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连载《三国鼎立》（108）-孙权、满宠合肥争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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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上期）

第十三节 孙权海洋扩张

前面聊了曹睿与西南、西北、北方、东方的争战，最后来看与南方吴国的交战。

自陆逊在石亭打败曹休后，一直到曹睿去世，因曹睿要对付（蜀）汉和辽东，无暇征讨吴国，因此，吴魏之间的攻防形势基本上是吴国呈进攻状态，魏国处于防御状态。正面战场上，吴国对魏国发动了几次规模不等的进攻，大多无功而返，对双方形势、实力都没多大的影响。反而是隐蔽战场上，魏国取得了较大的战果，造成吴国政局动荡，受到损害。

先看正面战场交锋。

石亭之战后，孙权忙于称帝，忙于和公孙渊眉来眼去，忙于派人出海寻找夷洲（今中国台湾）及亶洲（古太平洋岛国），忙于平定山越内乱，还真没多少时间进攻魏国。

按照孙权称帝后的时间顺序，看看吴国与魏国之间的争斗。

孙权称帝之初，并没有北伐的想法，而是想向南扩张，派将军卫温、诸葛直带领一万人出海寻找夷洲和亶洲。

夷洲基本上可以确定是台湾，最早提出这个观点的是日本近代人类学者伊能嘉矩。亶洲是哪里不清楚，史书上说是秦始皇时方士徐福带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寻找蓬莱神山及仙药，到此洲后就不回来了。

相传洲上有百姓数万家，上面的人曾经到会稽来买过布匹，会稽东部沿海的人出海遭遇风暴时，也有人漂流到此州。

照这个记载的话，亶洲应该是现在的日本列岛，但三国时，日本已经与中原有断断续续的往来，其方位大致是能确定的，并明确称其为倭，曹睿时双方还有实质性往来，册封过倭女王（后面会讲到），吴国也和其有商贸往来，这样的话就不是今天的日本，只能是太平洋的一个岛国。

黄龙二年（230年），卫温、诸葛直从章安（今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北岸）启程（一说从浃口，今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在台湾的南部登陆。这是正史上关于大陆与台湾海上直航的最早记载，是大陆与台湾交往的最早且最大的历史事件。

卫温、诸葛直一年后返回，没找到亶洲，只带回数千夷洲人。孙权认为卫温、诸葛直违诏无功，将二人杀了。

二人有“违诏”之实，一是没找到亶洲；二是没在夷州建立起常设政府机构。孙皓时为丹阳太守的沈莹曾写过一本书《临海水土志》，详细记载了台湾的风土人情，此书失传，在《太平御览·东夷志》里有零星记载。

有学者推测沈莹就是随卫温、诸葛直到台湾的，并以此推论，有文官跟随武将出征，表明孙权想在夷州和亶洲建立地方政府机构。卫温、诸葛直也应该长驻夷州和亶洲，武装镇守，但东吴士兵水土不服，一万人中病亡了八、九千人，二人无奈之下退回东吴。

其实这不全是二人的错，有诸多客观上的原因。茫茫大海上去寻找一个不知道确切位置的小岛，本身就是件十分困难几乎难以完成的事情，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再说二人还带回数千夷州人，也算是功劳，功过相抵，也不至于有死罪。

孙权诛杀二人不光是“违诏”那么简单，还有个原因，此事曾受到陆逊、全琮等一些大臣的反对，孙权一意孤行坚持要这么做，结果二人损失了大量人马，除带回数千夷州人外没有任何军事和行政上的建树，孙权为堵大臣之口，委自己之过，就只能杀此二人。

这二人也够冤的，历尽艰辛九死一生回来，还是作了政治的牺牲品。

第十四节 合肥争夺战

孙权本来还想征珠崖、儋耳（今海南岛），但此时魏吴边境相接地区发生了一件事，使得孙权不得不对魏国动武。这件事确实对魏吴都很重要，就是满宠在合肥修筑新城。

合肥地处江淮，是“江南唇齿，淮右襟喉”“江南之首，中原之喉”。孙权要想北进中原，必先占据合肥。曹魏占据合肥，就等于呃住了孙权北进的咽喉。因此孙权一直想占领合肥，发动过多次攻打合肥的战争，差一点命丧逍遥津。

