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代-排满革命、子学复兴、西学东渐

（《超越之永恒与现世之永续——西方形而上学与中国哲学》之陆-五，第114-124页。）

1900年代，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排满革命，子学复兴，西学东渐。排满革命，终结了帝制；子学复兴，正是道学反动之成果；西学东渐，是有古今与中西。1900年代，进入二十世纪[1]，辞旧迎新。

戊戌变法，百日而止。反动清末今文学，排满革命，子学复兴。排满革命与子学复兴却有其矛盾：排满革命，救世为先，高垒门户；子学复兴，回归家国天下，明道以救世。

“至今日而第二之佛教又见告矣，西洋之思想是也。”[2]中国哲学外来之思想元素，向则佛学东来，今则西学东渐。西学进化论迅速传播，带来了古、今观念的转变，这是接受西学的结果，同时也为西学大规模涌入中国开辟了道路。

子学复兴与西学东渐，相因缘而并兴。西学东渐，带来了思想自由之观念，春秋战国是为思想自由之时代，诸子学亦为思想自由之期许；西学东渐，同时带来了新的学术范式，先秦诸子学是可参照发明。

与排满革命相对，则有君主立宪之主张。梁启超主张君主立宪，在于新民；与新民相对，排满革命则主张保种。立宪与新民、革命与保种，于推翻帝制，立宪为保守，革命为进步；于民权之发生，新民为进步，保种为保守。民国鼎革，承继新民，继续革命，以促进民权。

1.排满革命与子学复兴

戊戌变法，百日而止。清末今文学之主张，乃为士人所质疑。士人或不以朝廷为当然，排满革命；亦不以六经、孔子为当然，子学复兴。

主张排满革命与子学复兴，最为著名者，号称“二叔”，也就是章炳麟与刘师培。章炳麟，字枚叔，自号太炎；刘师培，字申叔，自号光汉。太炎与光汉，这本身就是标榜排满革命的立场。章太炎云：“自十六七岁时读蒋氏《东华录》、《明季稗史》，见夫扬州、嘉定、戴名世、曾静之事，仇满之念固已勃然在胸。”[3]排满革命，鼓吹仇满排满。

“二叔”又与邓实辈，主张古学复兴，也就是先秦诸子学之复兴。康有为“假圣托辞”，鼓吹孔子为教主、六经为孔子所作，“然而以意尊之，则可以意僭之矣”[4]。章太炎《原经》云：“世欲奇伟尊严孔子，顾不知所以奇伟尊严之者……言六经皆史者，贤于《春秋》制作之论，巧历所不能计也。”[5]刘师培《论孔子无改制之事》云：“一当明儒教非孔子所创……二当明六经非孔子所作……教非孔子所创，经非孔子所作，则孔子之未尝改制愈可知矣。”[6]

六经皆史，究明所以然，破斥经学之当然，于是进于先秦诸子学。邓实云：“本朝学术，曰汉学、曰宋学、曰今文学，其范围仍不外儒学与六经而已，未有能出乎孔子六艺之外而更立一学派也，有之自今日之周秦学派始。”[7]

清政府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我国民而知今日之政府官吏，为列强所擒之纵之威胁之之具，必不足恃以图存也”[8]。排满革命，同盟会以“反清复明”[9]为旗帜。及至辛亥革命，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旋即取代清政府。[10]排满革命，竟取得成功。

排满革命与子学复兴，却有其矛盾。子学复兴，破斥门户之当然，反动清末今文学；排满革命，高垒门户，却略同清末今文学。子学复兴，明道以救世；排满革命，自政治而思想，却也有违明道以救世之精神。明道以救世，“二叔”与邓实自相矛盾；刘师培先自背叛革命，辛亥革命以后，邓实退回书斋，章太炎则逐渐转向讲学。

2.进化论的传播

严复《论世变之亟》云：“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11]西学东渐，进化论的传播，带来了古今观念的转变，也就是由“好古”到“力今”的转变。

