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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中日两国在历史上有过很多的摩擦与冲突。

如元朝两次远征日本、日本入侵明朝属国朝鲜、甲午中日战争。

并且，在绝大多数摩擦中，日本都是侵略方。

但无论如何，日本终究是我国一衣带水的邻邦。

双方的交流还是很频繁的，如遣唐使、鉴真东渡等。

中日之间的私人海上贸易也随着文化交流而不断的发展着，并在明清达到了一个小高峰。

为何从明朝开始中日私人海上贸易才得以迅速发展？

明清对待私人海上贸易的态度又有哪些不同呢？

偏安与宋末明初的技术大爆发

中国古代有两条传统商路，一条是从陆上经我国新疆西域诸国与中亚，直达欧洲甚至非洲。

另一条则是从海上经我国南海、黄海、渤海等到达日韩、南亚、东南亚。

在宋代之前，陆上商路几乎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

这和贸易的方便程度、安全程度息息相关。

一方面，中国之前的经济重心一直都在北方。

东南还远没有得到大规模开发，更称不上富裕。

因此出口的商品大多都产自北方。

但对于北方尤其是关中来说，进行陆上贸易远比海上贸易要方便得多。

另一方面，海上贸易的风险太高了。

海上有海盗、有风暴甚至还有可能迷路，如果不是经验丰富的船长，根本不敢远离陆地去进行远洋贸易。

因此对中原政权来说，能发展陆路就绝不走海陆。

这也是中原王朝一直苦心经营西域乃至中亚的重要内在动力。

但到了宋朝，情况一下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就经济重心而言，最晚截至南宋，中国的经济重心已经转移到了南方。

东南贡献的赋税、产出的农产品、商品在全国名列前茅。

而原本富庶的关中，因为常年战乱导致的水利失修、土地荒芜，最终变成了穷乡僻壤，再也没能恢复元气。

东南是水乡，也熟悉内陆水道贸易。

所以偏安东南的南宋朝廷和南宋百姓对海上贸易并不抵触，也比较有经验。

而且，最重要的是，哪怕宋朝人想要走路上丝绸之路，也没这个能力了。

因为哪怕是北宋，也没能牢牢占据河西走廊，更别说偏安一隅的南宋了。

河西走廊是陆上丝绸之路的大门，而南宋连这个大门的钥匙都没有。

走不了陆路，那便只能走海路，

好在南宋的科技发展水平还是很高的。

在这种需求的刺激下，中国的航海技术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指南针广泛使用，造船技术快速进步，借助这些技术，中国船只的抗风暴能力、寻路能力都有了显著的提升，可以比较安心的从事海上贸易。

