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灭亡简史

谈起北宋的历史，我们先以宋人的一首诗《题寝宫诗》开篇：

四十二年指的的是北宋第四个皇帝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昭陵指的是宋仁宗死后埋葬在永昭陵。宋仁宗在位时没有创造出惊天动地的业绩，他性格优柔寡断，凡大事皆交给宰执们做主处理。但就在这样的优柔寡断中，中国社会迎来了极其繁荣的时代，民间活动受到政府的干扰最少，经济活跃，人民富足，古代史上难得的盛世就这样呈现了。

但盛世的背后，很多问题却已经开始暴露，成为后来北宋亡国的原因也在逐渐生成。我们将关注点转到北宋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宋太祖靠政变上台，坐上了皇帝的宝座，为维护统治，保持赵家江山千秋万代，北宋王朝一开始就建立起了庞大的官僚体系，高薪养廉，加之要养活大批的军队和宗室子弟，国家财政负担沉重，产生了冗官、冗兵和冗费的“三冗”问题，并且越来越严重。我们举一个数据来说明。宋仁宗时期的公元1038年，国家的士兵人数是126万人，吃俸禄的官僚和宗室人数是1.5万余人。这对国家财政来说意味着庞大的支出。

宋代建国后，为避免出现唐末和五代十国大分裂时期的地方割据局面，宋太祖将权力收归中央，同时限制中央官员的权力范围。在政治上削弱高层要员尤其是宰相的权力，设置参知政事；在军事上，收回地方将领的调兵权，设置枢密院；在财政上，将财政大权集中在中央政府并分权管理，设置三司使。对地方有限的财政权、军事权和行政权实施分离管理，并互相牵制。到第二任皇帝宋太宗时期，又扩大了科举的录取规模，比如他继位的第二年，一下子就录用了500人，当年的录用人数几乎超过宋太祖十几年的录用量，目的是为了实现文治，但却给朝廷造就了大量的冗官。宋太宗灭了北汉之后，对统一顿觉信心倍增，他意气风发地两次统军征伐辽国，意图收复燕云十六州，但高梁河之战和雍熙北伐都以失败而告终，高梁河之战太宗“窃驴车遁去，仅以身免”。这给宋太宗以及其后的几代皇帝都带来了外交和军事方面的心理阴影，一方面要限制军队，一方面又要扩充军队，导致宋朝军队规模越来越庞大。

宋代虽然士兵兵员充足，也消除了军队反叛的威胁，但军队的战斗力却不怎么样，军队训练、调兵、战时统兵分属于不同的机构，负责训练的将领不负责指挥作战，战时统帅并不了解自己的士兵，士兵对统帅也没有忠诚度，这也是北宋军队频频吃败仗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任皇帝宋真宗还算是个好皇帝，他励精图治，倡导和平，勤于政务。在他的统治下，尤其是公元1004年与辽国签订“澶渊之盟”之后，宋朝出现了经济繁荣、百姓富足的局面，国内人口剧增，边贸活跃，税收开始连年递增。但宋真宗大幅度地增加了军队兵员，养兵费用也由此剧增，并且他晚年误用王钦若、丁谓等人，给国家造成了较大的损失。他笃信道教，在宗教方面的开支巨大。

到了宋仁宗时期，宋朝与西夏多次作战失利，再加上“三冗”问题越来越严重，财政变得入不敷出，促使宋仁宗下决心进行改革，这就是历史上的“庆历新政”。宋仁宗选择了比较务实的范仲淹主持改革，目的是解决过大的财政支出问题，其核心不在于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和干预民间经济运行，实际在于解决“养兵贵、冗官多、行政效率低下、百姓税赋过重”这四个问题，主要是针对政府本身的改革，并减少政府对民间经济的干预。应该说，范仲淹的改革确实切中了要害，但在执行中却遇到了强大的阻力。比如解决冗官必须有严格的配套政绩考核制度，因为得不到皇帝坚强的支持，触动各阶层利益的改革根本无法推行，在众多官员的一片哭嚎声中，范仲淹结束了他的新政。

从北宋后来灭亡的历程来看，“庆历新政”是北宋一朝最后的机会，而改革失败的结果，除了没有解决既有的“三冗”问题，政治格局里又带来了务实派和保守派的对立，北宋的官僚体系从此滑向派系政治和朋党政治，新的政治格局由此给后来的恶性党争开始建造温床。

