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康熙朝重臣之一，索额图是如何崛起的？

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七日，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福临病逝，遗诏以大行皇帝之子、年仅八龄的玄烨嗣位，特命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政大臣。

索尼等以“从来国家政务，惟宗室协理"，其本人等"皆异姓臣子"，请求与诸王、贝勒等共任之。诸王、贝勒以“诏旨甚明，谁敢干预，四大臣其勿让”相答。

索尼等奏知皇太后，誓告于皇天上帝、世祖皇帝灵位前，誓词中有“不私往来诸王、贝勒等府，受其馈遗，不结党羽”等内容。

初九日，玄烨即帝位，是为康熙皇帝。十四日，王以下及大臣官员齐集大光明殿设誓，称若妄作非为，互相结党，即遭天诛。

与前两代君王皇太极、顺治当年继承皇（汗）位时的剑拔弩张相比，康熙的即位似乎显得颇为平静，而避开宗室诸王由异姓辅政可谓匠心独运，对减少康熙初年最高权力层的震荡，对玄烨顺利亲政以及强化皇权具有积极意义。

异姓四大臣辅政，是对满洲"旧制"的变革，自此，"以太后为中心，遗诏为根据，惩于前次摄政之太专，以异姓旧臣当大任，而亲王贝勒监之"的辅政体制正式确立。

这一体制与宗室诸王摄政相比，对加强皇权极为有利：摄政诸王属宗室近支、皇帝长辈，本身又是一旗之主，极易侵犯皇权，而辅政大臣虽功高位显，但为异姓臣子，除与皇帝有君臣名份外，还有旗主与旗员之间的严格隶属关系，四大臣公开承认太后和皇帝是他们的女主和幼主。

他们作为皇帝的臣子及上三旗的属员，同皇帝的关系，在朝是君臣，在旗同父子，利害相关，休戚与共，这种君臣加主奴的关系，使辅政大臣对皇帝比诸王更加忠实，从而在体制上保障皇位不被篡夺。

就君权行使而言，摄政乃代君出政，赏罚拟于朝廷，行使的是皇权，幼主不能参预大政，久之，摄政有篡夺皇位之危险。

辅政大臣则不然，他们只是佐理政务，与幼帝共同听政，君臣名份昭然。用异姓大臣辅政，反映了皇权发展过程中欲排除宗室诸王掣肘的主体意识的加强，是对满族旧制的一大变革。在礼仪上，诸官奏事见辅政，初皆长跪，给事中杨雍建以逾礼上言，自后奏事皆不跪。

这也可见辅政大臣终属臣子职份。在康熙嗣位之际，为防范辅政大臣与诸王贝勒相互勾结以侵犯皇权，双方的"誓词"均有"不结党羽"这一款，而且辅政大臣还立誓“不私往来诸王、贝勒等府”，从而堵塞了他们之间相互交结的通道，权、贵分置也是康熙能够顺利消除鳌拜的原因之一。

鳌拜是康熙朝第一个以结党论罪的权臣。但鳌拜其罪显然有夸大的成分。值得注意者，康熙于八年（1669年）五月十二日钦定鳌拜等十二条罪状之谕中有这样一段话：

康熙六年七月，朕曾启奏太皇太后祖母曰：钱粮、刑名事宜，所关重大，偶有大错，咎将不轻等语。

遂令鳌拜、遏必隆等遇事暂且同办。而今看得：伊等权势甚大，结党作恶。下列“彼等劣迹”云云。

从康熙帝钦定鳌拜十二条罪状谕，与《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二九五月二十八日所公布之鳌拜三十大罪相比，后者不但罪款增加，而且罪名升级，有"逆恶种种，所犯重大"字样。

