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恭澍：神鬼莫测的人物（3）

到了民国三十四年（1945）七月下旬的一天，叶耀先、孙时林两位朋友，邀我晚上到李家吃晚饭——李家就是李士群的遗孀叶吉卿家。因为我平素不大注重过生日、做满月这一类的事情，不知道这天是他家的什么好日子，所以也没有深问。刚巧这一天发出去的报告比较多，而胡永安一个人翻密码的速度又特别慢，只得自己帮他的忙，希望快一点儿弄完，能争取到时效。

等译完了，已经快七点了，急忙穿好衣裳，又弯到静安寺路买了一盒水果前去李家赴叶耀先之约。没有多少客人，也看不出有什么喜庆事，只见叶吉卿等几个老搭子早已入局在打麻将了。她一看稀客上门，忙叫她侄儿叶耀先替她打着，过来招待烟茶。

自李士群去世后，叶言卿为了不愿意触景伤情，同时也是由于和吴四宝的遗孀佘爱珍相处不睦，既比邻而居，就难免碰头碰脚，所以就在法租界贝当路租了一所花园洋房搬开了。近来，听说叶吉卿与佘爱珍嫌已释而言归于好，同时也是为节省开支，已搬回愚园路旧居有一两个月了。想想这两户主人家的命运，因为非作歹，而死于非命，且都先后遭日本军方毒手予以杀害。这在八年的民族抗战中，应是最具警惕性的故事之一了。

且说这天晚上，大家玩到三更半夜才散局，我手气不错，赢了一箱"三五牌"香烟（当时币值不稳定，多半以这一类的消费品作价当赌注。若不然，就是以"小黄鱼"——金子一两为单位，再用零钱找换）。

回到"九十九号"，倒头便睡，因为太疲乏了，睡得很实，用我们家乡话也说"睡得很死"。熟睡中，不知道有人急敲房门敲了多么久，这才猛然惊醒，我在床上很不高兴地大声问："谁？"门外应声的原来是胡永安。接着他又大声叫我快开门，说是"出事了"。

胡永安面无血色、颤颤抖抖地说："不好了，张亚民给日本宪兵铐了去了。"也许是我没睡醒，智能顿然降低，也顾不得作任何安排，慌忙拉开衣柜，顺手抄起一身蓝绸子短衫裤，又从抽屉里把仅有的一两金子和一些零碎钞票，塞到口袋里，一句话也没有和胡永安说，就三步并作两步地跑下了楼。

出了大门，一看弄堂口既无车又无人，快步走出弄堂，没有多远就跳上黄包车，似乎无意识地说了一句"愚园路"。

坐在黄包车上，我又别转头去看了看，并没有什么。这才想到："去哪里呢？"距离最近的是李家，为了避免在路上暴露过久，自然是越近越好。而且这个去处也是人家万想不到的，此外，他们家里有电话，可以对外保持联络，再次，此刻的李家已今非昔比，不至于再加害于我了。于是决定先到李家再说。

叶吉卿或许觉得好奇怪，为什么这样早会到她家来？我也不加隐瞒地告诉她说："出了问题，发展下去一定会牵连到我。现在，先借个电话打打。"说着，我拿起电话，打回"九十九号"。接电话的是做杂务的小魏，他一听是我就说："喂！你是先生，门口来了一卡车日本宪兵。喂！刚到，现在都跳下来了……"咔擦，他把电话挂断了。

我无可奈何地也挂上电话，觉得脸上发烧，心跳得好厉害，一场大祸，即将临头。叶吉卿问："怎么啦？"

我说："真的出了事，不能回去了，要找个地方避一避。你有靠得住的好朋友没有？给我一个方便。"

叶想了想回答说："我看先到蓝兰（小有名气不大走红的电影演员）那里躲一躲，不过，她那里五湖四海的朋友都有，靠虽靠得住，总嫌乱了点儿。"

此刻，我心神稍定，一想，不对，此处以及她的朋友，均非可托之所，因为我们毕竟是两条路上的人，还是另打主意为上。

于是我再打电话给唐老四（生明）说马上就来，请他不要出去。其实，他还没起床呢。叶吉卿一番好意，她要用她家的汽车送我去，也好，这就比坐黄包车快得多了。

唐老四住在法租界金神父路，独所的花园洋房，非常宽敞。我知道他楼上有个假三层，大小房间好几个，再隐蔽不过了，不知道他肯不肯腾出来让我暂住几天。等我把来意说明之后，他踌躇了好一会儿，终于想出一个更好的办法。