严复译作《天演论》，具述“天演”之“物竞天择”[12]；严复所谓“天演”，梁启超则代之以“进化”[13]。梁启超云：“竞争也，进化也，务为优强勿为劣弱也……二十世纪之世界将为此政策此哲学所磅礴充塞，而人类之进步，将不可思议。”[14]

依据进化论，梁启超乃作《新史学》，以求历史之进化与进步。“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循环者，去而复来者也，止而不进者也。……进化者，往而不返者也，进而无极者也。……有生长、有发达、有进步者，则属于历史之范围。……历史者，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15]

西学东渐，因应变革，进化论在中国迅速传播。“自严氏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而中国民气为之一变，即所谓言合群言排外言排满者，固为风潮所激发者多，而严氏之功盖亦匪细。”[16]“进化者，前进而不止，更化而无穷之谓也……革命即革去阻进化者也，故革命亦即求进化而已。”[17]

西学东渐，进化论在中国迅速传播，带来了古今观念的转变；进化中的古与今，今必胜古，而非古必胜今。今必胜古，这是接受西学的结果；这种结果，也就为西学大规模涌入中国开辟了道路。西学为“今”，于是就应该输入并接受西学；随着西学大规模涌入中国，古、今之外，是有中、西。

3.子学复兴与西学东渐

子学复兴与西学东渐，相因缘而并兴。“夫以诸子之学，而与西来之学，其相因缘而并兴，是盖有故焉。一则诸子之书，其所含之义理，于西人……皆有冥合之处，互观参考，而所得良多。故治西学者，无不兼治诸子之学。一则我国自汉以来，以儒教定一尊，传之千余年，一旦而一新种族挟一新宗教以入吾国……且其治或大过于吾国，于是而恍然于儒教之外复有他教，六经之外复有诸子，而一尊之说破矣。”[18]

西学东渐，带来了“思想自由”之观念。春秋战国，是为思想自由之时代，而诸子学也为学者所期许。“文明之所以进，其原因不一端，而思想自由，其总因也……我中国学界之光明，人物之伟大，莫盛于战国，盖思想自由之明效也。”[19]“过崇前圣，推为万能，则适为桎梏矣。……九流诸子，自名其家，无妨随义抑扬，以意取舍……而强相皮傅，以为调人，则只形其穿凿耳。”[20]

西学东渐，带来了思想自由之观念，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学术范式；比照西学，是可发明诸子之义理学。“近世巨儒，稍稍治诸子书，大抵甄明诂故，掇拾丛残，乃诸子之考证学，而非诸子之义理学也”；刘师培依照西学之论学门类——如“伦理学”、“社会学”、“哲理学”等，“采集诸家之言，依类排列，较前儒学案之例稍有别矣”。[21]

4.子学复兴与墨学复兴

清代思想本之道学反动，明道以救世，迎来子学复兴；西学东渐，子学复兴与西学东渐相因缘而并兴。在子学复兴中，墨学复兴。

在先秦，儒、墨并称显学。儒家“亲亲”，尊贤有等，主张礼制与封建；墨家“兼爱”，尚同一义，主张统一与郡县。秦国统一天下，任用法家，法家多承继墨学精神。汉代礼制，承继郡县之统一，融合儒家之礼制与墨法之统一。

汉代经学，儒墨合流[22]，儒学尊崇，墨学式微。魏晋之际，玄学、佛学兴起，儒墨之迹见鄙，士人转而追求个人解脱；墨学精神与个人解脱最为相反，于是不为士人所关注。宋明道学援佛入儒，袖手心性；墨学最为功利，与道统相悖。

墨学精神，悖于道学之道统。梁启超主张以“墨”变“杨”，正是本之道学反动，回归家国天下。梁启超云：“今举中国皆杨也……杨学遂亡中国。今欲救之，厥惟墨学。……其持一主义，必躬自实行之……千古之大实行家，孰有如子墨子者耶？”[23]

