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诚：夏禹以龙为图腾说质疑

请先说“巳”“姒”。等形；“巳”作等形，因而“姒”“巳”同文之本质应乃“姒”之右半“以”与“巳”同文。而此一字形，与“虫”形判不相干（详下），而实与“子”同。是清儒以为“巳，孺子为儿；襁褓为子；方生顺出为；未生在腹为巳”。故许君“四月阳气已出，阴气已藏。万物见，成文章。故‘巳’为蛇象形”之说恐据小篆之形为说，而忽略了甲金文字形。其实《说文解字•包部》云：“包，象人裹妊，巳在中，象子未成形也。”是许君亦有“巳”为未生之子说。“巳”实乃“子”，而非“虫（蛇）”矣。

再说“龙字多从‘巳’”。

考“龙”字，诸形作等状。“巳”“龙”两形相较，各为独体象形之字，判不相涉。所谓“龙字多从‘巳’”实乃误会。尤应指出者，上述“龙”字之四形，作为独体象形字，前二形甲、金文皆可瞭然，第三形战国竹简则已颇变其形，至于第四形小篆，则独体更一分为二，遂致疑窦。许慎释“龙”云：“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从肉，飞之形”。揆许君“飞之形”一语，实指“龙”之整体而言，而非指其一部，徐铉注云“象夗转飞动之貌”，亦正释“飞之形”一语。或许君当日所见字体，非仅止小篆，故对其究竟独体、合体颇为游移其辞。如上所引甲、金文，“龙”既为独体象形字，所谓“龙字多从‘巳’”之说则实误矣。是“巳”既非虫（蛇）亦非龙。综上则“姒”“巳”二姓，皆不关乎蛇、龙矣。

三说“禹”字。《伏》文前曾说“禹”字从“䖝”，“䖝”“虫”同；但后又说“‘禹’从虫，从手执之”。“虫”，与“以手执虫”，其说相差何其远矣。先看“虫”,乃有诸形。尽管在《说文解字》中“从虫”之字多至一百六十，且所指诸物亦非仅指蛇类，但显而易见，无论甲金文还是小篆，“虫”即蛇形，乃一独体象形之字（前曾说“巳”与“虫”判不相干，亦于此可见）。且再看“禹”， 乃有诸形，前两形为金文，后两形为《说文》所载。按许慎说，“禹，蟲也。从厹，象形。，古文禹”。何谓“蟲”？许慎说“有足谓之蟲，无足谓之豸”。何以“蟲”一字而有“有足”“无足”之谓？清段玉裁说甚明：“有举浑言以包析言者，有举析言以包浑言者。此‘蟲’‘豸’ 析言以包浑言也。‘蟲’者，蝡动之总名，前文既详之矣，故只引《尔雅·释蟲》之文。‘豸’者，兽长脊行豸豸然欲有所伺杀形也。本谓有足之蟲，因凡蟲无足者，其行但见长脊豸豸然，故得假借豸名，今人俗语云‘蟲豸’。”按段君之说，此物乃兽，浑言曰“蟲”；析言则曰“蟲”，曰“豸”。“豸”指其欲猎杀它物低伏身躯潜行之状，故谓“无足”；“蟲”则指其寻常状态，故可见足。又何谓“厹”？许慎说“兽足蹂地”。可知虽如段玉裁所说，“古虫、蟲不分”但仅以许书此处“虫”“蟲”二字狭义所言，实指二物，“虫”指蛇，“蟲”指有足爬行之物，“禹”乃属后者。许君此说或不足厌人意，但古人造字之初，“禹”非虫、蛇却可以肯定了。又揆字形，“禹”之金文和《说文》所列“古文”其中间部分都明显为一“虫（蛇）”即甲文等字，而另一部分乃“又”即《伏》文所说。许慎说：“，手也。”是“禹”乃“虫（蛇）”与“手”构成之会意字，《伏》文所说“从虫，从手执之”洵为卓见。果如此，则由此而引申出之结论当与《伏》文判断完全相左：禹并非虫（蛇），倒毋宁说正是虫（蛇）之敌---执虫（蛇）者。