原来，他有一群专做"物资交流"的朋友，都是他们湖南同乡，其中还有几个日本商人。这帮人布置了一处招待所，是专为应酬来往客户而设的。唐老四说这个地方，常有日本人出入，且与日本官方有交往，在这个地方停留个三两天，想是万无一失。我也认为很不错。

说着，唐老四打了一个电话给一位程先生，关照他安排一个小房间，有一个好朋友这就来预备暂住几天，请多照顾，其他的见面再谈。对方连声说好，一个大问题算是解决了。

唐老四没有送我去，他顾虑到万一被人看见，总是不妥，他把地址告诉了我，叫我到了之后找程先生就可以了。我问他说："你看我这身打扮，合适吗？"他说："我的衣服你又不能穿，凑合着到下午再想办法。"

我找到了地方，那位程先生却不在，接待我的是两位小姐。她们穿的是同一样式的服装，说是制服吧，又不像那么回事。二人异口同声地说："程先生有急事，实在不能等，他非常抱歉，请多原谅。尽管在这里休息好了，应用的东西我们已经准备，有事按铃，会有人来。"

从午饭到晚饭，就只有我一个人枯坐在客厅里，那位程先生却始终不曾回来。我所企求的是有个小房间，也好躺下去睡一下，可是那位服务小姐就是不提这码事。问她们，都说程先生没有交代。不一会儿，那两位小姐竟下班走了。这么一来，弄得我六神无主，只有打电话给唐老四，偏巧，他一家人又都有应酬出去了。

我一个人坐在沙发上闷想，想来想去想到了韩尚英。韩尚英又名韩继文，是军校五期同学，民国二十一年（1932）在军校"特别研究班"受训，再度同班。据悉他现在在伪"上海保警总队"当大队长，原有个电话号码抄给我，只因平日少打电话，当然记不起来了。要找他，非自己前去不可，否则将毫无办法。

我仔细地估量过了，他顶多无能为力帮不上忙，绝不会对我不利，与其不上不下地吊在这里，不如跑了去和他打个商量，说不定他会给我一个安置。心思已定，我想打个招呼再走，不料想喊了半天连个应声的人也没有，这真是一大怪事。

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伪"保警总队"大概是在法华寺，与法租界相毗连，距离不算太远。大门口有个传达处，盘问了好半天，才肯替我通报。最令我为难的，如果写个假名字，韩尚英必然不知道来者为谁，事实所迫，非用真名字不可，此刻，哪里顾得了许多，只要见到他才有希望解决问题，见不到又要大费周章了。

还好，正赶上他在"值星"，否则，这个时候来，他已经回家吃饭去了。待我表明来意后，尚英兄表示一定想办法，照他的意思，最好是离开上海，隐避绝非长久之计。于是他让我就在他房里稍等，他必须去找参谋长徐肇明商量一下不可，结果如何，尽快回来。

当晚，我就坐在他这间小办公室等消息，虽然十分困倦，可是合不上眼。等到近午夜光景，尚英兄总算回来了，他说："你就靠一靠吧，徐已答应帮忙，我们已经研究出一个办法来。"

他替我找来一套队上弟兄们穿的军服，临时填了一个符号，试穿了一下，也就不脱下来了，又带上配件，端详了一下，除了皮肤太白之外，表面上看不出其他的破绽。尚英兄指点我："天亮吹起床号的时候，你再整理一下服装，集合号一响，你跟我来，我会指给你队列的位置。"我问尚英兄："而后呢？"

尚英兄说："我们的计划，是用一个大队的兵力为编组，以浦东南汇一带的游击队为目标，清晨出发前往搜索、清剿，完成任务后返防。"

尚英兄又补充说："从这里到南汇，要渡过黄浦江。过江之后，预定先到周家浜休息，待至傍晚，再出发。请注意，一路之上，你是一名保安队员，最好一句话也不要说，免得露出马脚，在周家浜休息的时候，我会找机会和你交谈。到时候再通知你下一步该当怎么做。"

