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木木

编辑|观星

欧洲等国把大量原材料从奥斯曼帝国带走，造成帝国手工业发展缺少必要的原料。反过来，欧洲又以极低的成本将这些进口的原料制成成品，大量销往奥斯曼帝国。

奥斯曼帝国实质上已经沦为西方各国的手工业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地。

所以，欧洲先进的手工业造成了奥斯曼手工业的“落后”。但实际上，直到十九世纪，奥斯曼帝国依然与欧洲保持着有限的贸易。

帝国进口的商品主要是奢侈品以及与国内商品不形成竞争的陶瓷品。最后，价格革命也改变了奥斯曼帝国的城市人口状况。

在城市中，与手工业密切相关的是城市行会制度，奥斯曼帝国的行会兼具手工业管理和行政功能，城市行会管理着城市所有手工业生产和组织，对产品进行最高限价。

行会还与中央政府有一定联系，政府通过行会对城市进行管理统治。价格革命对城市的影响在于，大量农村迁移到城市的人口，增加了城市的人口数量。

十七世纪中叶，城市绝大部分人口都是从事各种职业的手工工匠，如木匠、裁缝、织工、纺纱工、制鞋工人等。但这并不能代表此时的城市人口都从事商业和手工业。

在城市中，一部分既不是手工业者也不是商人的群体，通过从事种植、园艺和葡萄园为生。

因此，可以推测得出，十七世纪为了将移民纳入城市中，各种农业结构一直存在于帝国的城市和周围地区。另一方面，价格革命使行会变得更加封闭，管理也更严格。

这种封闭表现在对行会进出人员实行严格的控制，先前从城市中离开的人如果想重新进入行会，需要得到行会中工匠的同意。

在城市中开设的商店的数量要受到行会的严格控制，例如伊斯坦布尔的铁匠试图开设更多的商店，但这个建议最后被驳回。

1721年，伊斯坦布尔还成立了保护行会机构，行会的封闭性虽然减轻了行会受价格革命的影响，但也加重了价格革命对手工业的影响。

之后行会又继续存在了相当长一段时间，行会的存在有助于继续维护封建统治，这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帝国的资本主义发展速度落后于欧洲。价格革命影响了城市手工业者的工资。

一、苏莱曼的研究

苏莱曼利用伊斯坦布尔建筑记录的登记册，考察了城市工人工资的变化趋势，于是了解到工人的工资变化情况。工资的表示方式，通常有两种—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

名义工资是工人所得到的、以货币形式表现出来的工资。实际工资指以货币工资购买的商品的多少。

一般来说，在其他因素不变的前提下，名义工资越高，实际工资也越高。但由于实际工资除受名义工资影响外，还受到物价水平高低的影响。

因此有时名义工资不变，实际工资反而可能下降。帕慕克对这个问题也做过详细研究。

在1500年后，特别是在1500-1600年间，工人名义工资增长了，但这种工资的增长是建立在没有考虑生活成本基础上的，但毫无疑问，价格革命期间物价上涨，提高了生活成本。

在对工资水平进行总体比较外，单独比较熟练建筑工人和非熟练建筑工人的工资，可以发现，二者的工资水平差距依然很大。

根据苏莱曼的研究，整个十六世纪，非熟练建筑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了30%—40%，熟练工人的工资是非熟练工人工资的1.5倍—2倍。

这样的工资差距，也加剧了两个群体之间生活水平和生活状况的差异。

此外，根据收集的1490年至1914年地中海东部和巴尔干其他奥斯曼城市熟练建筑工人和非熟练建筑工人的工资数据，这些数据表明，其他城市工人的名义工资也增长了三百多倍。

帕慕克认为，实际工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价格的变化和名义工资的调整速度。由于名义工资的调整很缓慢，因此，价格波动直接导致了实际工资的波动。

由于农产品的收获条件、路上运输的困难等原因，居民消费价格在短期内的波动较大。但十六世纪帝国价格变化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货币贬值。