三 辩禹曾驱使骑乘龙

此一事实与上述第二事紧密相关。请先从人与蛇关系开说。上古人民与自然生息，故得伴虫蛇而眠，与虫蛇交往多有之。《山海经》有载：

汉水出鲋鱼之山，帝颛顼葬于阳。九嫔葬于阴，四蛇卫之 (郭璞注：言有四蛇卫守山下)。

显然，“卫”虽并非敌对，而乃协同性动作，但其从属、臣服地位却一目了然。恐乃“膺”、“珥”“戴”、“使”之延伸，亦并“持”、“操”、“啖”、“啗”、“衔”征服之结果。还有：

北方禺彊，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青蛇。(郭璞注：一本云：北方禺彊，黑身手足，乘两龙。

郭璞注“一本”云云实在重要，立即令人省悟到原来“践”“乘”亦皆与“膺”、“珥”“戴”、“使”“卫”同类，不过将已被征服之敌视为役使对象罢。

西方蓐收，左耳有蛇，乘两龙。

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开焉得始歌《九招》。

《山海经》向称吾国神话渊薮，上引对蛇、龙动作诸例或有深意待识者考之。然仅以与本文所论有关者言之，“驱使”固非同宗同体，“骑乘”应亦役使之义。“乘龙”者并非龙，甚或可能为龙之敌对者，前已指出，“禹”乃以手执蛇者，非与蛇、龙同类，而乃征服、驱使蛇、龙者已无庸深辩矣。

四 辩禹亲戚多龙

“禹”字似不见于甲文，金文则有之。以今日可见，最早在殷商晚期。考今日所存较早而可靠之文字文献，则《诗》《书》《左传》《国语》《论语》中多见，是知关于禹之记忆至西周、春秋时仍保留于氏族、民族上层记忆中且享隆祀。记忆传说之其来有自及所受尊崇，自不待言，但毕竟已是遥远之事。故遍考西周至战国时期文字文献，皆罕见禹亲戚之记载。前引《伏》文指女娲、伏羲、褒、越王勾践、匈奴皆龙族，而禹与此五者皆亲戚，由是禹自然亦龙族。此推断乃一典型之三段论。以逻辑方法而言，其大、小前提皆须有极确凿材料可以证明，方能成立；且大、小前提之间、前提与结论之间又不得互相证明，否则即成循环论证。但《伏》文却未能臻此。以材料而论，《伏》文所引材料率皆晚出且往往相互牴牾。以上五者作为古代历史或传说中之部族是否即皆奉行龙图腾；其相互之间是否存有血缘关系；诸族究竟是否又皆与禹有血缘关系，皆大有可怀疑处。虽然，欲将其五者来龙去脉一一厘清，以目前文献材料，恐治丝益棼。故本文仅能就其无法自圆其说处略论之。

《伏》文据清陈厚耀《《春秋世族谱》》说褒国的“褒”本一作“庖”。又据《路史后纪》一《注》引《潜夫论》说“太昊之后有庖国，姒姓”。其所以要与“庖”发生联系，根本原因乃在“庖”字中的“巳”。但前已指出无论是“姒”还是“巳”，皆与蛇、龙无关。又上古茫昧，姓氏所起，虽其来有自，但书阙有间，已不复可考，兼西周以还，分封繁杂，淆乱其间，非一语而得蔽之。但若以姓氏寻求上古图腾，不啻缘木求鱼。仅以较早之《世本》所叙，颛顼之后陆终所生，即有已、斯、篯、妘、曹、芈六姓，姓之所由，不详所以。如巳姓出自少昊。然而众所周知少昊氏乃以“鸟名官”，其所崇拜或即应为鸟图腾。且“姒”“褒”二字皆无关于“蛇”“已”见前述，以其互证龙蛇，非但循环论证，且乏姓氏本身与图腾之间关系作为依据。不过，《伏》文亦尝涉及《国语·郑语》中史伯与郑桓公论及褒之语，这实在是先秦一段可能真正与图腾有关之重要材料，兹不惮其烦，具引于次：

