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的几年，蒋介石的“对日政策”在绝大多数时间是消极的、被动的，从“攘外必先安内”中便可见一斑。

蒋介石

为什么蒋介石要“攘外必先抗日”？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攘外必先安内”

“攘外必先安内”这句话，大概率是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前夕的1931年7月提出来的。

• 所谓“攘外”，无外乎就是抗日；
• 而“安内”则有两个对象，一个是共产党，另一个内部的地方实力派。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举国震惊，蒋介石本人也极为愤慨。他在9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

闻沈阳、长春、营口被倭寇强占以后心神哀痛，如丧考妣，苟为我祖我宗之子孙，则不收回东省永无人格矣，小子勉之….上午到市党员大会，余讲至国存与存、国亡与亡之句，有一人讥为言过其实一语，余心为之碎⋯⋯哀痛之至，抛碎茶杯，撕破倭本，不觉失态。

浓烟滚滚的北大营

不过，他并未就此决心奋起抗日。相反，他在很长时间内对日步步退让，并以“攘外必先安内”来严厉压制国民党内部的抗日的主张和行动。

实际上，当时国民党内部的抗战热情非常高。深受器重的嫡系陈诚就曾提出：“职等分属军人，责在卫国，愿率所部与倭寇决一死战，成败利钝，概不暇计。宁可致死于亡国之前，不愿偷生于国亡之后。”

不过，蒋介石并不感冒。他写下“手谕”：“惟有坚忍沉毅，力持镇静，取稳健团结态度，务须避免轨外行动，免为反动所乘机，致滋口实，贻害大局。”

　对于蒋介石“安内攘外”政策，李济深向陈诚表达了强烈不满。

为什么蒋介石这么消极？原因大概有几个。

1）对于日本经济和军事上的碾压态势，蒋介石心怀恐惧，觉得根本无力与之相抗衡。

譬如1934年7月，蒋介石对庐山军官训练团讲话时说：

• “依现在的情形来看，他只要发一个命令，真是只要三天之内，就完全可以把我们中国要害之区都占领下来，灭亡我们中国！”
• “只要你一动的时候，他马上起来包围你，你还不是自己送死吗？所以现在这时候，说是可以和日本正式开战，真是痴人说梦！太不知道自己，太不知道敌人了！”

九一八事变后，尽管蒋介石痛苦不堪，但他拿不出任何对付日本的办法，只是将希望寄托在国联上：“余主张日本占领东省事，先提国际联盟与非战公约国，以求公理之战胜。”

李顿调查团提出“日本应归还中国”后，日本直接退出了国联

2）对人民内部巨大的抗日潜力认识不足，甚至害怕人民的力量威胁到自己的统治。

抗日战争之所以能取得胜利，并非是武装力量的突飞猛进，而是人民团结一心、同仇敌忾的结果。历史证明，对待民众运动的态度，是南京政府的致命弱点。

3）他对国内异己力量的疑忌太深，把“消除异己”看得比抗日“还重”。

对于我党和红军力量，蒋介石是非常忌惮的。他在日记中写道：“若于倭赤二问题并论，则赤急于寇，决先灭赤而后灭倭，以对赤之主动尚在于我身，而且其患莫大也。”

毫不客气地说，我党让蒋介石夜不能寐、如坐针毡

而内部的反对势力，蒋介石也十分“不放心”。尤其是防备“桂系”之心，不在“剿共”之下，在日记中，多次将桂系势力斥为“桂逆”。

• “桂逆乘机捣乱也。”
• “桂逆阴谋愈急，诚不可以理喻也。”“倭桂粤志（在）积极谋乱，无或变更，而反变本加厉也。”

除了桂系，四川的刘湘、山东的韩复榘、冀察的宋哲元等，蒋介石都“不怎么信任”。

“桂系三巨头”，即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

值得深思的是，蒋介石对东三省的态度十分微妙。“九一八事变”后，他在日记中写道：

....事实上，东北在九一八以前，仅名义上归属于国民政府，而军权、政权、财政，俨然独立，至少可说非革命势力范围以内之地，不过从前是有名无实，而今则并丧其名。....