为了应对这种货币贬值，帝国对价格和名义工资都进行了调整，但是这种调整都显落后，贬值后价格的调整变化更多受经济的影响，经济的开放程度越高，货币贬值的速度就越快。

而名义工资的调整甚至比价格的调整更慢，因此货币贬值导致了实际工资的降低。

二、对奥斯曼帝国货币制度的影响

十六世纪下半叶开始，持续的财政危机和货币波动，最终造成了帝国历史上最严重的通货膨胀，阿克切含银量大跌，变得极为轻小。

很小的日常交易也需要大量阿克切，于是民众抛弃了阿克切，转而使用欧洲货币。

与西班牙等欧洲国家不同，奥斯曼帝国并没有参与海外白银开采，白银涌入奥斯曼，主要是商业贸易，并没有流入素丹政府的腰包。

另外，流入奥斯曼的部分白银进入了东亚，尤其是中国，欧洲大量购买奥斯曼帝国的原材料，运回本国加工后，又将成品运入地中海出售。

于是一部分白银从奥斯曼帝国回流欧洲，此外，白银来源越来越少，银矿枯竭使无法为铸币厂保证的稳定的白银供应。

于是，铸币厂大量停产关闭，穆拉德三世统治的八年间，生产阿克切的铸币厂大约为40个，二十五年之后，铸币厂的数量下降为30个。

十七世纪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处于运营状态的铸币厂数量急剧下降，易卜拉欣一世期间，铸币厂不超过7个。这表明阿克切的生产已经停止了。

1585年—1586年货币贬值带来的货币不稳定和货币波动，导致奥斯曼缺少货币，而经济运行需要货币，尤其是适合日常交易使用的小额货币。

当奥斯曼政府不能满足这一要求时，欧洲企业家成为“奥斯曼货币供应者”。

而帝国的广大民众对奥斯曼的货币已失去信心，也转而使用欧洲货币，欧洲货币便就在奥斯曼帝国市场推行并被接受。

十七世纪中期，法国、意大利、荷兰商人在法国南部和意大利北部铸造货币，在欧洲其他地方，大部分地区货币的金属含量已经减少成为镀银的铜。

这些欧洲货币随后被运到地中海地区，作为对奥斯曼帝国商品的支付货币，有时会批量卖给奥斯曼商人或货币兑换商。

奥斯曼帝国并没有限制这些硬币的流通，实际上更乐意接受这些货币，有时甚至主动要求用欧洲货币支付。

在流通中使用最广泛的欧洲货币是荷兰的泰勒，1550年之后，由美洲铸造的被称为格罗申的银币就已开始在奥斯曼流通。

由于西班牙和法国之间的政治原因，后者无法从前者得到西班牙银币时，1641年，法国商人转而从马赛到地中海引入了路易十三最初发行的五苏币。

在法国，十二枚五苏比硬币可以兑换一枚金币埃居或一枚西班牙货币八字币。在法国五苏币进入奥斯曼市场后不久，八枚五苏币硬币就可以兑换一枚西班牙八字币货币。

如果以这种汇率计算，那么法国五苏币在奥斯曼货币市场的购买力非常高，用这种货币作为伊斯坦布尔非熟练建筑工人的工资，那么他的日工资为两枚这样的硬币。

由于地中海的东岸和西岸汇率相差很大，法国商人不久后就整批进口五苏币，几年后，法国商人开始铸造外观与五苏币相似、但银含量少，合金量比较大的硬币。

意大利和荷兰人很快就加入了这种贸易。他们的交易方式一般是，首先要与拥有铸造货币权力的法国南部或意大利北部君主进行商谈，并签订相关合同。

铸造带有他名字的大量贱金属币。这样，带有君主名字的货币就贬值了，其他货币继续在奥斯曼市场上流通。

随着货币含量的下降和交易量的增加，法国五苏币与西班牙货币的汇率下降至20：1，汇率的降低使它们更易于日常交易。法国贬值的硬币在1656年—1669年间的流通量达到顶峰。

据估计，共有约1.8亿欧洲货币经奥斯曼海关流入，折合西班牙货币为100万。以黄金计算，这些货币相当于600多万杜卡特，数量还不包括通过贿赂海关偷运进帝国的数量。

据另一项数据估计，这段时间内，平均每年有二十艘船抵达伊兹密尔港口，这些船上都装着贬值的货币。

这些数量表明，奥斯曼市场上剩余的良币正逐渐被带往欧洲，经重新铸造后，再出口到奥斯曼，奥斯曼充斥着贬值的欧洲货币。

在奥斯曼帝国的货币中，由于铜币的利润低且其使用的范围也不是很广泛，所以十七世纪三十年代至八十年代，铜币在市场消失了一段时间。

然而，为了解决财政紧缩问题，政府发行了价值相当于6亿阿克切名义价值的铜币。帝国生产货币的铸造技术依然沿用之前的技术。

大部分铸币厂使用小手工业的中小规模，雇佣工人生产。但欧洲采用了一种更为先进的货币生产技术，这些新货币在帝国附近流通，逐渐使帝国在货币质量和产量方面处于不利地位。

为了扭转不利处境，1686年之后，政府从法国进口了新的生产技术和设备，开始利用机械技术铸造硬币。

穆罕默德四世1687年退位后，苏莱曼二世面临的紧迫任务是找到足够的货币给军人支付工资，此时军队的工资已经停发一年了。

随着财政危机的持续，政府决定使用新设备生产铜币。1688年，伊斯坦布尔铸币厂开始铸造新曼戈尔，新铜币的重量大约是一迪拉姆的二分之一。

其价值相当于阿克切的一半，由于这些货币受民众欢迎，很快它们的价值就与阿克切的价值相等。为了增加新曼戈尔的数量，伊斯坦布尔增加了铜币铸币厂数量。

短短数月内，就将产量从每天30—40万硬币提高到每天60万。为了解决铜的供应问题，铸币厂首先从政府控制的矿山中开采铜，当这些矿山的产量不足时，就在市场上购买废铜。

