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恭澍：李士群暴毙（4）

民国三十二年（1943）九月九日，整个上午，我都在外面跑。快到中午的时候，叶吉卿打电话，请我到他家吃午饭，还说李先生就便和我商量一点儿事情。

出入李家的客人很多，有的相识，有的从未见过。和往常一样，我并没有特别注意这些人的形色。

李士群衣衫不整，在吃饭的时候，就露着一副疲态，好像一夜没睡觉的样子。他不经意地问我："听到外面有什么消息没有？"我说："我一向跟外间很少接触，有消息也传不到我的耳朵。不知道李先生你所关心的是哪方面的？"

李说："他们叫我把江苏省让出来，我坚持不肯，所以外面有许多传说。"我问他："不让成吗？"

李很自负地说："不交就是不交，他们又能把我怎么样。"（先前他说的是"不让"，其后又说"不交"。"不让"与"不交"在程度上应有差别。)

我看，他已经失去自制，不能平心静气地面对问题了。于是我好意地劝解说："既然决心不让出这个职务，就得有个干下去的打算，我想李先生也一定有个肆应之道。"

李说："汪先生那边绝无问题，根本上这就不是他的意思。日本方面，我已经托中岛到南京疏通去了，他答应明天一定给我回音。"

我这才听懂，李所说的"他们"是指周佛海、陈公博等一干人而言。如此看来，问题并不严重。

李沉思片刻提提精神说："现在，我们休戚相共，绝不能放弃江苏这个据点。请你立即到苏州来，加入斗争行列，协同老四（唐生明）积极整训省保安队。我知道你是不计较什么名义的，这个问题等定下来再说。目前，最重要的莫过于掌握一部分武力在手上，这才是真正讨价还价的本钱。"

李如此期许，我在不了解情况以及有所企求的心态下，当然是正中下怀了。所以我答应他尽快地到苏州去。

写到这里，我要交代明白，以免在时序上有所混淆。在当时，也就是九月上旬以前，我对于李士群的所作所为和他的设身处境，并不如前文第二、三两节所记述得那么详细，所以还在那里执迷于如何掌握武力，以达成预期的愿望。其实，此刻早已失去契机，为时太晚了。

我和李士群谈到此处为止。饭后，叶吉卿劝李士群去睡一下，留我下来凑搭子，准备要打几圈麻将。

李士群休息了不到半小时，也撺掇着唐老四凑搭子，说是想解解厌气。可见他承受的压力太大，负担沉重。

五点多钟，李带着夏仲明（伪警政部次长，同时也是日文翻译）起身，声称去应酬一个日本人的饭局，吃完了马上就回来。说着，把我拉到他那一桌替他接下去，叶吉卿这一桌刚好有一位太太闹头痛，打不下去，也只有散了。

唐生明抽空小声告诉我说："今天晚上是日本'上海宪兵队'特高课长冈村中佐请客，为的是给李（士群）、熊（剑东）二人解和。"

我也听说过，伪"上海市保安总队"总队长、伪"财政部税警团"副团长（团长周佛海自兼，另一名副团长是罗君强）熊剑东，是站在周佛海那一边的，自周、李内讧以来，熊剑东就是周佛海手下反李的急先锋，曾放话说，早晚总要拼上一拼。据传"上海宪兵队"特高课长冈村中佐与熊剑东有旧，他以"大家都是朋友"以及"职在维护治安"的双重理由，所以才出面邀请李、熊二人餐叙，就便拉个场面。

我和唐老四对于打麻将有偏好，为了急着要打牌，关于李士群赴会的事也就没有再谈下去了。

李士群这顿饭吃到晚上十点钟才回到家。脸红红的好像喝了不少酒，他照了个面，一句话没说就钻到厕所去了，叶吉卿跟进去问他可是不舒服？我们也站在厕所外面看，只见他不住地用食指探到嘴里去挖，挖几下，连连作呕，可又吐不出东西来。

大家都问他，还有没有兴趣再摸两圈，他看了手表，摇摇头说："来不及了！"

李在沙发上坐了几分钟，一句话也没说，就催叶吉卿快点儿穿衣服，搭夜车去苏州。

李等一行五人，十点二十分离开寓所，和往常一样，赶往车站。我告诉他说："最迟后天，我一定来看你。"