宣王之时有童谣曰：“檿弧箕服，实亡周国。”于是宣王闻之，有夫妇鬻是器者，王使执而戮之。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惧而弃之。此人也，收以奔褒。天之命此久矣，其又何可为乎？《训语》有之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为二龙，以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杀之与去之与止之，莫吉。卜请其漦而藏之，吉。乃布币焉而策吿之。龙亡而漦在，椟而藏之，传郊之。”及殷、周，莫之发也。及厉王之末，发而观之，漦流于庭，不可除也。王使妇人不帏而噪之，化为玄鼋，以入于王府。府之童妾未既齓而遭之，既笄而孕，当宣王时而生。不夫而育，故惧而弃之。为弧服者方戮在路，夫妇哀其夜号也，而取之以逸，逃于褒。褒人褒姁有狱，而以为入于王，王遂置之，而嬖是女也，使至于为后而生伯服。天之生此久矣，其为毒也大矣，将使候淫徳而加之焉。毒之酋腊者，其杀也滋速……凡周存亡，不三稔矣！

史伯所引述《周书》中所讲述此故事，乃任何考据华夏上古图腾皆不能回避之重要材料。不难看出，故事中龙，于殷、周而言，固然乃一种灭族之恶兆，于夏而言，又何尝乃促使夏族繁衍，保护夏族吉祥之物？不仅非护佑夏族之图腾，甚而乃灭族之祸害。无怪乎“夏之衰”与龙乃一起出现；是“褒”绝非夏之后，只能是夏之敌，无怪乎夏后欲杀之或驱逐之。

三说越王勾践。

越为禹后之说，起于汉世。太史公有云：

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少康之庶子也。

后《吴越春秋》亦云：

禹以下六世而得帝少康。少康恐禹祭之絶祀，乃封其庶子于越，号曰无余。余始受封，人民山居，虽有鸟田之利，租贡才给宗庙祭祀之费。乃复随陵陆而耕种，或逐禽鹿而给食。无余质朴，不设宫室之饰，从民所居，春秋祠禹墓于会稽。无余传世十余，末君微劣，不能自立，转从众庶为编户之民。禹祀断绝十有余岁。有人生而言语，其语曰：“鸟禽呼咽喋咽喋。”

指天向禹墓曰：“我是无余君之苗末，我方修前君祭祀，复我禹墓之祀，为民请福于天，以通神之道。”众民悦喜，皆助奉禹祭，四时致贡。因共封立以承越君之后，复夏王之祭，安集鸟田之瑞，以为百姓请命。

以上即传说中禹与越亲戚关系之由来。即使承认这反映了夏少康彼时即有后来周初分封亲戚功臣之制度，但十分明显，无余对越地而言，无非如姜太公之于齐，周公之于鲁，太伯之于吴，熊绎之于楚，不过就是外来统治者。如前所论，禹与龙蛇之类既无干系，则无余当不会有龙蛇之类崇拜意识携至越地（且以上所引《吴越春秋》言，则不如谓禹与鸟颇有关系）。如《伏》文所列《淮南子》及高诱许慎注、《说苑•奉使》《汉书•地理志》及应劭注、《后汉书•西南夷》中所言种种所谓越（粤）人“断发文身”事，即有之，亦当地民俗，当地崇拜，此与无余有何关系？又与禹有何关系呢？