我问："目的何在呢？"尚英兄解释说："据悉，浦东、南汇一带，有'忠救军'所属的游击部队出没，我们是想在行军途中，选一个适当地点，让你落伍、脱队，再自行与游击部队取得联络。现在所不能决定的，必须确实掌握到情况，才能作出最后决定。你放心，既然协助你出险，一定要做到完满、安全。"

我听到这句话，已经感激涕零了。

这一夜睡睡醒醒，当然不踏实。五点半天已大亮，起床号后，过十分钟接着听到集合号声，这虽然是旧营生，仍不免有些紧张。

尚英兄引导我站在第二中队的第二排，靠近排尾，也就是最不惹人注目之处。队中左右的人都在以异样的眼光看我这个生面孔，不过并没有人作出任何表示。

正在参谋长训话，宣布任务的时候，这才注意老远的地方，站着一个日本军官。这一发现，真把我吓了一大跳，可是只能心里害怕，此刻如有任何举动，那就表示太愚蠢了。

出营门的时候，是四路纵队，离开营门就变成二路纵队了，三百多人拉得很长。我看到尚英兄和另外一个比他矮的人走在一起，那个日本军官却不见了。尚英兄不时地在行进中从我身旁越过，当我看到他时，好像有了主心骨一般，精神上多了一分倚仗。

渡江用的是机动帆船，一艘容不下，分为两艘，大约航行了二十分钟，已到达彼岸，这时候，一切顺利，心境轻松了不少。

列队再行，不久就到了周家浜。想了半天，这个地方好像是叫"周家浜"没有错，可是是不是这三个字就记不准了，至于是否属于南汇县的一个乡镇，也弄不清楚。这天恰巧赶上这个市镇有"集会"，大街小巷一片热闹。我们这队人被指定在一所学校里暂时驻留，传令下来一概不许外出。

大家睡午觉，有一名传令兵把我带到一间学校的训育室，尚英兄先叫传令兵出去，然后介绍了另外一个人，他就是参谋长徐肇明。当他们确定不会有人偷听后，徐肇明、韩尚英互相谦让了一番，又和我致意了几句，随即把今后的行止动向对我作了说明。徐肇明兄说："我们预定今晚十时由本地出发，朝南汇那个方向以缓慢速度行进。约在午夜后，也就是次日的上午一至二时之间，请你借故脱队，尽快匍匐于稻田或沟渠中，待全队走过，再脱下军服，换上便装，寻一个适当的位置，有耐性地挨到天亮。"

肇明又和尚英交换了一点儿意见，接着说："天亮后，视线明显，改向左前方觅路行进，一直到遇有小溪和码头为止。这时候就可以雇船问路了。"

肇明兄言罢，尚英又补充说："据了解，'忠义救国军'有一个 xx 总队在附近一带活动，总队长叫陈默，不知道你们认识不认识。如果能找到他，你的问题也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这以后，当然是照计而行了。写到这里，我要插几句后话——韩尚英同学、徐肇明先生表面上虽在伪政府担任伪职，实际上他二人均负有使命，唯并不隶属于同一单位。这也就是他二人大力协助笔者脱离险境的基本原因。民国三十七年（1948)，徐肇明先生在南京曾任"中央训练团"某班的副总队长，韩尚英则于1950年至1954年与笔者同在郑介民先生领导下共事。

接着，再从夜间行军说起：这支队伍的纪律并不坏，一般队员的知识水平也不低，淡到政治意识，模模糊糊而已，用以维系的则在于"待遇不差"一个条件。这天夜里，全队奉令打扫干净后再静静地出发。

出了街市，一片田野，虫声、蛙鸣，晴空、繁星，又是一幅光景。行行复行行，不知走了多少路，只见尚英兄擦身而过，我明白他是叫我可以采取行动了。

我先是离开行列小解，没有人注意，随着我又蹲在地上，以缩小目标。待全队走远了，我借着草丛作为掩体，快速地把军服都剥下来，扭成一团，塞到稻田的泥巴里，再按了几下，而后把帆布包里的那套蓝绸子短衫裤拿出来换上，霎时间改变了形象。遗憾的是，习惯上从不戴表，所以不知道准确的时间，此刻，约摸是两点钟左右。

离着天亮还远，又不敢起来走动，这一下草地上的蚊子可把我欺负苦了。想找一块芋头叶子折下来当扇子扇，可是周围都没有。不得已慢慢地挪个地方，不一会儿成群的蚊子又追踪而至，实不胜痛楚。不过幸而没有过路的人。好不容易熬到东方发白，视野虽辽阔了些，可是朝左前方看，却找不到通行的道路，索性等到大色大亮了再走吧。说也怪，太阳一露面，蚊子全不见了。