蒋介石的对日态度，要多消极有多消极

犹豫摇摆，缺乏有效对策

1932年，日本发动“一·二八”事变，武装进攻上海。不过，日军遭到了中国军队的顽强阻击，先后四次更换主帅，死伤近万人。

• 3月3日，国联决议中日双方下令停战；
• 3月24日，举行正式停战会议；
• 5月5日，双方签订《上海停战协定》。

“一·二八”事变中的日军

与此同时，关东军扶持溥清朝末代皇帝仪，建立了“满洲国”。

“满洲国”宣传海报

至此，蒋介石依靠国联力量“敦促”日本撤兵的计划，完全破产。

1933年，关东军占领热河，并越过长城南下，进入河北平原。

• 驻守在长城各口原东北军3个军、宋哲元部二十九军等部，进行了有力回击；
• 不久，蒋介石调派了中央军徐庭瑶部3个师，进行武装支援。

客观地说，这是一个“大大”的进步。

“长城抗战”中的中国军队

不过，蒋介石的主要力量，依然放在第五次“围剿”上。他设立南昌行营，亲自前去指挥，当时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多达50万人，是抗日中央军的10倍以上。

看到越来越多的将领要求“北上抗日”，蒋介石致电回复：

• “外寇不足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如不先清内匪，则决无以御外侮。”
• “乃复闻我在赣直接负剿匪责任之各将领，亦多以内匪难剿，意在御侮（当时‘御侮’指抵抗日本侵略），以博一时之虚荣。此种心猿意马、南辕北辙之心理，未有不归之灭亡。”

他甚至讲了一句分量极重的话：“如再有偷生怕死、侈言抗日、不知廉耻者，立斩无赦。”

由于用人不当和指挥失误，红军损失惨重

日军越过长城后，面对的是无险可守的开阔平原，北平（北京）已被三面包围。

蒋介石在日记中也写道：“接何（应钦）黄（郛）来电，惶惶如不可终日，甚欲放弃北平。”可即便如此，他仍不从南方再抽调一兵一卒北上支援。

微妙的是，日方忽然由武官藤原出面，邀约平津地区负责人黄郛到其私宅密谈。那么问题来了，这么日本人突然想起来谈判了？原因主要是两个：

1）日本势力立足未稳

日本控制的东北三省和热河，总面积达128.5万平方公里，是日本本土面积的3倍。自“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民众一直在激烈反抗，野心勃勃但国力有限的关东军，需要用一些时间来“巩固”新占领区的统治秩序，因此需要暂时“战略收缩”。

拓展阅读：历史 | 白山黑水唱悲歌：东北抗联当年到底有多难？

30年代初的东北“抗日义勇军”

2）华北各省，并非日本独霸的势力范围

倘若操之过急，势必会引起欧美列强的强烈反应，一旦“惹毛了”诸列强，日本可就不妙了。

不过，南京政府可没“想那么远”，一看日本率先提出“停战”，几乎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5月24日，蒋介石致电何应钦等人，“事已至此，委曲求全，原非得已，中正自当负责。”5月30日，国民政府与关东军签订《塘沽协定》。

坦诚说，这根本就不是谈判，而是单方面的“命令”。就像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所说的那样，中方对草案只能回答“诺”与“否”，不容修改一字。

中日签署《塘沽协定》

协定的内容中，最重要的是两条：

• 日军撤至长城一线（标志着国民政府，必须默认日本占领东三省和热河的事实）；
• 中国军队不得在冀东地区驻守（为日本制造“华北事变”做好了铺垫）。

南京政府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能书面承认“满洲国”和割让“东北四省”。

“满洲国”宣传画

《塘沽协定》签订后，蒋介石在日记中“自责”道：

• 昨日停战协定，在塘沽签字，事实上未有过，而文字实令人难堪；
• 代表之无能，与前方之怯懦，不胜惭惶；
• 然而彼既签字，则我不能不负责自任，勿使敬之（即何应钦）更加为难也。

基于“休养生息”和“厚积薄发”的考量，截止至1935年初，日本的侵华活动有了很大的“缓和”。

• 大规模的武装进攻暂时停止；
• 关东军从山海关、古北口等长城要隘撤出，东北和关内实现了通邮和通车；
• 中日两国从原来的公使升格为大使。

与此同时，日本人还大灌迷魂汤，一直把“中日提携”和“经济合作”挂在嘴边，扬言“今后欲打破中日问难关”。

日本的“缓和”，大概率有石原莞尔的“吹风”

