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朋友圈：“革命圣人”张静江

作者｜聂作平

“革命圣人”张静江

蒋介石在给戴季陶的一封信中，曾这样评价孙中山的交友之道：“吾谓孙先生待友，其善处在简直痛快，使人畏威感德。”蒋介石追随孙中山多年，对孙中山的为人处世十分了解，故他的这种说法，庶几符合历史的真相。

要言之，作为一个旧时代终结者的孙中山，除了政治才干与政治眼光，在待人接物和交朋结友方面，也确有其过人之处。正是他身上展现出来的这种让人 “畏威感德”的风采，使得大批时代精英愿意鞍前马后地追随他。

事实上，几乎所有杰出的政治人物，当他们在经营自己的朋友圈时，都表现出了巨大的人格魅力，像恒星那样，把作为行星的众多朋友紧紧地吸引在自己身边。反过来，透过一个政治人物的朋友圈，也能看出这个政治人物的性情与才华，品行和胸襟 。

从本质上说，不论政治账还是军事账，最终都是经济账。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没有经济这个基础，其它都是空中楼阁。

是故，孙中山在从事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反清活动中，离不开钱，小到革命党的日常运营，大到一次接一次的武装起义。为此，孙中山年复一年地在世界各地奔走，作演讲，搞募 捐，为筹集革命资金煞费苦心。

孙中山的长兄孙德彰早年赴美国檀香山经商并致富，家有牧场6000英亩，牛羊数万只，山林无数，工人逾千。为了支持孙中山革命，孙德彰倾尽家财，竟至于家道中落。

孙科回忆：“有一个时期，他 (指孙德彰) 的事业非常发达⋯⋯国父每次去，都问他要钱，而且他每次都是整万的美金拿出来，因此到了辛亥革命前五六年间，他实在支持不住了，地产也被债主查封了。”

孙中山则说，在同盟会成立之前，出资资助革命者，不过亲友中少数人而已，其他人不愿也不敢资助。像广州起义所需军费，大头就是孙德彰赞助的。所以，孙中山的这位兄长，乃孙中山早期革命活动最重要的金主。

为了广开革命财源，孙中山先后想过许多办法。比如他曾在香港、日本和美国发行革命公债。这种公债类似于股票，只不过投资的不是企业，而是革命党这个组织。如在香港发行的公债约定，凡现在购买10元公债的，革命成功后，偿还100元。但从落实情况看，革命公债的收益并不理想 。

1904年，孙中山赴美，当时华人帮会组织致公堂在美国拥有15万会众，影响巨大，孙中山 认为如果吸纳该组织，则每位会员只要交两美元会费，即可坐收30万巨款。于是，孙中山 纡尊降贵，在檀香山加入致公堂，被封为洪棍—洪门成员，例分三等，元帅称为 “洪棍”，军师称为“纸扇”，将官称为 “草鞋”。

可事与愿违，尽管此后孙中山及其追随者在全美各地奔走演说，却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常常只能在上一个城市募集到仅够前往下一个城市的旅费而已。

事实上，真正数额巨大，足以成大事的经济收入，对孙中山和革命党来说，是一些慷慨之士 的个人捐款。如前文所说的孙中山的大哥孙德彰，以及另一位浙江富豪，他 “自投身革命党以来，只尽义务而不问权利，三十余年如日”，孙中山因而将其称为奇人，后来更誉为革命圣人。此人就是颇为特立独行的张静江。

张静江又名张人杰，浙江湖州南浔人。 从明朝万历年间开始，南浔依靠蚕丝业和手工业 、缫丝业 ，涌现出大批巨富豪绅。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南浔大批商人避居上海，因而得以与西人接触。

当时，欧美对优质的湖州辑里丝需求甚旺，南浔商人因缘际会，成为炙手可热的国际丝商。人们按照财富规模的大小，把南浔富商分为 “四象八牛七十二黄金狗”。

第一级别的象，是指财产在100万两白银以上者 。张静江的家族就属于四象之一，只不过，张家的财产远不止100万两，而是高达惊人的1200万两白银。

这一数字，相当于19世纪末日本年财政收入的1/4。如果把南浔全镇富商的财产加在一起，其数字竞超过清政府的年财政收入。

张静江的父亲去世后，他分得一笔巨额遗产。这位为人豪迈 、出手大方的青年，年纪轻轻就身家巨万，美中不足的是身体羸弱，脚有残障。

1903年，张静江作为驻法公使孙宝琦的随员前往巴黎。在巴黎，张静江充当商务参赞的同时，充分发挥老张家善于经商的优势，开办了一家名为通运的公司，经营古董和丝绸，获利甚丰 。

巴黎的生活对张静江影响巨大。在这里，他深受法国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接受了巴枯宁、蒲鲁东等人的学说。昔日江南水乡知书达理的富家公子，一下子蜕变成激进甚至偏激的新思想者，冯自由认为张静江乃 “我国人之言无政府主义者自兹始”。

激进的言论和使馆公职人员的官方身份如此格格不入，以至于不少留学生怀疑他是清政府的暗探，故意大谈革命以引人上钩。有两次，当他在稠人广坐中大谈革命与造反时，几乎遭到 留学生们老拳相向。

孙中山与张静江的结识颇为别致有趣。 1905年，在法国的一条轮船上，张静江发现有个旅客长得很像传说中的 “乱党”首领孙文，他向人打听证实之后，立即兴奋地前去拜访。他向孙中山表示：我对您闻名已久，我深信不革命就不能救中国。