在子学复兴中，墨学复兴；墨学复兴，正是道学反动之成果。参照西学，传统的墨学也可以有新的表达形式；其中尤可注意者，就是“墨子社会学”。“兼爱主义者，社会主义也。……墨子社会学，其宗旨曰兼爱，所以组织人群以成新社会者也。……墨子之兼爱，而能摩顶放踵以利天下，则其志在必成。苟利于一群之人，虽死不避，其侠风之健爽，真足令独夫落胆，志士倾心！”[24]

5.立宪与新民、革命与保种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革命与立宪之论争如火如荼。革命派主张排满革命，立宪派则主张君主立宪。君主立宪以保皇为前提，则尤与排满革命相悖。[25]但梁启超主张立宪，在于新民。“于近学界上有二说焉，为一般学子所闻，而于一切思想界上有影响焉，则新民氏之新民说，与夫东游者所称道之立宪说是也。”[26]

梁启超之新民说，承继严复之论，基于进化论。严复具述“物竞天择”之理，进而主张“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梁启超承继严复之论，作《新民说》以申论之。[27]“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28]，“以今日列国并立弱肉强食优胜劣败之时代……民德、民智、民力，实为政治、学术、技艺之大原”[29]。

新民既为根本，则革命并不可行。“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非尔者，则虽今日变一法，明日易一人，东涂西抹，学步效颦，吾未见其能济也。”[30]“今日之中国万不能行共和立宪制；而所以下此断案者，曰，未有共和国民之资格。”[31]

新民基于进化论，进化中的古与今，今必胜古，隐含了进步与革新的期望。但新民以为革命并不可行，则与排满革命相悖。排满革命，反对君主立宪，主张共和；主张共和，但却面临民权发生之困难。“虽然，有至难解之问题焉。民权非能骤然发生者也，其发生也有由来，而其进也以渐。”[32]

排满革命，反对君主立宪，鼓吹排满仇满。排满仇满，基于种族上的“民族主义”；新民注重“国民”[33]，则主张“国民主义”。“夫国民主义从政治上之观念而发生，民族主义从种族上之观念而发生……吾愿我民族实行民族主义，以一民族为一国民。”[34]

与“国民主义”相对，“以一民族为一国民”的“民族主义”，称为“国族主义” [35]。国民主义与国族主义，国民主义基于国民之同，国族主义则强调民族之异。基于国民之同，国民主义主张“中华民族”[36]；强调民族之异，国族主义注重“保存族粹”[37]。

与新民相对，国族主义“保存族粹”，殆为“保种”[38]。新民指向革新与民权，但却以君主立宪为前提；君主立宪，自上而下，妨碍新民，并阻碍民权之发生。保种指向排满革命，反对君主立宪，主张共和，但却面临民权发生之困难；保种之“保存族粹”，妨碍新民，并阻碍民权之发生。

立宪与革命、国民主义与国族主义、新民与保种，分歧所在，不只是在于政治制度之变革，更关乎民权之发生。梁启超以立宪为“第一义”，却也以革命为“第二义”。“吾中国而果能行第一义也，则今日其行之矣！而竟不能，则吾所谓第二义者遂终不可免。”[39]

革命终不可免！辛亥革命，颠覆君主政体。“我们推翻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来分作两次去做。讲到那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40]

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五族共和。“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普利民生……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如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41]君主之桎梏，既已摆脱，则新民是无羁绊。于民权之发生，保种日见保守，新民则继续革命。

立宪与新民、革命与保种，于推翻帝制，立宪为保守、革命为进步；于民权之发生，新民为进步、保种为保守。民国鼎革，承继新民，继续革命，促进民权；新民以革命，明道以救世。

[1] “呜呼！不兴必亡，不亡必兴，固我中国之前途也！……呜呼！今日已二十世纪矣！我同胞之国民，其将何以自处也？”（《二十世纪之中国》。《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第66页。）