四说匈奴。

《伏》文引《史记•匈奴列传》云“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又引《史记》及司马贞《索隐》《淮南子•要略》及许慎注、《后汉书》所言“龙会”“龙庭”等，要之，匈奴为禹后，匈奴崇龙。然揆上引《史记•匈奴列传》原文及诸家注释，其文云：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苖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

由于血族联系（尤其是专偶制发生后）已经湮远,而过去的现实看来是反映在神话的幻想中,于是老实的庸人们便作出了而且还在继续作着一种结论，即幻想的族系创造了现实的氏族。汉以后种种攀附黄帝、尧、舜之世系当作如是观，夏禹之种种亲戚亦当作如是观！焉能反转以之为夏禹图腾之证明！

五 辩夏有龙瑞龙饰

所谓祥瑞，自来被视为图腾显明之表现。上述《伏》文所引《史记·封禅书》“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即是。《史记》原文如下：

惟《吕氏春秋》亦有一段文字大同小异，似可资比较：

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现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水气至而不知数备将徙于土。

揆《史记·吕不韦列传》，吕不韦主持《吕氏春秋》撰集当在秦王政初年至六年间，至少，亦应在秦王政九年不韦被“废”之前。据《史记·秦始皇本纪》：

(二十六年)秦初并天下……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

可见，上引《史记•封禅书》有人对始皇演说“五德”即应发生在始皇二十六年建立制度时，司马贞《索隐》已经发见此语 “出自《吕氏春秋》”，不过《封禅书》较之《吕氏春秋》略不同，却增加了黄、青、黑三龙，且三龙皆为瑞应，以兆新出朝代和帝王之兴起，显然并非源自于一种古老之传说，而后来杜撰之迹宛然。至于何以始皇谋臣有此杜撰？这或与战国后期“龙”意识之不断增加有关系，本文下节当略及之，此暂不赘。

与所谓瑞应相关者尚有器物纹饰。《伏》文举夏后氏用旂、龙勺、龙簨虡为说，以为此类“原始人器物上的装潢，往往是实用的图腾标记，并无纯粹的审美意义”。器物采用某一造型或在其上刻画以纹饰实缘于远古，就其初，或有所谓族类辨识之用，然即使上述周代器物纹饰源自于夏，彼时已非“原始”时代，器物纹饰多为表明不同等级甚或单纯装饰之意，例不胜举。《尚书•益稷》有帝舜告夏禹之言曰：

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绣，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孔氏《传》云 “画三辰、山、龙、华、虫于衣服旌旗”；又云“会，五采也。以五采成此画焉，宗庙彝樽亦以山、龙、华、虫为饰” ；又云“天子服日、月而下；诸侯自龙衮而下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以五采明施于五色，作尊卑之服。汝明制之。以上经、传皆出古文《尚书》，当无后人伪篡，可见山、龙、华、虫等皆为进入文明社会以后，高度礼仪化、等级化、抽象化、装饰化之产物，是否即可称“原始人器物上的装潢”含图腾意义，实颇难立论。且“龙”在诸物之中，亦难见其尊崇特殊。《伏》文所举夏后氏旂、龙勺、龙簨虡则更不足为据。不过为说明其不足为据，不能不赘言之。

先说旂。

“旂”，《伏》文引《周礼•司常》“交龙为旂”，以为“旂”乃“图腾标志”，既属夏后氏，则夏后氏自当以龙为图腾。其说原出《礼记•明堂位》：

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绥，殷之大白，周之大赤。

郑玄注云：

四者，旌旗之属也。“绥”当为“緌”……有虞氏当言“緌”，夏后氏当言“旂”，此盖错误也。“緌”谓注旄牛尾于杠首，所谓大麾。

孔颖达疏云：

此一经论鲁有四代旌旗。有虞氏之旂者，“旂”当为“緌”，但注旄竿首，末有旒縿。夏后氏之绥者，郑云“緌”当为“旂”。夏后氏渐文，既注旄竿首，又有旒縿……知有虞氏当言緌，夏后氏当言旂者，以虞质于夏，故知虞世但注旄，夏世始加旒縿。