“天真”的蒋介石似乎信以为真，一度得出了“乐观”的结论。1934年3月7日，他在南昌作《中国之外交政策》讲演时说：

• 日本侵略中国，乃坐于中国之不竞，纯粹由于吾人之不能自立自强。
• 中国何日能统一安定，发愤为雄，予信不仅东北失地必能归还，而且日本以所处地位环境之孤危，及与中国民族血统之相近、历史文化之关切、更素念中国为王道文明之国家，必然乐于依附，随我而竞争于国际大舞台也。
• 故日本之于中国，正所谓‘抚我则后，掠我则仇’，终非我最后最大的敌人。

在他看来，日本侵略中国，归根结底还是“自己不争气”。一旦中国能“自立自强”，“东北失地”也“（日本）必能归还”。

在蒋介石看来，最棘手的敌人不是日本，而是中共和红军

在蒋介石的日记中，也能看到类似的话。

• 1934年11月21日：“季陶言只要中国能争气自立，则日本必为我良友，决不敢驾乎我之上。”
• 1935年1月的“本月反省录”写道：“倭寇态度似可渐缓和，或有交还东北主权之可能。”

至于1934年12月20日，在《外交评论》上发表那篇由蒋介石口述、陈布雷执笔的长篇文章《敌乎？友乎？》，更是让人“惊掉了下巴”：

• 中日两国历史上、地理上、民族的关系上，无论哪一方面说起来，其关系在唇齿辅车以上，实在是生则俱生，死则同死，共存共亡的民族。
• 究竟是相互为敌，以同归于绝灭呢？还是恢复友好，以共负时代的使命呢？
• 这就要看两国、尤其日本国民与当局有没有直认事实、悬崖勒马的勇气，与廓清障蔽、谋及久远的和平。

没有了后援的东北抗日武装，处境已变得极为艰难

日本与中国，到底是“敌乎？友乎？”答案很快就要揭晓了。

中日关系急转直下

1935年5—6月间，日军以“两名亲日媒体人被暗杀”和“抗日义勇军孙永勤部退入关内”为由，向国民政府发难。

与此同时，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先后向何应钦提出了“罢免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和“将中央军和国民党党部撤出河北”、“禁止全国排日活动”等要求。

7月6日，何应钦复信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承诺”同意酒井隆提出的要求，这便是传说中的“何梅协定”。

关于“何梅协定”的新闻报道截图

正亲自指挥对中央红军的追堵的蒋介石，可谓大受刺激。他在5月30日和6月10日的日记中分别写道：

• “倭寇紧逼，只有以缓处之”
• “为河北军队之撤换与党部之撤销，悲愤欲绝，实无力举笔覆电。妻乃下泪，彻夜未寐”

不过，话说得再狠也无济于事。

• 6月22日，他在“本周反省录”中写道：“与其抗战失败而失平津，不如自动撤退免倭借口，以期保全平津而图挽救。此总退却之胜利也。”
• 7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倭态渐变，似有缓和趋势，应十分注意运用方法，毋忘转入主动地位。”

内蒙古的德王，也在日军特务机关的拉拢下，走上了联日与独立的道路

一言概之，在处理对日关系上，蒋介石一直“被牵着鼻子走”。

• 当日方逼得太狠时，他会在日记上讲几句狠话；
• 一旦日方做出和缓姿态时，他就如释重负，回到了消极退让的老路。

与此同时，日本人已经得出结论，当下是“直接控制华北”的“最好时机”。原因有两个：

• 关东军对“满蒙”地区的控制，已得到了有效巩固，可以腾出手来“入关”
• 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势力崛起，美国孤立主义的抬头，传统列强都无暇他顾远东局势。

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德国

8月6日，日本陆军省提出《关于对北支政策》，希望华北五省“不受南京政府政权政令的支配，成为自治色彩浓厚的亲日‘满’地带”。

9月，时任日本外相的广田弘毅会见中国驻日大使蒋作宾，向南京政府提出三条原则：

• 中国须绝对放弃以夷制夷政策（中国不得借助英美力量牵制日本）；
• 中国对于‘满洲国’事实的存在必须加以尊重（正式承认“满洲国”）；
• 中国北边一带地方之防止赤化，中日须共商有效办法。”（共同对抗苏联）