第二天（九月十日）上午九十点钟光景，"华邨"里就传出李士群的死讯，我听了将信将疑，当然要想办法求证。去找老齐，他出去了，齐大嫂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想去问问万里浪，他消息灵通，一定知道。可是我从心里就不愿意再沾惹他，欲行又止，还是算了。又想问问楼上的李亮，或者是隔壁的林焕芝，巧得很，都不在。

中午不到，中岛突然打电话给我，从他嘴里证实了李士群的确是"病故"了。

我好乱，似乎有一种失落感——不但许多功夫白费了，说不定还会有麻烦。

电话上，我问中岛要不要见个面详细谈谈？他说这也正是他的意思。于是约定：我在"华邨"等，他打电话给"平洋房"（日木"梅机关"驻在"七十六号"的一个"分遣"小单位）的人，叫他们找一辆车子，送我到虹口，

有两名日本宪兵接我到虹口去，家里的人又担心，巷子里的邻居们也投以异样的眼光，好像是又发生了什么事故。

本来我还沉得住气，被他们这么一来，我倒犯了嘀咕。可是非去不可，事实上也没有什么好怕的，不见得李士群一死立刻就会祸事临头，牵涉到我。

见到中岛，一如往常，这才放下心来。

中岛对于李士群的死因，很难从他说话的口气中听出眉目来。他所要谈的，也正是我最关心的，是李死后，南京伪政权将有一些小波动，在人事上却免不了有一番大调动。中岛说："我们之间的合作关系，也必须重新调整。"

中岛遂又加重语气说："你陈先生由于'河内事件'之故，是无法见容于汪政权的，所以我有一个腹案，就是脱离汪政权的束缚，单独建立合作关系。如果你不反对，我就向上级提出建议了。"

我连合作的内容是什么，都不曾问他，就一口答应下来了。因为李士群一死，唐生明势必去职，过去的那套想法，亦将随之落空。如果要多辟蹊径继续干下去的话，总要有个"依附"才能立足，无法立足，就不能活动，不活动，那还不如早一点儿回后方去领罪的好。

话说到这里，中岛另外有事，我们约定，明天一早在车站相会，一起到苏州吊唁李士群的丧事。我也要和唐生明再交换一下意见，问他今后作何打算。

苏州的李公馆在哪条街上，早已忘得干干净净，有个模糊的印象，是门庭窄小，越往里去越宽敞。

这是李士群去世的第二天，灵堂已经布置起来了，人客稀少，想是昨天来的人不少。我和中岛还有一个不相识的人同时进门，丧乐奏起，有知客应声，我们鞠躬行礼，跪灵还礼的有叶吉卿和他们的一双儿女，以及亲戚等。礼罢，我走到叶吉卿面前原想安慰她几句，不意她却双手拍地号啕大哭，口中喊着："陈恭澍你要给李先生报仇，李先生是给他们害死的啊！"被她这么一喊叫,引得一边陪灵的人都朝我盯着看，我好急！心里也好恼，只好蹲下去，小声地对叶吉卿说："要节哀，也要镇静，等办过丧事，我们再说。"她这才抽咽着低下声来。"

回过头去，看到原先坐在那边的人，都站起来和中岛打招呼，其中包括傅也文、万里浪、胡均鹤、黄敬斋等。

我想，此乃是非之地，不可久留，找唐生明一谈的事，暂且搁下，还是跟着中岛早一点儿离开的好。

中岛要去杭州走一趟，我留在上海，依旧住在"华邨"。中岛临别前告诉我，希望他的计划早日获得批准，也好替我安排一个地方，尽快地搬出去。万一有什么事情，他如果不在上海，可以打电话找坂本少尉解决。

"华邨"里的住户，全部都是"特工总部"的人，他们对于李士群的死，当然是再关心不过了。于是议论纷纷，谣言四起。不过有一点却是异口同声地说李士群是被日本人下害死的。

我想起来了，那天晚上李士群回到他家之后，就跑到厕所里去挖喉咙，想把吃下的东西吐出来，可是挖了半天也没用。如此看来，他自己也起了疑心。

李当晚搭夜车到了苏州之后，就觉不太对劲，先是四肢无力冒冷汗，脉搏跳得很快，体温不高反而降到三十六度。身体其他的部位，并没有特别不舒服之处。到了夜里三四点钟，竟然汗如雨下，喝了不少的水依然口渴难熬。叶吉卿看了手脚，打电话、喊佣人，前前后后请来好几位医生，连日本驻军的军医都请来了，可是都诊断不出到底是什么病。最后日本军医主张先注射盐水针，稳定下来还是送到上海大医院就医为妙。谁知道天不亮李士群就虚脱而死了。

