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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春山说史

编辑/春山说史

司马迁在写史书时，涉猎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对于经传异说与杂文，他以“六艺”为依据，或引证为历史事实，或用以弥补“六艺”的不足。他所著的史书，融合了经说杂语等，并在时空上进行了整合，由此形成了别的子书或史书中所没有的内容。这种史学的建立，并不依赖于经典，而依赖于司马迁本人对包含经典在内的文学作品的考证，并通过对文学作品的整体判断与推论来实现。司马迁在文学批评中，体现了一种明显的自我阐释、自我证实、自我放任的历史批评思想。这种思想贯穿《史记》的始终，是中国古代史学在脱离经学的同时，也是其最显著的特征。

司马迁在引用文献时，既有自己的取舍原则，又有自己的考量，这里面包含着非常深邃的史家批评思想。本文将就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一、考信于六艺：以经证史

从先秦到汉朝的文献，已经相当繁复了。各种经书、子书，在后人多种多样的阐述中，变得“失真”，已经很难考察其原意。西汉儒家对经本身的解释也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刘歆曾经批判过西汉今文学者对《周易》的诠释，“因陋就寡，分析文字,烦言碎辞”。相对于《六经》来说，百家著述就显得杂乱无章了。

司马迁在写史书时，对这些错综复杂的史料必须加以考证，才能判断其是否可信。这就确定了考证的基本原则。司马迁把“六艺”看作是判断其它资料真伪的最可靠的依据。司马迁之所以确定这一原则，主要是基于两个原因：一是因为“六艺”的著者一般都是与他们所记载的历史事实在同一时期或相近时期，所以历史事实比较可信。第二，司马迁对“六艺”一书的认定，是由孔子撰写、编辑而成的，这也是有根据的。他非常钦佩孔子，认为孔子虽然不是贵族，在民间讲学传道，就能传十几代。天下学者几乎都以孔子为尊，以他的著述为标准，这可以称之为“至圣”了。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六艺”并不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礼、乐、射、御、书、数这六种技能，而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六本经书。因此，六艺也称为“六经”。这六本书据说都与孔子有关，有的是孔子所作，有的是孔子所编，还有的是孔子参与了删改修定。在古人的代代相传中，这些书逐渐被普遍认同，形成了经典化的趋向。

司马迁把“六艺”作为自己著述和筛选材料的标准，把六经中的异文、杂说等，合乎经书的就加以收录，不合乎经书的就加以删减。比如，在《左传·襄公二十一年》中，有对于文王被囚禁的记载。记载认为文王被囚禁后各诸侯国都跟随着文王。纣唯恐逆天而行，违背天下人的意愿，于是就放了文王，说明他仍然对于文王是喜爱尊敬的。《论语·子张》中，子贡认为，纣王之恶，并非如世人口耳相传的那么可怕，而是因为他被贴上了“标签”，被认为是一个“下流”者，所以才会把世界上所有的邪恶都集中在他身上。这些说法都与经中所载大相径庭，所以最终被司马迁统统摒弃。

司马迁以“六艺”为依据，自然也面临着一个问题，那就是“六艺”的记载，大多都是残缺的，而且有些内容含糊不清，有待进一步的说明。对此，他采取了经史互证的办法。所谓“经史互证”，就是说在理解这句话中各个字词的含义的基础上，再去参考其他书中对于这句话的解释，以达到一个“互证”的实际效果，从而提高文献材料的可信性。当然，这些用于“互证”的文献本身，也必须要有可信性，因此，互证的过程就必须要进行多次。一种文献不足以互证，必须要用多种文献才能提升可信度。

司马迁用这种互证的方法，不仅可以用来解释字词，也可以用来解释史实。当然，从本质上来说，对于字词的解释就是史实证明的一部分。古人的文字浓缩而指意丰富，因此，一字一句的含义差别，可能就会导致整件历史事件走向完全不同的方向。解释字词是一项严谨的工作，也是不可避免的。由于古文字经过多年的演变，形状、读音等都有所改变，表现为我国古代文字之间有许多通假字、异体字等，因此，要了解一个字词的含义，就必须追根溯源，找到这个字的起源，才能更好地解释其含义。