广田弘毅，后任日本第32任首相，也是唯一被处以绞刑的文官战犯

如此过分的要求，让蒋介石勃然大怒：

• 当时的情势是很明白的，我们拒绝他的原则，就是战争；
• 我们接受他的要求，就是灭亡。

11月中旬，日本军方一手导演的“华北自治运动”公开出台。实际上，所谓“自治”，就是要“华北五省二市”脱离中央政府而处于日本的控制之下。

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派土肥原贤二到北平，向兼任平津卫戍司令的宋哲元提出“最后通牒”，限他在20日前宣布“自治”。

宋哲元

不过，这只是日本人的虚张声势而已，因为日本人并未做好做好大规模行动的准备。

无论是宋哲元，还是山东的韩复榘、山西的阎锡山，都没有接受“华北自治”要求。到了11月20日后，土肥原也“只是”策动河北专员殷汝耕，在冀东地区成立了一个伪政权。

“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主席”殷汝耕，于1947年被公开枪决

但是，日本军队在平津一带肆意横行，不断举行“军事演习”，空气中已充满着火药味。北平一个青年学生给《大众生活》主编邹韬奋的信中写道：

政府当局及学校当局屡次谆谆告诫，要学生安心读书，但是敌人的飞机尽在我们头上掠过，所谓野外演习的炮声震得教室的玻璃窗发抖，机关枪不断的响着在打靶。这一颗颗的子弹，好像每颗都打在我们心上一样难过。先生，我们能念书吗？

“一二·九”运动中的北平大学生

从北平开始，爆发了以爱国学生为主的“一二·九”运动。在上海以至全国各地，纷纷成立救国会。停止内战、合作抗日，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

停止内战、合作抗日

此时的蒋介石才意识到，中日两国必有一战。“中日战争既已无法避免，国民政府乃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亦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

1936年国民党五大后，内部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调整，“反对派”先后宣布“服从”中央政府。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

• “对内既不能用武力贯彻主张，即应用政治以求得统一。”
• “既决心对倭，则一切纷纭之论，内外皆可不计。”

而日本“二二六事变”后，蒋介石对中日关系有了“新的认识”。他在日记中写道：“倭变为叛者胜利，达成其少壮派之目的，则祸乱日急，侵略必益急。”

领导“二二六兵变”的第1师团青年军官

另外，日本同苏联在远东的关系日趋紧张，大有兵戎相见之势。由于英美对南京政府的呼吁反应冷淡，蒋介石认为，一旦日俄开战，不仅可以减轻日本对中国的压力，还有助于争取苏联的援助。

他在日记中写道：

• “世界战争必起于倭俄，以其意在促成俄德战争，窃以为倭俄开战则德必乘机攻俄也。”
• “廿六日以后，倭俄与蒙伪边境冲突较前加紧，其激烈形势为从来所未有。”
• “俄蒙协定订立之时即倭俄战争开始之时，中国渐离黑暗之势。”

1936年的苏联红军

1936年7月10日至14日，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蒋介石的对日态度开始变得强硬起来：

• 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
• 任何国家要来侵扰我们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
• 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欲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

会议结束后，南京政府进行了一些全国抗战的准备工作。包括组织国防会议，整编军队，修筑公路和铁路，推行币制改革等。但由于时间匆促，准备仍不充分。

8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

• 信中呼吁：“只有国共的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总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图存。”
• 除了疾呼“现在是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了”之外，还将蒋介石称为“蒋委员长”，这在以往是从来不曾有过的。

使用马克沁机枪的红军士兵

但是，蒋介石对中共的疑忌实在太深了。他后来说：“我对于中共问题所持的方针，是中共武装必须解除，而后对他的党的问题才可作为政治问题，以政治方法来解决。”这怎么可能办得到呢？

因此，他还想妄图用武力来消灭共产党和红军，并拒绝了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停止内战”的请求，最终导致了西安事变的发生。

“西安事变”号外

“西安事变”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对他起了极大的震慑作用。

此时他才意识到，不止是全国大多数民众要求抗日；即便军队内部，也早已对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态度忍无可忍。

另外，“西安事变”后，我党的诚意和坦诚的态度，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经过了一系列的障碍和波折后，十年内战宣告结束，“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新局面得以形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告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