[2] 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近代中国学术思想》，桑兵、张凯、於梅舫编，中华书局，2008年6月第1版，第78页。

[3] 《狱中答新闻报》。《章太炎政论选集》，汤志钧编，中华书局，1977年11月第1版，第233页。

[4] 《文史通义》卷一《经解中》。《文史通义校注》，第102页。

[5] 《原经》，《国故论衡》中卷。《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章太炎卷》，陈平原编校，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59、61页。

[6] 《论孔子无改制之事》。《刘师培史学论著选集》，第292、298、305页。

[7] 邓实《国学今论》。《近代中国学术思想》，桑兵、张凯、於梅舫编，中华书局，2008年6月第1版，第76-77页。

[8] 《二十世纪之中国》。《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第67页。

[9] “同盟会成立于一九○五年（东京），其组成分子为兴中会，华兴会，及光复会。……兴中会为孙中山等所组织……有排满思想，此即孙氏唱民族主义之动机。……华兴会为黄兴宋教仁等所组织……黄宋排满的思想，即是沿袭反清的印象而发生的。……光复会为章太炎徐锡麟等所组织……这纯粹是复仇——反清复明——思想之组合体。三个团体虽各有特点，而‘排满’为其共同之目标，故三会有联合之可能。”（谭秋《国民党底分析》。《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钟离蒙、杨凤麟主编，辽宁大学哲学系，第一集，第八册，第63页。）

[10] “留东学生提倡于先，内地学生附和于后，各省风潮，从此渐作。……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此殆天心助汉而亡胡者与？”（《孙文学说·有志竟成》。《孙中山选集》，第175、182页。）“起事不过数旬，光复已十余行省，自有历史以来，成功未有若是之速也。国民以为于内无统一之机关，于外无对待之主体，建设之事，刻不容缓，于是以组织临时政府之责相属。”（《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孙中山选集》，第82页。）

[11] 《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1页。

[12] “物竞、天择二义，发于英人达尔文……斯宾塞尔者……举天、地、人、形气、心性、动植之事而一贯之，其说尤为精辟宏富。”（《天演论·察变》。《严复集》，第1325页。）严译《天演论》，史华兹谓其“是将赫胥黎原著和严复为反赫胥黎而对斯宾塞主要观点进行的阐述相结合的意译本”。（《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史华兹著，叶凤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4月第1版，第93页。）可参见《进化论与中国激进主义·<天演论>与<进化论与伦理学>内容对比》。（《进化论与中国激进主义》，吴丕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第1版。）

[13] “进化”一词援自东洋。梁启超不满严复为文太过渊雅而不利于普及，乃援用“进化”一词；经任公之宣传，“进化”之观念果为普遍接受并迅速流行。参见史华兹著《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媒介》及吴丕著《进化论与中国激进主义·“进化论”一词的原意及翻译》。

[14] 《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略传》。《饮冰室合集》第2册《饮冰室文集之十三》，第12页。

[15] 《新史学·史学之界说》。《饮冰室合集》第1册《饮冰室文集之九》，第7、8、11页。

[16] 胡汉民《述侯官严氏最近政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第146页。

[17] 真（李石曾）《进化与革命》。《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第1041页。

[18] 邓实《古学复兴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第59页。

[19] 梁启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第168页。

[20] 章太炎《与人论朴学报书》。《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章太炎卷》，陈平原编校，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638页。

[21] 《周末学术史序》。《刘师培史学论著选集》，第59页。

[22] “非入汉而墨翟之学失其传，殆墨学之精入于儒……至《礼运》篇，其为儒家之取于墨而又大进于墨，义尤显著……”（蒙文通《儒墨合流与<尸子>》。《经学抉原》，蒙文通著，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8月第1版，第184-185页。）

[23] 《子墨子学说·叙论及子墨子略传》。《饮冰室合集》第8册《饮冰室专集之三十七》，第1、3、4页。

[24] 觉佛（高增）《墨翟之学说》。《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第866、868、869页。

