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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春山说史

编辑/春山说史

《世说新语》是研究自然美学史的一部重要论著。但是，在对其所体现的时代美学现象进行研究时，人们对于其人物形象所体现出的自然审美则关注不足。事实上，《世说新语》人物品评中的自然美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审美客体。那么，《世说新语》人物学中的自然美与先秦汉代儒学中的“比德”观念自然美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它的特性是什么？它在“比德”美学思想与美学方法的历史演变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本文旨在从“比德”的角度，对《世说新语》人物品藻中所体现出的自然美进行对比，并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了剖析。

一

中国古代重视天人合一，所以，在先秦两汉时代，把自然与生活、社会和政治相提并论的现象屡见不鲜。儒家思想中“比德”以“乐”为重点，所以它更多地体现了一种自然而然的美感。

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以山之厚重，水之灵巧，比喻仁者沉稳，智者聪慧。在先秦儒家中，山与水体现出的是一种外在形象。孔子对这一问题的阐述较为简洁，而孟子、荀子、董仲舒、刘向，都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孟子以“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比喻君子之志在必得，必有章法。从他们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他们的心目中，君子一定要看到山水，因为山水可以与君子之德相比，而君子之德的每一个方面，都可以在山水的不同特征和形态上进行对比和验证，而通过对山水的不同特征和特征的观察，就能体现出君子人格的每一个方面。

先秦时期儒家以松代表一种刚毅、不屈的性格。孔子的“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彫也”，在严寒的气候下，百花凋零，而松柏却是葱茏繁茂。它以一种直接赞美大自然中的松柏的方式，间接地赞美了君子的人格，同时也是一种对理想人格的向往。

山、水、松、玉等自然物象，在先秦两汉时期，可以作为自然审美对象，其原因在于，在先秦两汉时期，他们的一些特征和形态，可以与人物的精神世界形成一种比附关系。而这种自然美学就是在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之中，并在这种联系中得以实现和完善的。

先秦两汉时期，以“比德”论为代表的自然美具有两大特点。第一，从美学的角度看，“比德”基于天人合一的理念，认为自然形象与人的性格特征是相通的，可以互相比较的，所以“比德”的过程就是一种美学在“君子”的个性与“自然形象”之间的穿行、回旋的过程，“自然形象”的美学即是对“君子”个性的赞颂。第二，从美学角度看，“比德”的根本手法是以比为基础和桥梁，“比德”则是将人物的性格与事物的形式、特点相结合，从而达到对事物的美学效果。在对比的过程中，抽象变得具体鲜明，它变成了审美主体可以感受到的美的形式。

二

除了山水松玉，《世说新语》中还提到了其他，如日月雷电，竹林清风，浮云野鹤等，这些都是先秦两汉时期没有出现过的。

日月霞电，亦是经常出现的一种自然景物，常被用来进行人物品藻。“张威伯,岁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幽夜”是对环境的比喻，而“逸光”是对张威伯性格的比喻。“时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人怀”，是说夏侯太初的心胸宽广，就像是明媚的星辰。“裴令公目王安丰眼烂烂如岩下电。”裴令公的眼睛，就像是岩下的电光，形容人的眼睛闪闪发亮。清风，也可以用来形容一个人，比如书中就用“谩谩如劲松下风”，来评价李元礼，用松下之风来比喻风度和姿态。

《世说新语》中的以自然景物比拟人物品性，同样处于一种“人”与“物”的对应关系中。他们以自己的一些特征和形态，与人的世界形成一种比附的关系，可以为人物的品藻提供具体的、可感觉的形象要素，让人可以通过对自然物象的观察，看到人物的道德、才貌。所以，在那个时代，这些自然物像都是为人物品藻服务的，他们是人物品藻的一部分。而这一切都与先秦以来的“比德”美学思想相吻合。竹子的挺拔、高洁等形式特点，暗喻了审美主体的君子人格的高雅脱俗、超然不羁。对于竹子的审美欣赏，是对审美主体对某种高尚人格的个性特点的一种自我欣赏。这种美学模式和先秦两汉时期的“比德”美学思想具有很强的一致性。

《世说新语》中所载的魏晋人物，虽然侧重于对人品的描写，但其中也包含了许多自然美的讯息。对人品、才情、风姿的品评，就是一种赏识，一种审美观，一种对人品的鉴赏。由于品藻是通过对自然形象的类比，所以，对于被用来比喻的形象，也就自然而然地带有了一种欣赏的意味，这就体现了一种间接的自然美。其次，从比喻的特点和组成的角度来看，那些被品评的人物，他们的人格具有可欣赏的美学属性，而作为本体的人物审美属性的表现形式的喻体，必然具有与之对应的、更为生动的外在特征，喻体的外在特征应当与本体的审美属性具有同样的本质，同样可以被观察到，否则，具有美学特征的表现方式就无法实现。

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表明，自然对象作为喻体，其自身具有某种美学特征。因此，在比喻的发展中，作为喻体的自然物象，一方面，为了使自身的美能够被直观地表现出来，将抽象的意蕴化为外在的自然美；另一方面，在发展的过程中，喻体自身的美也被审美主体所认识并欣赏，在“本体（人物）”、“喻体（自然）”的相互影响下，这两种美同时变成了一种审美客体。