到了宋神宗时期，年轻的神宗看到了重重的问题，他同样选择了改革。他任命力主加强中央集权的激进的王安石来主持此次改革，历史上称为“王安石变法”。与范仲淹重在减税和减少经济管制不同，王安石对削减政府财政支出丝毫没有兴趣，他重在“开源”，而且强调由政府大力控制和指导民间经济，加强政府干预。事实证明，王安石加强中央集权的做法无益于经济发展，他改革的措施反而因为国家控制力的加强，相对活跃的经济变得死气沉沉。在用人方面，他为了推行改革，极力排挤温和的改良派和极端的保守派，引入新的官僚阶层，这种用人措施使北宋官场出现了极大的倒退，大大加剧了党争。王安石引入的官僚阶层，大都缺乏道德支撑，他们最基本的兴趣在于攫取权力。由此出现的新党和旧党之间的恶性党争，把北宋王朝的政治拖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王安石执政时，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不遗余力地排挤旧党；司马光上台后，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则不问是非地摒除新党。北宋官场从此再无是非标准，只有党派站队。这样的党争表现在军事路线上，就是主战和主和之争，并由主战派在最需要和平的时候将国家拖入战争，但却战之不胜；在最需要抵抗时，各条防线形同虚设。以此来看，北宋的灭亡是无法避免的。

宋神宗死后，北宋的政局在新旧党之间震荡，比如哲宗继位后，主政的高太后重用保守派，开始无原则地废除新法，就是为了废除而废除，根本不考虑实际情况；而高太后死后，哲宗亲政，他立即又重用新党，贬斥旧党，在北宋权力中心新旧党交替折腾的背景下，政治局势完全失控。

下面我们开始说说把北宋王朝推向灭亡的宋徽宗。宋徽宗继位初期，仍然由向太后主政，重用旧党，北宋的官场再次大换班。但向太后主政不到一年就死了，宋徽宗又立即掉转马头，改重用新党，其中蔡京作为新党逐步为徽宗所倚重。这时的新党，往往作为经济专家有能力给朝廷增加收入来源，以满足不断增长的财政开支，尤其是宋徽宗是一个品位高雅、爱好广泛的皇帝，他对琴棋书画、花鸟虫鱼无所不精，还是一个建筑和园林专家。他的任何一个爱好都能让巨富之家倾家荡产，当所有爱好集中到一个皇帝身上时，这个国家的财政和百姓可就难以承受了。此时的蔡京，给皇帝找钱的办法就是发行可以流通的信用票据，比如扩大交子和盐引在全国使用，相当于通过发行过量的货币注入到实体经济，朝廷因此获得了大量的收入，但通过通货膨胀，老百姓的财富却大大缩水。在民怨沸腾的同时，北宋王朝采用的是通过战争来输出通货膨胀，利用对外矛盾试图化解国内矛盾。

童贯，宋徽宗时期掌握军事大权的宦官，曾经因为在与西夏的战争指挥中取得了几次胜利，就觉得自己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家，宋徽宗给他授予的军职也越来越高，一个宦官成了北宋的军事掌门人，他也因而成了朝廷最大的主战派。童贯最大的愿望是替北宋王朝收复被辽国占领百年以上的燕云十六州，那么，战争必然会在已经有百年和平的宋辽之间发生，童贯不惜编造辽国首先进攻宋朝的虚假消息，意图发动战争，并力主和虎狼之国金国联盟击辽，在朝内一帮主战派的运作下，宋朝与金国终于订立“海上之盟”，双方协商联合破辽。

辽国与大宋经过一百多年的和平期，已经“不知兵久矣”。曾经的马上民族变得不会打仗了，在宋金的联合夹击下，根本没有还手之力，辽国被灭。但在联合作战的过程中，宋朝军队暴露了自己的实力，让金军看到了腐朽不堪的宋朝低下的军事能力，公元1125年，在宋朝用“买来的胜利”占领燕京等地不到三年，金国攻破宋朝控制的燕京，并驱兵南下，直至北宋首都汴京城下，宋徽宗急迫之下传位给儿子宋钦宗。宋钦宗无奈之下，为激励文武大臣抗金，惩治了“六贼”，金国进攻首都汴京第一个逃跑的宰相王黼贬斥永州（今湖南零陵），途中被秘密处死，他曾和童贯一道主持了与金国的结盟；以搜刮土地闻名的大宦官李彦遭赐死；专权的蔡京贬于儋州（今海南儋州），途中病死；与蔡京一起专权的梁师成贬为彰化军节度副使，途中赐死；好大喜功、主持联金击辽政策的童贯则被贬于吉阳（今海南崖县），途中赐死；替宋徽宗运送花石纲的朱勔贬于循州（今广东龙川），不久被斩首处死。

但积重难返的北宋王朝在金军两次围汴京城的情况下，即使迎来了各地勤王的20万军队，加上守城的10多万军队，也没办法击退强悍的金军。在缺乏有效的统一指挥的情况下，宋军很快被击溃，公元1127年3月，宋徽宗、宋钦宗被掠至金国，北宋灭亡。

宋金交战路线图

北宋的灭亡，源于恶性党争、日益加剧的财政危机、痼疾难除的军事体制和昏聩不堪的外交政策，但最终皆起因于宋王朝基本国策的摇摆不定和统治者首鼠两端的统治思想，这种摇摆不定为恶性党争建造了温床，进而波及经济政策和军事外交策略，当其面对外部危机时，以至于束手无策，使内忧外困的北宋王朝一步步跌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最后，我们用宋徽宗被金人虏后写下的《在北题壁》诗来结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