合肥旧城面临长江、巢湖，有利于吴国强大的水军进攻，满宠上表要求在合肥修建一座新城，认为“合肥城南临江湖，北面离寿春较远（二百多里），吴军围城，可以利用水军优势。我军来援救，要先打败吴军，然后才能解围。吴军进攻容易，而我军解围非常困难，应该将城内之兵向西移动三十里，那里有险要的地势可以依托，再修建一座城来固守。这样就可以把吴军引到陆地，然后断其归路，这样守城更加方便。”

护军将军蒋济却认为这是示弱，吴军还没来进攻就自己先退，我军就只能守淮北了。曹睿认为蒋济的话有理，不同意满宠筑城。满宠再次上表坚持筑城，认为就是要示弱以引诱吴军，让吴军远离江湖水域，使其强大的水军失去用武之地，更有利于我军。

尚书赵咨赞同满宠的意见，认为那是防守合肥的最好办法，曹睿这才同意满宠筑城。于是满宠在旧城西三十里的鸡鸣山北修建合肥新城。

满宠筑合肥新城的时间记载不一，《三国志吴主传》记载是黄龙二年，即230年，同书《满宠传》记载是青龙元年，即233年，前后相差三年，而同书《明帝纪》则只字未提，这是陈寿的遗漏和疏忽。

有可能是230年开始规划，233年建成，所以孙权只是在230年冬季时扬言要攻打合肥，满宠集中兖州、豫州的部队严阵以待。孙权不攻而退。

曹睿下诏满宠撤防，让各部队退回原驻扎地，满宠却认为这是孙权虚晃一枪，并没真正撤退，其目的就是想让我军撤防，然后前来偷袭，上表要求不撤。十多天后，孙权果然率兵杀来，见满宠仍然戒备森严，才真正撤军。

孙权见合肥防备太严，无法攻克，就故伎重演，于第二年（231年）让中郎将孙布派人到魏扬州、豫州二州刺史王淩那里诈降，又想将魏军引入吴境内消灭。

各位读者还记得汉司徒王允吧？王淩就是王允的侄儿，王允被杀当年还是个少年，和哥哥王晨一起逃出长安，回到故乡太原祁县。成年后举孝廉，出任发干县（今山东省冠县东部）长，不久升任中山太守。

曹操任丞相后辟为丞相掾属。曹丕称帝后，任散骑常侍，出任兖州刺史。黄初三年（222年）曹丕三路大军征吴，王淩跟随张辽这一路迎战吴将吕范。吴军舰队遭遇大风，战舰被吹到对岸。王淩与诸将一起杀敌，斩将夺船，因功封宜城亭侯，加建武将军，转任青州刺史。

当时青州沿海地区十分混乱，王淩布政施教，赏善罚恶，深受百姓拥戴。后来跟随曹休伐吴，遭遇石亭之战，王淩力战突围，与援军贾逵一起救了曹休。曹睿让其任扬州、豫州刺史，二州军民都很拥戴他。一个人任两个州的刺史实属罕见，可见王淩的能力超强。

王淩和司马朗、贾逵的私交很好。巧合的是，这两个人也分别担任过兖州刺史（司马朗）和豫州刺史（贾逵）。

孙布诈降时以道路太远不能自行带兵前往为由请求王淩带兵来迎接。当时魏国主管扬州地区的最高军事长官是征东将军满宠，王淩就将孙布的投降书呈送给满宠，请求满宠派兵迎接。

满宠认为其中有诈，不派兵，给王淩回信说：“吴将知道改邪归正来投降，这是值得嘉奖的好事。如今要派兵去迎接，少了不能护卫，多了又会泄密。暂且和吴将秘密商量怎样成全他的志向，临时再来想办法。”