再者，康熙于八年五月十二日拟定整拜罪状时，已将鳌拜党人拘禁，当时康熙帝携带钦定的"罪状谕"到太皇太后处请示对鳌拜的处理办法。

故谕中有“著将彼等宗族尽行监禁，从重议罪具奏。至拘捕与否之处，再行具奏请旨"这样的话。此处"至拘捕与否之处"，显然是指整拜。

太皇太后批准逮捕鳌拜。四日后（十六日）将鳌拜拘禁。鳌拜党被拘在十二日，鳌拜自然知晓此事，事实若如此，所记康熙以八旗少年擒鳌拜之说值得怀疑。

这表明康熙亲政后即有如何措处辅臣之问题，对照《实录》更为明显，即仍令两人"佐理"。

如果鳖拜确有“逆恶种种”，康熙帝也不会于五十二年（1713年）为其公开平反，追赠这位死去的辅政大臣一等男爵（雍正时追赠一等公，世袭罔替）。

除整拜实际是康熙树立其皇帝权威的一个必然过程，他要将辅政大臣的权力收为己有。在中国历朝的政治斗争中，异姓功臣若不援附其他政治势力，往往成为皇权的牺牲品而少有作为。

鳌拜党没有重要的宗室王公加盟，努尔哈赤第六子班布尔善以领侍卫内大臣授内秘书院大学士（康熙六年），其系宗室，八年以鳌拜党革职锁禁，家产籍没，所以比较容易被清除。

康熙帝亲政后要解决的三件大事没有除鳌拜这一项，他在晚年屡次忆及亲政后的种种“事功”，也没有提及亲政之初的这一次斗争。

对除鳖拜大肆渲染以示康熙早年的英明大概是康熙朝以后的事。在清除鳌拜党的过程中，四辅臣之首、索尼之子索额图立有首功。

作为勋戚力量的头面人物，他很快成为朝廷重臣，在康熙中后期的几次重大变局中，也是举足轻重的人物。

索额图姓赫舍里氏，满洲正黄旗人。清太祖时，他的祖父硕色、父索尼及叔祖希福等率领所属由哈达部前来归顺。

硕色始终在文馆任职，其弟希福官至内弘文院大学士、议政大臣。索尼在太祖时曾任一等侍卫，太宗时“日值内院”，皇太极去世时，索尼已是两黄旗重臣之一，在拥立福临为帝的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

多尔衮摄政期间，索尼和他的叔父希福一样因不肯依附多尔衮被罢官。多尔衮死后，福临亲政，将索尼召还原职，并晋为一等伯，擢任内大臣兼议政大臣，总管内务府，参预军国大政的决策。

矢志效忠皇室的历史很容易把哈达赫舍里氏与皇室的关系拉得更为紧密。康熙四年（1665年）九月，索尼长子噶布喇之女赫舍里氏被册立为皇后，另一辅臣遏必隆之女钮祜禄氏成为皇妃。

让年仅十二岁的皇帝这样早地完婚，显然出于孝庄的政治意图，那就是笼络索尼家族更加效忠皇室，以分化四辅臣，削弱鳌拜的权势。

同时按成家立业的传统解释，此举似乎在向辅臣证实玄烨已长大成人，有能力处理朝政。在喜庆的日子里，作为外戚的赫舍里氏家族普被皇恩，索额图也由三等侍卫晋升为一等侍卫，开始改变他个人及其家族的命运。

索额图的早年有着不幸的家庭境遇，他的生母乃"罪人之女"，名份微贱，后又因罪被处死，这些都在索额图的成长中留下了叠加的阴影。

康熙六年索尼被授一等公，一等伯由其第五子心裕承袭。索尼去世后，其第六子法保承袭一等公。

连续两次失去承袭父爵的机会，令排行第三的索额图的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

但幸运之神很快光顾了索额图，在其兄长、领侍卫内大臣，也即康熙帝之岳父噶布喇的支持、配合下，索额图以一等侍卫侍从康熙左右，并成为清除鳌拜的核心人物。

在铲除鳌拜的斗争中，索额图立有头功，他随即升任内国史院大学士，兼管佐领，并充任《世祖章皇帝实录》总裁官。

次年改内三院为内阁，索额图改官保和殿大学士，此时担任内阁大学士的还有满人图海、对喀纳；汉军旗人巴泰，汉人李爵、杜立德、魏裔介、冯溥等人。

康熙十一年，索额图加授太子太傅，俨然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辅，其权势也如日中天，声威气势震动朝野，连康熙帝的老师熊赐履也被他排挤出朝。

熊赐履是湖广孝昌（今湖北孝感）人，清初著名理学大师。康熙初辅臣鳌拜擅政，熊赐履侃侃言明政得失，并倡导以儒家思想治理国家.