人物品藻的着眼点，已经不仅仅是君子的品德了，人的才华气质，也可以与自然的事物形成比较。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出，这些都与“比德”有关，而且并没有完全摆脱品德的比较，这一点，可以从《世说新语》中看出。此外，在美学理念和美学方法上，我们还可以看到两者之间的相似之处，那就是，当我们在欣赏自然或者在欣赏人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比较对象，那就是人的一种或者说是几种特性。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世说新语》中的人物品评，无论以何种自然物象来品评，归根结底，还是以人的德行、才情、风骨等为中心，这种品评、赏鉴，仍然沿用了先秦汉代的儒学美学，与单纯的赏析山水自身的蓬勃生命力的自然美，无论是从理念还是从方法上，都有很大的区别。

三

但是，应当注意到，《世说新语》中的人物品藻在美学理念、美学方法等方面，尽管与先秦两汉时期的“比德”美学比较，仍存在着一定的共性，但也存在一些新的特征。

第一，拓宽了审美的范畴。先秦两汉儒家“比德”式的自然审美，不管是本体还是喻体，都是比较狭窄的，本体主要是山水等自然物象，喻体主要是一些人物的道德品行。但是，《世说新语》中对人事物所表现出来的自然审美，无论是在审美对象上还是在对比物上，都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在人物不再仅限于人的道德品格，而是拓展到了可以用眼睛看到、观察到、体悟到的魅力、神韵等方面。自然物方面，很多以前没有注意到的自然物象也被纳入到了审美的视野之中，因此，自然审美的视野得到了很大的拓展。

第二，丰富多彩的审美形式。先秦两汉时代，“比德”美学中所使用的“比”字，多以比喻的形式出现，本体与喻体共存，对本体与喻体都作了比较详尽的阐释。《世说新语》中人物形象与自然形象的关系中，“比”一词由明喻向隐喻、暗喻拓展，使“比德”的美学方法得到了极大的充实，也使其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可能。

第三，审美视角的转换。在先秦两汉时期，儒家“比德式”的自然美是以对人的道德品质进行观照来达到的，比如“君子观水”，就是由于水在很多方面表现出了与人的道德品质相似的特点，因此，审美主体可以从对水的审美观照中体会到自己的或理想的人格品质，而人的多种道德品质是审美观照的对比对象。然而，《世说新语》中的人物品藻，其自然美则呈现出了另外一种现象，那就是，对自然事物的审美体验是在对人的品藻中得到的，这种审美观照是通过对自然事物的种种特征或形式进行的，这些特征或形式就成了一种比较对象，从而凸显了人物的风采和魅力。此时，“人”就是审美所直面的客体，而在这样的过程中，以“人”为中心，形成“自然”的物的多样的特征与形式，并以此来考察和审视“人”。

第四，关注重点的转移。在先秦两汉时期，以“比德”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自然美，其美学体验的直接对象虽为自然美，但其关注的重点则是人的人格特质，如德性、举止、风采等。如此一来，本来只是一种对自然现象的审美观，而这种审美观的重点则转向了“君子”的个性，从而使“自然现象”的审美观转变为人物的个性。

《世说新语》人物品评的直接对象是“人”，但是“人”“物”的审美重点已经改变。对人物道德、风姿、神韵等的品藻，是通过对自然物象的比附来实现的，人物的道德、风姿、神韵由具体可感的自然物象来说明、比附。所以，如果没有对其各种特征和形态的观照的话，人物道德、风姿、神韵的美也将不会存在。此时，本来是对人物品德、风姿、神韵进行品藻的人物美学，因为审美关注的重点转移到了自然物象上，所以对人物品藻的审美就转变成了对自然物象的审美。

第五，原型化趋向。在先秦两汉时代，由于还没有形成自然物象的各种审美属性的原型，所以，在对自然物象进行审美的时候，就离不开对君子人格的各种比附、参照和说明，如果没有这种说明，自然物象的种种美就无法存在。在先秦两汉时代，自然的各种外在特征与各种个性内涵之间存在着极其广泛的关联，如果审美主体对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阐释，那么，它们之间的关联就会产生，所以，这种关联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不稳定性。

然而，在《世说新语》所记载的魏晋时代，自然物象的一些美学属性已呈现出明显的原型化的倾向，并在审美观察中实现了一定的原型化转换，对于作为审美对象的自然物象的一些美学属性，已不需以人物的各种特质来详细、笼统地说明，其形态特征已与人的一种或几种特质形成了较为牢固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往往与人的一种特质相关。自然具有人文属性的某些审美特性，它的初步定型，使其在没有对君子人格的阐述的情况下，也可以作为君子人格的显现物而相对独立地存在着。这是人类精神意蕴内敛于自然物象之中的一种趋向。中国美学实践中，松竹梅兰菊等具有的“原型”美学特征，正是其人文意蕴内化于自然的结果，也是其代表性的体现。

综上所述，《世说新语》中的人物品评，是魏晋时代又一种“自然美”的写照。这既是对先秦两汉时期“比德”美学思想与美学方法的承袭，又是“比德”美学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环节，同时对“比德”观念的深化与完善，以及对“比德”美学方法的完善与提高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但也表现出了新的特征，如审美领域的扩展，观察角度的倒置，关注焦点的转移，以及对自然对象的原型化倾向。

参考文献：

[1]曹瑞锋.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山水风尚[J].艺术探索,2011.

[2]李彦华.论《世说新语》与魏晋士人的美[J].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02):25-26.

[3]刁文慧. 《世说新语》与心物自然境界[D].北京语言大学,2004.

[4]李一鸣.天人相映与传神写照——《世说新语》中“人物品藻”的审美趣味[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3(02):31-36.

[5]张雨薇.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时期的艺术观及其表现[D].重庆师范大学,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