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皇帝败家，那满大街都是香车宝马了

北宋建国之时家底儿比较薄，打了几年仗，大家能吃饱饭就不错了，自然不会想着大房子和大车子。这也是开国皇帝比较在乎的事，创业不易，对于一针一线都比较节约。所以上至朝堂，下至民间，都倡导简朴勤俭的风气，不管衣食住行，都尽量避免奢靡之风。相对于其他朝代的皇帝，宋朝的皇帝出门真的是非常低调有内涵了。

最典型的莫过于赵匡胤了，作为被黄袍加身的皇帝，赵匡胤在当上领导之后，也喜欢下班后到大臣家中坐坐，聊聊八卦，看看大臣平时都在干啥，有兴致的时候还会跟大臣一起喝点小酒。

赵匡胤下班去家访的习惯让当时的宰相赵普下班了都不敢换便服，生怕皇帝突然袭击。有一天晚上下雪，赵普觉得皇帝不会出门了，于是就自顾自地在家里看书、喝酒了，没想到半夜有人敲门，他出门看的时候发现皇上在雪地里已经站了半天了，吓得赵普慌忙跪拜。

太祖数微行过功臣家，普每退朝，不敢便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帝不出。久之，闻叩门声，普亟出，帝立风雪中，普惶惧迎拜。帝曰：“已约晋王矣。”已而太宗至，设重裀地坐堂中，炽炭烧肉。——（元）脱脱等《宋史·赵普传》

赵匡胤是草根皇帝，又经历过开国创业的不易，他轻车简从的出行习惯也影响了宋朝前期的几个皇帝。也正是因为如此，在北宋建国之后的几代人里，政治和经济获得了极大恢复，百姓的生活水平也逐渐提高，但到了北宋后期，皇帝拿着祖宗打下来的“一身好装备”,就开始嘚瑟了。

上梁不正下梁歪，皇帝带着大臣一起荒唐

经过北宋前期的发展，汴京已经成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了，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来到这儿打拼生活，也出现了日益增长的生活需求和消费需求。

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宰相张齐贤在给皇帝做汇报的时候，就提到民间已经逐渐兴起了奢侈之风，提前给皇帝打了预防针。

近岁风俗尤薄，奢侈相尚，每为事恐不过人，此弊当急惩戒。——〔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十四

九年之后，即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宋真宗在给臣子们训话的时候，又提到了汴京人奢侈成风，穿金戴银，浪费现象非常严重。虽然上面严加约束，却也管不住本地居民臭美的心，以致炼金的工人越来越多，炼金技术成了真正的金饭碗了。

京师士庶，迩来渐事奢侈，衣服器玩，多镕金为饰，虽累加条约，终未禁止。工人炼金为箔，其徒日繁，计所费岁不下十万两，既坏不可复，浸以成风，良可戒也。——〔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八

等到北宋后期，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能排在前几名的败家皇帝宋徽宗上台主政期间，守着祖宗留下来的基业，吃喝玩乐、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就是在做皇帝这件事情上，宋徽宗真的是没什么天赋。他后期流落异国他乡，便作词回忆了以前当皇帝的时候是多么逍遥快活。可惜这种日子不仅让他成了阶下囚，也让北宋迅速走向了衰落。

玉京曾忆昔繁华。万里帝王家。琼林玉殿，朝喧弦管，暮列笙琶。——〔宋〕宋徽宗《眼儿媚·玉京曾忆昔繁华》

皇帝的奢靡对于官员和百姓来说都是非常不好的示范，上梁不正下梁歪，下面官员看到皇帝都这样了，自然也穷奢极欲，吃穿用度能用好的就用好的。

一筵之馔，有及数百千者，浮侈相夸，有无艺极。——〔元〕脱脱等《宋史·食货志》

一顿饭就要花这么多钱，不仅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也让官员无心理事，一心搞钱，沉迷于奢侈贪腐的不良风气之中，对民间的消费观念也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以致普通市民都以奢侈为荣。

大抵都人风俗奢侈，度量稍宽，凡酒店中不问何人，止两人对坐饮酒，亦须用注碗一副，盘盏两副，果菜碟各五片，水菜碗三五只，即银近百两矣。——〔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

普通人吃顿饭、喝个酒都这么大的排场，花费银子近一百两，难怪《东京梦华录》的作者都要调侃汴京的市民“大抵”风俗奢侈了，这可真不是“大抵”,是百分之百风俗奢侈。

在七夕、中元节等特殊节日，汴京的居民更要出去买、买、买了。比如在七夕前三五天，街上便已经是车水马龙、人山人海，大姑娘、小媳妇都穿着漂亮的衣服出来逛街了，小孩子们也都换上新衣服出来玩，更别提妓馆这些特殊场所了，老板娘都把自己的门面装点得富丽堂皇。

这些现象反映了当时北宋后期人们对衣食住行的要求和标准都已经远超北宋初期，从上到下都形成了以奢侈为荣的消费习惯。

即便是到了南宋，百姓还是很舍得在买车、买马方面花钱。大家最熟悉的那句“宝马雕车香满路”讲的就是南宋时期的事情。

玩车毁三代，逃不开的魔咒

现代人常有“摄影穷三代，单反毁一生”的调侃，在古代没有如此多的娱乐项目，驾车出行就是从皇帝到老百姓最大的乐趣了。

从宋神宗开始，宋朝的皇帝就没有停止玩车的节奏。以大辇为例，宋神宗在位期间，大辇就已经是“金涂银龙凤装”,车内设置了御坐、曲几、锦褥等，外面还有“金涂银顶龙一。四面施行龙一十六，火珠四”。这可是妥妥的豪车了，从内到外，从整体到细节，恐怕天底下没有几个能工巧匠能做出这么细致的活儿。

等到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皇帝的车就更夸张了，玉辂顶层由“施银耀叶”转变为“施金涂银山花叶及翟羽”,银叶子变成了金叶子，平盘上的“黄褥”转为“红罗绣云龙褥”,褥子也由基本款变成了定制款。宋徽宗跟他的父辈比起来，就是一个字：造!