恰巧此时朝廷下诏招满宠入朝，满宠走时告诫留府长史说：“如果王淩要去迎接吴将，不要派兵给他。”王淩要不到兵，没办法，只好派自己手下的一个督将率领七百步骑去迎接。孙布在晚上发动袭击，督将逃跑，士兵死伤过半。

王淩与满宠有矛盾（一山不容二虎，二个能人在一起，没矛盾才怪），最初王淩见满宠不给兵，就和党羽一起上表诽谤满宠，说满宠年龄大了，又好酒，处事经常出错，不能胜任方面大员的职责。

曹睿就要把满宠召回朝任职，给事中郭谋建议说：“满宠为汝南太守、豫州刺史三十多年，是称职的方面大员。镇守淮南，吴国人很忌惮他。如果这道表说的不是事实，就会被吴国人钻空子。可以先不撤他的现任职务，也不任新职，只是让他回来，问一些方面大事来考察他是否胜任。”

前面聊田豫时曾提到过曹睿先后相信过幽州刺史王建和青州刺史程喜对田豫的造谣中伤，现在又相信王凌对满宠的诬陷，是不是觉得曹睿很傻，没脑子？还真不是。家天下体制下，皇帝是疑心病最重的那一个，对这类事情大多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先处理一下防患于未然，等事情有结果后再来做最后的处理。

皇权体制下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皇帝最大的敌人是官吏而不是百姓，皇帝总是和官吏斗，甚至联合百姓一起来和官吏斗。这话不便多说，和本文内容也没多大关系，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话题，真很有意思。

曹睿认为这主意好，就召回满宠，设宴款待。满宠饮酒多达一石，喝完也不胡言乱语，曹睿这才放心，让他回去继续履职。

顺便科普一下酒的一个小知识点：汉代1石为20升，东汉时1升不到今天0.21升，20升也就4.2，升并且东汉是压榨低度酒，度数很低，略有酒气而已，还不如现在的啤酒，现在能喝4升5升啤酒的人多了去了。

中国高度酒的蒸馏技术是从阿拉伯传过来的，元末明初开始出现，明朝开始盛行。四川水井坊是目前考古发现的中国最早采用蒸馏技术制作高度酒的作坊，距今800年，因此凡是说自家白酒上千年的都是假话。

这次诈降，由于满宠坚持不派兵，只能算是小打小闹了一场，双方损失都不大。孙权又换个花样，于嘉禾元年（232年）让陆逊攻打庐江（汉末庐江郡治舒县。三国时有魏庐江和吴庐江之分。魏国庐江郡在今安徽省六安市，郡治阳泉县，今安徽省霍邱县，后又迁到六安。吴国庐江郡治皖城），反正就绕着合肥做文章。

庐江仍然是满宠的防区，大家认为应该抓紧时间去救，满宠却认为：“庐江（霍邱）城虽然小，但将劲兵精，易守难攻，吴军要攻下来得花费许多时间，加上吴军是在离战船二百里的地方进攻，后方空虚，我还想引诱他们前来呢。现在任其前进，恐怕他想后退就难了。”

满宠率军向扬宜口进发（霍邱县内阳泉水顺西北流入泱水河口），陆逊听说大军前来，果然害怕后路被断，赶紧连夜撤退。

眼看合肥新城快建成，孙权不死心，于嘉禾二年（233年）亲征合肥，令女婿——卫将军、左护军、徐州牧全琮带领五万步骑攻六安，牵制魏军。

因为新城向西后退三十里，远离江边，吴军不敢贸然下船攻击，居然在船上停留了二十天。

满宠对诸将说：“孙权知道我们城防后撤，一定会对他的部队说大话夸海口，如今大举来攻，虽然不敢率军攻城，也会上岸炫耀武力，以表示自己有足够的实力。”根据这个判断，满宠派六千步骑悄悄出城埋伏在离河岸不远的地方，静静等待孙权上岸。