新铜币最先在巴尔干和安纳托利亚流通，从色雷斯、马其顿、爱琴海群岛到安纳托利亚西部和黑海沿岸地区，都开始流通新铜币，这些货币在奥斯曼各省也被广泛接受。

伊斯坦布尔铸币厂的账本记录显示，根据铜的价格和铸币产量的变化，铜的价格和生产成本加起来约占6亿硬币名义价值的30%。

剩余的70%作为铸币税净收入归国家所有，这些收入共计应有3800万阿克切，按当时的汇率，换算成金币相当于1400万金币，在这些年间，帝国每年的收入大约为1200万阿克切。

短期内政府这种做法是成功的，因为这种举措为政府提供了提供了迫切需要的铸币税，缓解了财政危机。但利润如此高的铸币税，吸引了许多货币伪造者的注意，包括欧洲的伪造商。

他们开始生产各种劣质的曼戈尔，伪造货币的出现使奥斯曼生产的铜币在市场上难以流通，于是艾哈迈德二世即位后，政府停止生产铜币并且不承认市场现存的货币。

至此，新曼戈尔铜币从奥斯曼货币市场退出。在经历价格革命后，原来帝国最重要的银币阿克切已经只作为一种货币单位而存在。

实际上已从货币流通中彻底消失，贬值的欧洲货币和新铜币先后在货币流通中占主要地位。

十五世纪稳定的金银货币制度已经崩溃，且没有一种稳定持久的货币在市场上流通，新铜币流行了短暂的不足十年的时间。

直到十八世纪，在帝国经济出现恢复后，政府才新发行了一种名为库鲁斯的银币。

三、对财政和税收制度的影响

十六世纪前三十年，由于对外征服的扩大，帝国财政有时出现盈余。但这种盈余到十六世纪末被赤字取代。

在帝国开支中，最重要的是军队支出。十六世纪早期，军队的需求通过领土征服而满足。

十六世纪中叶领土扩张达到极限，到十六世纪末，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收入的增长，价格革命带来的白银贬值，加剧了帝国的财政负担。

因此，十六世纪下半叶开始，财政盈余逐渐转变为赤字。整个十六世纪，奥斯曼帝国税收收入和支出增长是最快的，到十六世纪末，帝国的开支开始超过收入。

十六世纪大部分时间中，帝国平均每年的税收为132吨白银，财政支出约为118吨白银，分别相当于3000000杜克特和2680000杜克特。

在上述税收中，还没有包括瓦克夫等其他额外税收。国库每年平均支出约118吨白银，这个数量少于西班牙和法国的财政支出。

十六世纪末，西班牙财政支出500吨白银，法国财政支出440吨白银。逐渐落后的财政水平与对国库日益增加的货币需要形成了明显对比。

蒂玛制度的衰败又使传统征税制走向终结，为了应对价格革命带来的经济波动以及弥补蒂玛落后帝国的财政制度空缺，政府开始调整税收制度。

奥斯曼帝国建立初期有稳定的税收制度，在中央有专门管理财政收支的机构。

财政部由穆拉德一世时期的大维齐尔坎达里·哈利帕夏设立，早期帝国的财政管理方式也受到塞尔柱和拜占庭的影响。

帝国评估税收的方式为税收调查，通过调查得来的信息记录在登记册中。

这些登记册记录的信息包括纳税人的数量、居住方式、种族和宗教起源、年龄、家庭结构、农业和手工生产及跨区域的迁移。

登记册还提供了关于土地所有和土地使用的信息，统治阶级的组成和分布、以及对政府职员的奖励政策和报酬。

负责这项调查的人被称为代理人或登记员，通常是省长或财政官员、乌里玛、知识分子，负责评估税收的人经过详细调查，将相关信息登记成册。

登记员会记录两份相同的登记册，其中一份保存在财政部，另一份由苏丹确认生效，登记册即成为关于税收的法律。

这些登记册信息的更正通常也是由记录员负责，十五世纪至十六世纪，奥斯曼帝国的税收评估每三十年进行一次，成为惯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