远处，望见有人行走，于是我从原处折回，果然发现另有一条通往左前方的岔路。循着这条路前进，有一条二丈来宽的小河，沿着岸边再走，来到一处系着好几条小船的码头，说是码头，实际上，只不过是多了一副跳板而已。小船上，只有一条上面有人，其他的却空在那里。我正要上前和他搭讪着问路，那个人也恰好站起来向我招手兜生意。

因为这里仍是沦陷区，我不知道日本人的势力能够伸展到什么地方，也不知哪里有日本驻军，所以不得不多加一分小心。我的想法是：我方的游击队不会离着通衢大道很近，也就是说，他们必然潜伏于乡野。要找到他们，还得"深入"。于是我指着东边对船夫说："我要到那边的镇公所。"船夫顺着我所指的方向看了一眼说："叫什么镇公所？"我哪里晓得叫什么，遂答非所问地说："我是去找亲戚。"船夫又要问，我不待他开口便立即补充说："你送我去，除了船钱之外，另外再加酒钱，你看怎么样？"他又重新对我上下打量了一番，招手叫我上船。

这条小河弯弯曲曲，窄的地方，伸开胳臂可以触及两岸，说起来这也是趣谈。为了避免和船夫多话，一直都在装睡，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总算来到了一处所在。船夫指着岸上说："喏，那就是镇公所。"

下了船，不出百步，果然有个镇公所。我对于这个镇公所的名称虽然早已忘得一干二净，可是对于墙壁上贴的布告却印象深刻。因为领衔署名的有南京伪政权，也有国民政府。这给我作了一个有力的提示，那就是日伪的势力达不到这里。

我大着胆子向镇公所的人打听陈默，有的不理我，有的回说不知道。在不得要领的情况下，一时失去了主意。当我一个人正坐在一条长板凳上出神，从镇公所办公室后头的小门里，转出一位老太太来，看上去，五十多岁，乡下妇女打扮。她操着本地口音问我说："你认得陈默？"我加重语气说："我们是同事好朋友，怎么会不认识。"她为了求证，再进一步盘问道："你说说看，他有多大年纪？长得比你高、还是比你矮？有没有镶过牙齿？"

这可问不倒我，我和陈默虽然没有会过几次面，对于这些问题，还回答得出，我说："他比我大个两三岁，长得和我差不多高低，可比我粗壮多了。是否镶过牙，没有留意，不过，他说话的时候，总是不断地眨眼睛。"

老太太听了，没有再说什么，她指着板凳叫我坐下来等，又拜托镇公所的人，给我买一碗面吃。我在纳闷，她是谁？

"等"的滋味不好受，此刻，除了等之外，可以说已无选择。一个钟头过去了，依然没有消息，真是心焦如焚。又过了好一会儿，门外出现了一个人，头戴斗笠，一身蓝布短打，脚上穿的是草鞋，腰里别着一支驳壳枪，也就是俗称的"盒子"，好像是毫无避讳。此人一进门就问："哪一位是找总队长的？"我站起来说："就是我。"他看了我一眼，转身就朝外走，嘴里连说："跟我来、跟我来。"

没有机会容许问个究竟，我下意识地就跟着他走了。

走的全是小路，偶尔也经过一座石桥。此人健步如飞，我已经息息待喘了。也不知道走向何方？以及还有多少路？他有斗笠，我却头上顶着大太阳，几乎被晒晕，实在吃不消。于是我喊了一声："喂！"他回过头来，停住了。我说："走不动了，我要歇歇。"不待他同意，找了一片树荫，一屁股就坐在草地上。

我很想和他说几句话，他倒跑到小水沟边，摘下斗笠，撩水洗脸去了。洗完了，远远地站在那里等我上路。

又走了一程，总算来到一户人家。这一家有房没有墙，房门外站着一名便衣守卫，虽然门口插着一面旗帜，却看不清楚上面的字，想来，这大概就是总队部了。

引我到这儿的那个人，把我带到厅房，先朝着里间喊了一声"报告"，里面传出一声"什么事？"接着走出来一个人。这个人好瘦弱啊，我并不认识，他举止从容地让我坐了，谦虚地说："请问阁下找我们陈总队长，有什么指教？"我爽爽气气地对他说："我是前来投奔他的！我和陈默是同事，两年多以前，我是'上海区'的区长，他是'第二行动大队'的分队长，我的名字叫陈 xx 。"他一听喜形于色，连忙走过来和我握手说："我是徐晓枫，曾经担任过'上海区'第六行动大队的代理大队长，现在是本总队的副总队长。"说也奇怪，我们就这么简单地接受了对方，谁也没有怀疑对方的身份。