那为何直到明代，中日之间私人海上贸易才形成规模呢？

其实这和明朝的税收制度息息相关。

“折色银”与明朝的税收

和一般人的想象不同，明代以前大部分税是不征收钱币的。

因为宋代以前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一直都比较低。

所以朝廷征收各种赋税时，一般征收上来的都是各种实物，如粮食、布帛等。

官员们发工资，很多情况下发的也是这些实物。

这是汉代官员等级用粮食计量单位“石”如“两千石”来区别的重要原因。

这种制度在明代以前运行得还算良好。

因为明代之前，中国古代王朝的首都一般都位于最富庶的地方。

如秦、西汉的长安，东汉的洛阳。

这种情况下，征收实物其实并不会造成太大的困扰。

反正征收完了接着就可以送到战场、府库里去，损耗也不算太大，运输成本也不算太高。

其他地区比较落后，赋税少，有点损耗也无所谓。

但到了明朝，这种方案就有点行不通了。

造成这种问题的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经济重心与花销重心的分离。

明代是一个自南向北统一的王朝。

因此朱元璋把经营重心放在了南方。

可事实证明，如果朝廷也在南方，那么在北方面对危机时往往会想着划江而治，放弃北方。

因此朱棣将首都迁到了北方。

可此时北方已经不复当年的富庶，连一个北京都供养不起，得从南方转运大量粮食。

更别说出征北元也需要消耗巨量粮食了。

朱棣时期，全国还很富庶，尚能承受得起。

到了明中后期，尤其是土木堡之败后，朝廷彻底撑不住了。

为了尽可能的利用好原有的税收，减少损耗，明朝决定在部分地区实行“折色”制度。

这里的折色，指的其实是不再征收实物，而是把税收折算成货币，交钱即可。

根据明朝的设想，征收“折色银”之后，朝廷可以用银子在北方买粮食以供军需，不够的再从南方运。

这样的话可以极大降低粮食的成本。

从实行“折色银”的初衷中不难看出，明朝原本是想借这一制度降低路上损耗，统一税收标准。

因此朝廷在南方尤其是东南推行的最为卖力。

这本是一项好的制度。

可问题在于，市面上流通的白银是有限的。

一到快要交税的时候，市面上白银的价格就会飞涨，粮食的价格反而会暴跌。

百姓辛辛苦苦种了一年的粮食，可能还不够换白银交税的，那怎么办呢？

为了搞白银缴税，百姓们只能去海外搞钱。

当时日本、东南亚的经济比较落后，手工业水平也很低，远不足以与中国抗衡。

中国可以往这些地方出口货物，以此来获取白银。

在“折色”的推动下，中日之间的私人海外贸易在明朝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明朝的“轻日”与清朝的“重日”

明朝其实并不抗拒海外贸易，但确实非常讨厌与日本进行贸易。

隆庆皇帝在“开关”的时候，特意将日本排除在外。

他的儿子万历也在即位后颁布了“通倭海禁六条”，再次明确禁止与日本进行私人海上贸易。

明朝之所以要禁止与日本的海上贸易，和日本自己太“飘”了息息相关。

明朝时，日本大致处在战国时代。

日本的战国时代相当混乱，你方唱罢我登场，产生了大量失败者。

这些失败者没什么谋生手段，于是便逃亡到了海外，以劫掠商船和大陆沿海为生。

这些倭寇三五成群，深入内陆，无恶不作，给我国东南沿海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明朝对此大感头疼。

嘉靖皇帝花费了数十年的时间，最终才勉强平定了东南的倭寇。

隆庆是嘉靖的儿子，因此他对倭寇的家乡日本自然没什么好感。

而他的儿子万历之所以不喜欢日本，则和日本的野心有关。

万历年间，倭患告一段落。

但此时，日本已经在丰臣秀吉的手中逐渐走向了统一。

丰臣秀吉认为日本的军队已经在战国中得到了充分的锻炼，可以与明军一战了。

所以他产生了一个疯狂的想法，那便是吞并朝鲜。

丰臣秀吉原本以为万历皇帝会坐视不管，或者仅仅象征性的抗议一下。

但他没想到的是，万历是一个懒惰的人，却不是一个愚蠢的人。

他很快就自费派出明军，在正面击溃了日军，丰臣秀吉无奈，只能退回日本。

这种敌视态度自然影响到了中日之间的官方贸易。

不过对私人贸易的影响并不算大，私人海上贸易甚至还取得了不小的发展，催生出了郑氏集团等一大批海上大集团。

就连郑成功的母亲，其实也是日本人。

清朝自东北入关，对日本的野心有相当的了解。

但清朝认为，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清朝在东南的统治一直不太巩固，郑氏集团也依然盘踞台湾，

所以清朝一改明朝的敌对策略，转而开始向日本示好，希望日本向自己称藩。

但日本对此兴趣寥寥，一方面日本自己也进入了闭关锁国的时期，并不想与外界有太多交流，更不想向他国称藩。

另一方面，当时西方已经渗透进了日本与中国，分走了相当一部分市场。

对日本来说，想要获取来自中国的商品，完全不需要和中国直接交易，只需要和荷兰、葡萄牙等“二道贩子”进行交易就行了。

同样，出口商品也可以出口给西方，中国如果需要，自然也会从这些二道贩子手里买。

不过到了康熙朝，情况又有所改变。

此时葡萄牙、荷兰等殖民大国都已经衰落。

而新崛起的英国还在经略印度，中日之间的二道贩子逐渐少了起来。

此外，这时郑氏已经投降，清朝不必再厉行海禁，防备郑氏了。

所以到了康熙朝，中日之间的私人贸易又开始迅速增长，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总结

自唐代日本进行汉化以来，日本的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这是中日之间私人贸易发展的基础。

但中日之间的私人海上贸易其实一直随着中日关系的变动而不断起伏。

将之形容为螺旋上升或许最为贴切。

参考文献

《明史》

《清史稿》

《廿二史札记》

《中国经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