当字词的含义被解释明白之后，才轮到对于历史材料和事件的解释。司马迁在自己著述论说的过程中，这两者往往是合二为一的。司马迁“以六艺为证”，体现出他对历史文献批评和选取的深刻性。司马迁以“六艺”来考证经传与百家诸子之说，实际上是以“六艺”来评判其它史籍的真伪。从这一角度来看，以“六艺”为评判的标准始终不会改变，而其它历史资料的可信与否，则要看其能否符合这些方面的要求。但司马迁对经典与文本的相互印证，却折射出“六艺”本身亦有变易之处，亦有可供评判之处。

二、拾遗补艺：以史补经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提出了“成一家之言”：“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司马迁的这一句话，其实有两个含义。一方面，他以“拾遗补艺”来弥补“六艺”之不足，从而形成了自己对“六艺”的认识；另一方面，他“集百家之论”，也就是将六经异传中的异同，集各家不同的说法，有舍有取，写成自己的著述。

司马迁取材多为经传异说与百家杂文，并以此为依据。司马迁在经传异说的取舍上，一改前汉经师墨守成规、固守一说的传统，而是广泛吸收今古文献，显示出中国古代历史在脱离经学的同时，所具备的宽广包容、开明接纳的胸襟。西汉时期，对于经典已经有了今古文之争。而司马迁在著书立说时，并不因为自己偏向某一家言而排斥另一家的学说，相反，他广泛吸纳各家言论，无论是今文学者的观点，还是古文学者的看法，他都会进行筛选。有说的合理之处，他就选为自己著述的历史素材；有不合乎常理的，无论是哪家的都会予以摒弃。而这个取舍的标准，则是参见本文第一节的内容。司马迁对先秦史学家“无征不信”的治史思想有很大的继承和发展，这也是中国古代史学在脱离经学而独立发展的又一个重要特征。

司马迁在“拾遗补艺”一书中，非常注重对各种杂文的吸收。《史记·殷本纪》详细记载了商纣王的事，而《尚书·西伯哉黎》则是其引述最多的一篇，几乎是整篇文章引述。记载的是周灭殷诸侯之后，祖己力谏殷纣王，说他奸邪荒淫，害得百姓不得安宁，如果他还不忏悔，就会遭天谴。不过，这本书中的记载也是残缺不全，并没有详细描述殷王荒淫之事，也没有解释为什么那些作恶者会被上天抛弃。司马迁在这本书的前面，引用了许多关于百家诸子的历史事实，而这些历史事实，又极大地填补了《周易》中的空白，并对殷纣王的所作所为作了较为详尽的描述。

对于这些杂文异说的采纳之前，司马迁都做了提前的考证和详细的参考，对于那些没有可信之处的材料，司马迁都没有使用。而这些被纳入史籍的杂言，在观念上与经典相吻合，也是对“六艺”的一种考证。但司马迁之所以引述这些诸子杂语，并不只是因为它的真实，更多的是为了弥补六经之不足。可以说，杂文能够弥补“六艺”的不足，能否为人史学所用，归根结底还是要靠司马迁自己的分析、判断和推理，它是司马迁自己的一套理论。司马迁以《经传》中的“异文”来补足“六艺”的不足，也是对此的一种体现。

综上所述，司马迁在选择和舍弃史料时，包含着非常深厚的文献批评思想。其“拾遗补艺”的取材，以经书异说、百家杂文为主。而这种补遗、杂说之说，其可信与否，则要从“六艺”的角度进行考辨。但是，司马迁参考六艺和百家之说，考证并融合之后所写的史书，其所表达的内容就远不止于此了。他将经说、异传、杂语三种史实结合起来，通过对他们的时空位置的分析，来展示其之间的关系，从而呈现出经传或诸子中都没有的历史内容。

他著书立传，不是为了解释阐述原书本身，而是为了重建一段失传的历史。这种史学的建立，并不依赖于原经，而依赖于司马迁本人的考据，并通过他的综合、判断、推理来实现。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司马迁所写的史书“成一家之言”，具有明显的自我阐释、自证、自立的历史批判性思维。这种历史批评思想，是中国古代史学在脱离经学的同时，也是其在《史记》中体现出来的最为显著的特征。

参考文献：

[1]历史的观念[M]. (英)柯林武德(R.G.Collingwood)著;何兆武,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1997

[2]《史记》中的想象与虚构研究[D]. 马腾.长春理工大学,2020

[3]中国史学史[M]. 谢保成, 主编.商务印书馆.2006

[4]史记[M].(汉)司马迁撰;(唐)张守节正义.中华书局.2005

[5]中国史学思想史[M]. 吴怀祺著.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