皇帝及达官贵人都以豪车出行为荣，稍微有点钱的平民百姓 也都纷纷效仿。这一点在宋仁宗期间就已经有了苗头，即便当时的仁宗皇帝还对官员和百姓都有明确的约束，当官的人，不是五品以上，不能用银饰装点马鞍；有钱的豪门贵族，不能用红漆和五彩颜色装饰出行的车辆；普通百姓不能坐轿子，坐车不能用银骨朵、水罐引喝随行，骑马只能用毡皮作为马具。

景祐元年……豪贵之族所乘坐车，毋得用朱漆及五彩装绘，若用黝而间以五彩者听。民间毋得乘檐子，及以银骨朵、水罐引喝随行。——〔元〕脱脱等《宋史·舆服志》

仁宗景祐三年，诏官非五品以上，毋得乘闹装银鞍，其乘金涂银装绦子促结鞍辔者，自文武升朝官及内职、禁军指挥使、诸班押班、厢军都虞候、防团副使以上，听之；仍毋得以蓝黄为绦、白皮为鞯辔。民庶止许以毡皮绝绸为鞯。——〔元〕脱脱等《宋史·舆服志》

宋仁宗的这些约束还是相当全面的，对于朝廷官员、豪贵之族和普通百姓的出行都做了详细的规定。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些细枝末节的规定往往过了几年，官员和百姓就不放在心上了。

等到宋神宗时，皇帝又亲自下诏约束平民百姓对车辆的装饰，严禁百姓用五彩装饰车辆，也不许出行的时候在车前面摆列仪物。

但接二连三的禁令并没有什么用，由于从上到下的整个社会风气已经基本形成，只靠约束百姓完全起不到效果。到宋徽宗时，整个社会的消费观念已经达到了“奉身之欲，奢荡靡极”的程度，不管是居家穿衣，还是外出游玩，大家都“以壮丽相夸，珠玑金玉以奇巧相胜”,生怕比不过邻居家的豪车美服，甚至之前普通百姓不能乘坐轿子的规定也没人听从了。

在大臣给宋徽宗的请示中，提到了当时京城中人坐暖轿的现象。不仅富商豪族习以为常，连娼优等社会下层人也都在京城中肆无忌惮地坐轿，甚至在祭祀期间去往宫庙的时候也丝毫不畏避。这种出行行为实际上已经构成了僭越，宋徽宗在此情况下，才下诏明确说明不是当官的人，不许乘坐暖轿。

豪车被抢走了，皇帝也横不起来了

宋徽宗在位的末年，老祖宗攒下来的家底儿就已经基本被败光了。靖康二年(1127)四月，金军攻取北宋首都，掳走徽、钦二帝，这也是我们常说的靖康之难。

在靖康之难中，被金军俘虏的皇室宗亲、王公大臣、技艺工匠、男女百姓等10万余人，分7批先后押解北上，至于皇上出行乘坐的五辂，自然也被金军所掳。在北上的路上，宋徽宗和皇室宗亲甚至没有饭吃，更别提坐车出行了。

正月二十五日，虏索玉册、车辂、冠冕一应宫廷仪物，及女童六百人、教坊乐工数百人。——〔宋〕韦承《瓮中人语》

也就是在这次事件中，皇帝的御用五辂和辇基本都遗失了。有趣的是，金人似乎也对皇帝的五辂非常感兴趣，在靖康之难发生之前，就曾经向宋钦宗索要过五辂，当时宋钦宗还一口允诺了，只不过后来金人并没有因为宋钦宗的服软就做出让步，而是一口气攻陷了北宋。

靖康之难后，一直到南宋时才恢复五辂之制。但这个时候，南宋已经是偏安一隅，不复往日盛况了，就连重新造五辂及大安辇、逍遥辇、七宝辇等皇帝御用车辆的规格也都不如之前了。

南宋高宗在位期间对逍遥辇和平辇进行过重新制作，在本次制作中，逍遥辇的制作标准大幅下降。以前的逍遥辇金涂银装，既有朱漆扶版，又有鱼钩、梅红绦等装饰品，而重新制作的逍遥辇连四面的窗帘都没有了，简简单单的一辆低配车。

平辇还不如逍遥辇，逍遥辇好歹有个遮风避雨的屋子，而平辇连个小屋子都没有，基本和平民百姓坐的小车差不多了。

隆兴二年(1164),宋孝宗给德寿宫制作七宝辇的时候，负责制作车辆的御辇院官员称按照以前的制度，饰品要用玉，车上垂下的网幂要用七宝，挂坠要用珍珠，但是宋孝宗秉持着勤俭节约的原则，用涂金代替玉，用角牙代替珍珠，实现了成本的大幅度下滑。即使如此，宋孝宗也很少在出行的时候使用七宝辇。他在宫中出行的时候，大多都是骑马出行，可能是皇帝尚且如此，所以重华宫和寿康宫也没有制作新辇。

整体来看，宋朝的出行风格演变还是很有戏剧性的，建朝之初，百废待兴，从上到下都以节俭为荣，好不容易靠开源节流赚了点钱，碰上几个不懂珍惜的败家后代，就把老祖宗打下的基业拱手让人了，然后再次重复前面的老路，把苦日子又过上一遍。

【摘自：《历史的天空下——宋代真实的市井生活》 赵帅/著 大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