李死前，很安静，脉搏既弱又慢，血压不断下降，连一句话都没有说。李士群就是这样死的。从他投靠日本人、搞"七十六号"与抗日阵线为敌起，到获得汪精卫信任，在伪政权中称王称霸止，前后不到五年就死于非命了。说他死有余辜吧，也未尝不可，不过，我看在眼里，总觉得有点儿死得窝囊，我相信，连他自己到死都没有明白过来到底是为什么会落得这步田地。

他过于相信日本人了，他以为周佛海那边的人会不择手段，可绝没想到日本人也同样地会暗下毒手。到了当天晚上李去虹口赴冈村之约时，虽然有周佛海一派的熊剑东在场，因为是在于给他们双方解和，而冈村又是主人，所以毫无戒心。至于与熊剑东是否即可杯酒言欢，他并没有认真地予以期待，在他意识中，一次普通应酬罢了，没有什么值得特别警惕之处。

在座的究竟有几个人，他也很少留意，大概是只有主人冈村、熊剑东、李士群和夏仲明四个人，吃饭的地方是在冈村家里，这更显得亲近而令人放心了。

酒、菜都没有什么，有问题的是最后的一道甜点。有一本书上说是"牛肉饼"，那是误传，不论西餐或日本料理，通常不会吃到最后还上一道牛肉饼的。

端着甜点上来的，是个日本妇人，有人说是冈村的太太，又听说是受过训练的女侍，扮成冈村太太模样，为的是能保持镇静，免得形色有异。"女主人"双手捧着托盘，跪在那里说"请"，照规矩能够不吃吗？

李士群吃下去的那份甜点是有毒的，其他的当然没有。据当时（1943年9月）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宪兵司令部"特高课长大冢清大佐（冈村的顶头主管），多年后在台北与笔者会面闲聊时，他谈到李士群吃下去的是一种化学毒剂，并不是细菌。据他了解是由日本"多摩部队"（特种部队的代号）所属的"玉部队"（生化部门的代号）所提供。

对于是否由日本军方下令毒死李士群这一点，虽事隔多年，已成为公认事实的现在，大冢清仍然是既不承认也不否认。

综合观察全案，这绝不是冈村特高课长的个人行为，肯定地说，他是奉命行事，也绝不是熊剑东以私人友谊说动了冈村，两个人私下里定下的计谋。倒无妨说是熊剑东适逢其会地被用做道具而已。

论及事实真相，当年涉及本案的人，现已全部死光，即使还有人知道底里，也不过一鳞半爪罢了。笔者不嫌武断，根据前两节所列举的事实，勾出一幅轮廓，如下：

先分析李士群的致死之由——李蹿起得过分突出，也树敌太多。搞"清乡"又背离了多方面的利益，乃至犯了众怒。这些，只能算是潜在的因素，还不至于构成必死。

晴气庆胤、影佐祯昭之相继他调，顿使李士群在日本军方失去了依靠，而影佐之后任柴山兼四郎，却对李某似乎怀有成见，李如能适时地加以收敛，也许还不致于一死。

另一种看法，是李士群自知失去日本军方的有力支持，乃顿感空虚，所以想"另谋出路"，已为另一步棋作准备，故有扬州之行。倘所料不差，这又是互为因果了。

一件来源不明的情报，才是全案的主要关键。试想，李士群果如"立场不稳"，那将是多么严重的事，一旦有变，南京、上海都会受到影响，其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迫使日本军方非加以紧急处置不可了。

说到柴山飞去北平征询晴气的意见，我看并非绝对必要，是否日本派遣军与参谋本部之间还需要作一次沟通，或者是柴山个人的一项手法，那就很难讲了。

日本军部直接地或者是在形式上通过汪政权，解除李士群"江苏省主席"的职务，已是定案，只怪李士群太不识相，还想赖在那里不肯走，这不是"找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