晓枫同志亲切地接待了我，他告诉我说："陈默到上海布置工作去了，什么时候回来，事先并无约定。这里的事由我负责，有事尽管交代我好了。"

我说："关于我的事，除职权上请你报告上级外，我想打一个电报给戴先生，请你代译代转。"晓枫同志是怎样向上级报告的，我当然不能过问，我发出的电报，大意是："电台失事，报务员张亚民同时被捕，日宪搜索甚急，已无法在上海立足，现在陈默、徐晓枫兄总队部待命，今后如何处之，请速电示。"

从此之后，每日晚间"见习"打游击，如果真的与日军相遇，那就要拼拼看，不会再逃了。

这是民国三十四年（1945）七月间的事。

打游击，不习惯。等回音，日夜盼。这正是我来到陈默游击总部后的生活写照。奇怪的是等了二十多天，竟然没有复电，究竟什么原因，迄今不解。

八月十四日那一天，陈部所属的报务员，收到了广播，宣布日本已经无条件投降了！这个消息太使人兴奋，只因乡野间无法求证，大家都不敢贸然相信。

翌日上午，陈默总队长从上海赶回来了。这时，我们才再度会晤。他给我们大家带来令人雀跃鼓舞的好消息——日本投降，八年抗战结束，我们得到最后胜利！

但对我们工作同志来说，喜悦总是短暂的，抗战结束只不过是一项任务的终了和另一项任务的开始罢了。

陈默急于把电台运到上海去，同时决定由徐晓枫整队率先进入上海。他所持的理由是在民国三十三年（1944）十一月间，奉有戴先生对"忠义救国军"的指示，其原电文如下：

限即刻到。中国（安徽省宁国县，与浙江省孝丰、于潜三县，同为"忠救军"据点）志超兄（马志超先生，"忠救军"总指挥）并转 xx 两兄均鉴：查"忠救军"之责任，在于光复上海与南京时，必先进入京沪，否则不仅"忠救"无前途，"军统局"亦必失色而受累，故我"忠救军"当前应力求兵员之足额，力量之充实，一切为配合盟军登陆，为我军反攻而准备。此兄等必须切实检讨积极进行者也。

陈默所属是"忠救军"的直属总队，既有令在先，他无须再等候指示，就率先进入了上海。至于说"先进上海"是否即列为大功一件，或者对于面临的新情势能有什么作为，以及对于个人有什么好处，这些问题都很难解答，因为深不是，浅也不是，又非三言两语可以道得明白的，我看不谈也罢。

且说我和陈默回到上海之后，因为我们之间现在并无隶属关系，也就各干各的了。

据闻，陈默在上海，有一阵子好风光，也许是过去苦头吃得太多，再加上多数人所难免的一种劣根性，他也像历代胜利者从艰涩的战场上进入繁华的都市一样，也为财货迷惑，而不能自制。其后，由于陈默的"运气"太坏，竟为人所检举，结果以贪污罪受到处分。本来罪不至死，不幸的是陈默一时鬼迷心窍，又一步棋走错，就此送掉了性命。

连带又想起一个人，他就是上级派来的报务员张亚民同志。自从我专用的电台被日本宪兵队侦破后，他当场被捕，判刑后解至提篮桥监狱执行。胜利后，在提篮桥服刑的所有的抗日分子，全出来了，张亚民也是其中的一个。

不久，张亚民被任命为"淞沪警备总司令部"稽查处经济科科长。好了，只怪上海滩毕竟是个坑人的大染缸，他也迷迷糊糊地跌进去了，终于葬送了性命。

陈默、张亚民，照说都曾经是我的部属，这里，不记述他二人为工作艰苦奋斗的事迹，反而谈及他二人的不幸结局，为的就是要特别指出：他二人应该算是"政策下的牺牲者"！再演绎下去，那就超越本书的记述范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