[25] 康有为主张立宪，“坚守保皇会义”，“一旦归政，天子当阳，焕然维新，以上定立宪之良法，下与民权之自由”。（《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康有为政论集》，汤志钧编，中华书局，1981年2月第1版，第490页。）按：于“保皇”与“仇满”，康有为与章太炎是两个极端的代表；在康、章之间而较为温和者，则有梁启超与孙中山。

[26] 飞生（蒋百里）《近时二大学说之评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第516页。

[27] “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者，存其宜种也。……达尔文曰：‘物各竞存，最宜者立。’动植如是，政教亦如是也。夫如是，则中国今日之所宜为……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唯是使三者诚进，则其治标而标立；三者不进，则其标虽治，终亦无功；此舍本言标者之所以为无当也。”（《原强修订稿》。《严复集》，第16、26-27页。）“今而知天下之爱我者，舍父师之外，无如严先生；天下之知我而能教我者，舍父师之外，无如严先生。”（《与严幼陵先生书》。《饮冰室合集》第1册《饮冰室文集之一》，第106-107页。又见《严复集》第1566页。）

[28] 《新民说·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第118页。

[29] 《新民说·释新民之义》。《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第122-123页。

[30] 《新民说·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第118页。

[31] 梁启超《答某报第四号对于本报之驳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第240页。

[32] 汪精卫《民族的国民》。《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第111页。

[33] “民族者，民俗沿革所生之结果也。……国民者……据有有机之国家以为其体……有国民即有国家，无国家亦无国民。……民族者……当其未联合以创一国之时……只能谓之民族，不能谓之国民。”“民族者……是固建国之阶梯也……或持之过偏，以谓民族为建国独一无二之源泉。……不以民族主义为建国独一无二之法门。诚以国家所最渴需者，为国民资格；而所以得此国民资格者，各应于时势而甚多其途也。”（《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论国民与民族之差别及其关系》。《饮冰室合集》第2册《饮冰室文集之十三》，第71-74页。）

[34] 汪精卫《民族的国民》。《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第97、100页。“合同种异异种，以建一民族的国家，是曰民族主义。”（蒋百里《民族主义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第486页。）

[35] “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中国自秦汉以后，都是一个民族造成一个国家。”（《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孙中山选集》，第590页。）

[36] “中华民族”，是基于国民之同的民族共同体。“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势不得不取帝国政略，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此大民族必以汉人为中心点，且其组织之者必成于汉人之手，又事势之不可争者也。”（《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论国民与民族之差别及其关系》。《饮冰室合集》第2册《饮冰室文集之十三》，第75-76页。）“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通俗称所谓之‘汉族’者，自初本为一民族乎？抑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乎？……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饮冰室合集》第8册《饮冰室专集之四十一》，第2、4页。）

[37] 以“国族主义”立国，“当以保存族粹为第一义，凡祖宗传来一切制度，苟非有妨害于国家之发育者，不可妄事破坏”。（《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论国民与民族之差别及其关系》。《饮冰室合集》第2册《饮冰室文集之十三》，第72页。）

[38] “近十年来，忧世之士，往往揭三色旗帜以疾走号乎于国中，曰保国、曰保种、曰保教。……窃以为我辈自今以往，所当努力者，惟保国而已，若种与教，非所亟亟也。”（梁启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第163-164页。）按：保种有悖于新民，国族主义却可援以强调民族之异；“反清复明”之革命，进而挽救民族危亡，俱称保种。

[39] 《新民说·论进步》。《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第154页。

[40] 《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孙中山选集》，第75页。按：中国传统之所谓“民主”，为“民之主”；西学东渐之所谓“民主”，为“民主之”。民主立宪，亦即共和制度，较之君主立宪，排除了君主，是更为彻底的民主制度；但共和之名，需有民权之实。

[41] 《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孙中山选集》，第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