张静江虽是富家公子和外交官员，但孙中山对面前这个满脸兴奋的青年却一无所知。孙本人此时早已闻名欧美，原来，广州起义失败后，孙流亡海外，于1896年10月来到伦敦，被清 朝驻英公使龚照瑗秘密诱捕并计划押送回国。

在清政府看来，这是捉拿钦犯，乃天经地义；但在英国人看来，清国官员在本国领土擅自抓人，乃严重违法。孙中山早年在香港的英国老师康德黎获知后，立即展开营救。

在强大的社会舆论下，英国首相兼外交大臣向清使馆发出照会，要求按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立即释放孙中山。在被囚禁12天后，孙中山重获自由。不久，孙用英文写成《伦敦蒙难记》一书，并在英国出版，披露了这一事件的真相，赢得了大量欧美民众的同情和理解，一时名声大噪。这也是张静江为何在轮船上认出孙中山的一个原因。

因此，这次轮船上的邂逅，对张静江来说，颇为欣喜和激动。“粉丝”张静江表示：我在法国经商，收入不错，如果您需要经费，我可以随时资助您。经年累月为筹措经费而发愁的孙中山闻言，无异于喜从天降，两人约定了通电暗号：电文以ABCDE为序，A为1万元，B为两 万元，C为3万元，以此类推 。

对这个海上偶然相识的富家子弟，他将真的践诺资助，还是口惠而实不至，孙中山心中并没有底。次年，孙来到东京，又一次为经费束手无策。此时，他想起了与张静江的约定，并把此事告诉黄兴，但黄兴不相信天底下有这样的人。

两人抱着 “有枣没枣打一竿”的态度给张静江发了封电报。孰料，就是这封不抱希望的电报发 出后，竟有3万法郎巨款从法国汇到东京，革命党人为之欢呼雀跃。后来，孙中山在越南又先后两度向张静江发电报，一次为A，一次为E，张静江都如约把款项迅速汇来。

深受感动的孙中山命胡汉民写信向张静江表示感谢，并向他陈述起事经过。张静江回信道：“余深信君必能实行革命，故愿尽力助君成此大业。君我既成同志，彼此默契，实无报告事实之必要，若因报告事实而为敌人所知，殊于事实进行有所不利，君能努力猛进，即胜于作长信多多。”

尽管多次给予孙中山和革命党巨额资助，但在很长时间里，张静江竟然没有加入同盟会。其原因，在于特立独行的张静江对同盟会盟书里的 “当天发誓”字样不以为然。当冯自由和胡汉 民邀请他人会时，他提出：我是无政府主义者，从来不信天，如果同意我不用“当天”二字，我才能加入。于是，在向孙中山请示后，张静江成为仅有的例外。

张静江加入同盟会后，为革命筹款的任务几乎天经地义地落到了他头上。但是，要推翻一 个垂而不死的大帝国所进行的武装起义和地下斗争，所需的金钱是一个天文数字，即便是亿万富豪的张静江也渐渐难以为继。

为此，他先是卖掉了经营良好的通运公司，后又卖掉了上海滩的五栋花园洋房 。在公司和洋房都卖掉以后，这个曾经的大富豪已囊中羞涩。

为了帮孙中山筹款，他向其堂兄张石铭借钱。第一次，张石铭很爽快地借给了他。没过多久 ，他又第二次上门。堂兄觉得即便是办公司血本无归也不至于这么快就花完了，加上听到社会上关于张静江暗中资助 “乱党”的风言风语，张石铭予以峻拒。

两兄弟越说越僵，张静江竟从怀中掏出手枪，威逼堂兄又一次借钱。 此后，张静江通过各种手段，把包括他的哥哥、 舅舅在内的诸多有钱的亲戚都吸收到同盟会中，成为革命党的筹 款对象。

1920年，在孙中山的授意下，张静江在上海创办了我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其目的也是为当时的国民政府筹集经费。证券交易所赚得的钱财，大部分都送到了广州，交到孙中山手上。

孙中山曾感慨 :“自同盟会成立之后，始有向外筹资之举，当时出资最勇而名者，张静江也，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万元，尽以助饷。”

后来为了报答张静江，孙中山拟请他出任财政部长，但张静江坚辞不就 。第二次革命期间，当孙中山下野处于风雨飘摇之时，邀请张静江出任革命党财政部长，这一次，张静江欣然答应。拒绝锦上添花，专司雪中送炭，张静江品行之高洁，可窥一斑。

孙中山对张静江毁家纾难式的汗马功劳胸中有数，他一直把张静江视作心腹密友，他曾告诉党内同志：“张原属富豪出身，党内财务，唯张所为 。”

在南浔镇的张静江故居，有一幅孙中山手书的对联：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四十州。那是1923年，张静江因病回南浔休养时，孙中山特意介绍了一位德国名医前往南浔诊病，并托人带去这副对联以示慰问。

1925年春天，孙中山在北京沉疴不起。缠绵病榻时，每天都要前往探视的几个人中就有张 静江。孙中山弥留之际，在两份事先由汪精卫准备好的遗嘱上签字时，按孙中山要求，第一个签字的就是张静江。但张静江只写了“张人”两个字，“杰”字却因为过于悲伤再也写不下去了。

1950年，74岁的张静江在纽约病逝，这时，距孙中山去世已经25年。有人把张静江称为 “现代吕不韦”，窃以为，这种貌似赞扬的评价其实远远低估了张静江。

盖吕不韦之所以在子楚身上花大价钱，其原因是吕不韦认定子楚奇货可居，他只不过在做一桩大生意而已；而张静江对孙中山的资助，却是基于一种理想和信念，以及两人之间莫逆 的同志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