孙权果然上岸炫耀武力，满宠的伏军突然现身出击，斩杀了数百名吴军士兵，还有些士兵吓得跑进江中逃命被淹死。

全琮攻六安也没成功，六安百姓被吓得四散逃命，诸将要分兵去捉拿百姓回去邀功，被全琮制止，认为：“乘人之危侥幸得利，行动不考虑周全，这不是国家的大政。如今分兵追捕百姓，得失相半，难道这算是行事周全吗？纵然有所获取，也不足以使敌人衰弱，符合国家的期望。但如果与敌人不期而遇，吃亏就非同小可，与其招致罪责，我宁肯自己承受出兵无功的责任，不敢为了邀功而有负于国家。”

枉杀百姓邀功请赏是古代官兵的最大恶习之一，也是百姓痛恨官兵的最重要原因之一，这个恶习一直延续到清朝，三国时的全琮能够做到不枉杀百姓来邀功，就凭这一点，就值得称赞。

合肥已经成了孙权的眼中钉肉中刺，必须拔掉而后快。嘉禾三年（234年），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前，派人与吴国约定同期北伐，孙权再一次集结大军，分三路出击，自己率十万大军进攻合肥。结果还是失败，还赔上了侄儿孙泰。前文已叙，此不赘述。

曹睿时期，孙权最后一次北进是在嘉禾六年（237年）再次派全琮出征六安，仍然是无功而返。

从满宠230年开始筑合肥新城，孙权连续五年北进，间歇二年后，第六次北进，比诸葛亮五次北伐还多，意图阻止满宠筑城，攻取合肥，但都没能成功。合肥一直牢牢掌握在魏国手中。

曹睿武功上的成就绝不仅仅是依赖文武大臣，而是自身有一定的军事指挥能力和协调能力，并且关键时候总是亲力亲为。比如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曹睿立即亲赴长安为司马懿后盾；孙权配合诸葛亮第五次北伐三路大军北进时，曹睿又决定亲赴合肥前线。

这些举动无疑会对前线指挥官和将士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又比如司马懿东征公孙渊遇暴雨洪讯时，朝中大臣纷纷建议撤军，曹睿坚决不下达撤军的命令，反而认为这是司马懿取胜的大好时机，坚信司马懿能够得胜。

军队主帅的选择和任用，也反映出曹睿善于用人的长处，其中最重要的是任用司马懿和满宠。其实还有一个人在曹睿时期的军事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为他不在前线，被许多人忽略了。这个人就是司马懿的弟弟司马孚。

诸葛亮首次北伐后，司马孚就建议要预先防备，不能按照原来的防御办法，先以边防部队抵挡，抵挡不住了再调集中央军队奔赴战场，弄得每次都仓猝应战，应该预先集结二万步骑，分为两部，灵活运用。他还建议，因关中地区连年交战，粮食物资储备不足，应该从冀州调集农夫五千人屯于上邽，秋冬训练，春夏屯田。

这些建议都被采纳，二万人的机动部队，确保了随时有生力军迅速地投入战场，加强防御和进攻。屯田则确保了粮食供应，导致诸葛亮后来北伐时总是遇到精兵强将，总是因为粮食没有魏军充足而不能和魏军长期相持的艰难局面。

《晋书·司马孚传》记载曹睿继位时，要重用司马孚，问左右说：“司马孚有其兄司马懿之风不？”左右回答说：“有。”曹睿说：“我得到司马懿兄弟二人相助，还有什么可以忧虑的呢？”于是将司马孚由清河太守升为度支尚书（相当于财政部长）。司马孚确实担任过度支尚书，但曹睿是不是有过那个说法值得怀疑，感觉像是后世修史者的溢美之辞。

第十五节 隐蕃谍战

整个曹睿时期，因为受西北、西南战事的纠缠，魏国都没有主动征伐过吴国，但这并不意味着曹睿放弃了吴国，让其发展壮大，曹睿没有开辟正面战场，却导演了一出谍战片，在隐蔽战场上打击吴国，使吴国受到重创。

最近有部叫《风起陇西》的电视剧热播，讲的是三国时蜀汉与魏国之间的谍战，可那是虚构的，曹睿导演的这出谍战片却是真实发生的，其精彩程度远超虚构的《风起陇西》，具体是怎么回事呢？下期再聊。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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