又奏“治理政务，有负众望，隐患未除，盟党愈固”，为鳌拜不容，当面向康熙帝称是弹劾他，请求惩治，赖康熙保全。除鳌拜后，举经筵，设起居注官，多赖其倡导。

十四年，熊赐履以“素有才能，居官清慎"被授武英殿大学士兼刑部尚书。熊赐履以敢言称，康熙帝超擢其为大学士，显然有牵制索额图之意。

这时平定三藩的战争最为艰难，康熙每天批阅奏章达五百份，内阁批本常出错误，但每次只议罚俸，康熙曰：他们心乱了，本无大事。当时冯溥、李爵、杜立德与熊赐履四位汉人同在内阁。

十五年，陕西总督哈占疏报获盗，开复疏防官员，熊赐履错让三法司票拟。

康熙查问此事。这本来不是什么大事，但熊赐履欲掩己误，次日五鼓先到内阁，令内阁中书将批本送上。

中书退后，熊赐履确认自己错批，以为杜立德平日不甚精明，于是将自己的签子嚼毁，裁去杜立德别本一条批签，以小字书错批于其上；又取其不错之本入在自己数内。

嚼签子事件很快被索额图所利用，他强拉杜立德一同启奏，事下吏部议处。当时明珠为尚书，问口供时各位大学士都在场，熊不出一语，索额图当众羞辱熊赐履，便说：

“这本无大事，就是审贼犯，也毕竟要他自己亲供，方可定罪。老先生不言，如何定案？"

熊仍不语，索又曰：“老先生不要怕，就是如今吴三桂、耿精忠自己说出真情来降，皇上也只得歇了赦了他，何苦不言？"窘辱备至，熊遂落职而回。

由于熊赐履初入阁，"望甚重，就是嚼签子事，天下都不信，还说是索公害他，没有这事"。虽然嚼签子事之有无今天难以考证，但索额图借题发挥、落井下石却是无疑的事实。

顾八代注考事件也颇能说明索额图之权势。顾乃满洲镶黄旗人，顺治年间从征立功，屡被提拔。

康熙帝御试旗员，他成绩第一，被擢任为翰林院侍读学士。“三藩之乱”时协助镇南将军莽依图规复广西，屡次击败吴三桂孙吴世琮所部叛军。

康熙十七年莽依图病，顾八代率清军在盘江重创叛军，逼吴世琮自杀。随后又率领清军攻占南宁。

次年考核京官，掌院学士拉萨里、叶方蔼因顾八代比较尽职尽责，以“政勤才长”注考。索额图以其不附己，改注“浮躁”。平定三藩是关系清朝生死存亡之大事，对前方将帅功罪之颠倒并非细事。

改注后传旨下部察议。吏部言浮躁例应降调，顾八代存世职，令随旗行走。旋莽依图疏言："顾八代襄办军务，竭诚奋勉，三载以来，运筹决胜，动合机宜。请留军前委署副都统，参赞军务。"得旨，仍以原衔随征"。

顾八代不但是满洲勋旧、平叛有功之人，而且还是康熙诸皇子的老师。雍正帝回忆说：顾八代以学士协赞军务，劳绩茂著，备承恩眷，皇考且深知其品学优长，足为模范，特命为朕兄弟之师。

朕自幼与其朝夕讲论忠孝大义，研究经书至理，盹诚周至，获益良多。嗣以公事挂误罢职，仍在内廷课读，数载抱疾闲居，戊子冬物故。

朕亲临其丧，并遣人为之经理殡葬。本欲陈情于皇考之前，求加恩赐恤，值圣体违和，不敢渎奏。迄今回忆当年诵读情景，宛然如昨。

顾八代以皇子之师，从征有功而索额图竞能以己意改注，可见后者之跋扈。另有记载索额图否定大学士之意见，任用本族之人的事。

时大学士已将满人和顺安置为内阁中书，索额图欲用本家族之人，予以否定。和顺家人吴鸿锡书写情状，“伺索出，跪而上之。索大怒，掷书去，不顾"，骄恣蛮横，无以复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