛刻的，据有关史料：一般来说，“三班六房”人员的一年收入，最多不过12两，或者七两二钱，仅够一家人的日常生活开支。光绪年间，一两银子可以购买107斤粮食，大约相当于今天500元人民币，也就是说，这些人的一年工资收入最多是6000元人民币，可见工资确实比较低，而且还不一定按时发放。他们只能向老百姓搜刮，根据所负责的事务，向百姓索要贿赂，靠着收取这些额外之财，生活才比较宽裕。

而据传说，朱则余做官十多年间，为老百姓办事，“学识丰富，人情练达，赢得海州老百姓的拥戴”。官声如此之好，我们虽不能揣测他是个为民请命的清官，但至少不应当是一个贪官。因此，朱则余不太可能贪财枉法，集聚财富，在海州城里购买房产。即使有些家私，也不可能摆阔显富，租住一个阔气的楼房。这与他的收入、为人都不相符。

另外，今天还有流传的，海州城里，所谓朱老爷住过的楼房，实际是晚清海州府名士、返乡京官、东海平明人朱路的居所，这些都有研究史料为证，与朱自清的爷爷朱则余没有关系，不过是因为都姓“朱”而以讹传讹罢了。

参考资料：

1. 《北京地方志·故宫志》，载《生活晨报》（2018年9月5日），《清朝官员怎么上班》

2. 《大清会典事例》，转引自《清朝衙役在衙门里的生活条件是怎么样的，待遇有多高》

3, 《三松堂自序》（冯友兰）

4. 明代嘉靖《江阴县志》、万历《营山县志》

5.《玩转大清王朝的小胥吏》（作者：李晓巧 ，《文史天地》，2016.11）

6.《朱自清与连云港》（作者：刘成文）

（本文作者系连云港区域文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未经许可，文章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