通观上述经、传、疏三者，乃知有虞氏之“緌”与夏后氏之“旂”区别者，在于其装饰“质”“文”之不同也。“质”者，旗杆上仅挂旄牛尾；“文”者，旄牛尾之外更饰以垂条之旗幅，《周礼·巾车》“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郑注“大常，九旗之画日月者，正幅为縿，斿则属焉”是。或以为郑、孔不过汉、唐人之观，乃不知“緌”“旂”二者所蕴含之图腾意味。是则鲁人岂能兼用虞、夏之图腾？其实鲁人亦不知其中究竟，不过受周家之赐而已。第考周人，实颇用之。观《诗》，《小雅•出车》云：

……我出我车，于彼郊矣。设此旐矣，建彼旄矣。彼旟旐斯，胡不斾斾……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

又《小雅•采芑》：

……方叔莅止，其车三千，旂旐央央。

又《大雅•韩奕》：

王锡韩侯，淑旂绥章。

其中“旐”“旟”“旂”，传笺皆以“龟蛇”“鸟隼”“交龙”三者释之，此尽周人所用旗帜，何能独谓其中“龙”为图腾？又《周颂•载见》：

载见辟王，曰求厥章。龙旂阳阳，和铃央央。鞗革有鸧，休有烈光。

《诗序》以为此诗乃“诸侯始见乎武王庙也”。郑注云：

诸侯始见君王谓见成王也。曰求其章也，求车服礼仪之文章制度也。

又《鲁颂•閟宫》：

周公之孙，庄公之子。龙旂承祀，六辔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

《诗序》以为“《閟宫》，颂僖公能复周公之宇也”。郑注云：

交龙为旂。承祀，谓视祭祀也。

值得注意者，是皆见于《雅》《颂》之诗，且又见于周人宗庙，若“旂”果有图腾之含蕴， 岂非周人亦以龙为其图腾？是则《诗•大雅•生民》《诗•大雅•卷阿》及《国语•周语》“周之兴也，鸑鷟鸣于岐山” 皆明确记载周乃鸟生，明确以凤凰为其图腾又该作何解释？由此观之，“旐”“旟”“旂”者，实乃周家制度中之装饰者。至少在周人，并未视其有通常图腾所有之护佑宗族、民族之意蕴也。

然不特周人，殷人亦有用此，《诗•商颂•玄鸟》：

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孙子。武丁孙子，武王靡不胜。龙旂十

乘，大糦是承。

《诗序》以为此诗“祀高宗也”，故得歌颂汤武以来殷商统治业绩。诗开宗明义即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殷商正以玄鸟（凤凰）为其图腾也。然亦不妨大张“龙旂”，以为盛饰。是周人所记夏后氏之“旂”，亦当作如是观。诚如《周礼•春官•司常》“及国之大阅，赞司马颁旗物，王建大常诸侯建旗”云云，郑玄笺曰：

仲冬教大阅，司马主其礼。自王以下治民者旗，画成物之象。王画日

月，象天明也；诸侯画交龙，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复也……

是皆“物之象”，可见“龙”在其时并不如后世乃固定为天子之所有，更无所谓图腾之意蕴也。

再说龙勺。

《伏》文所引，仍出《礼记•明堂位》，然非仅止于“夏后氏以龙勺”六言。其语云：

灌尊，夏后氏以鸡夷，殷以斝，周以黄目；其勺，夏后氏以龙勺，殷

以疏勺，周以蒲勺。

显然，“勺”与“尊”乃配套之器。若一定要分主次，则以常识论，无疑“尊”当为主而“勺”当为配。郑注云：

夷，读为彝。《周礼》，春祠夏禴祼用鸡彝、鸟彝；秋尝冬烝祼用斝彝、黄彝。

此处郑注引《周礼》云云，出《周礼•鸡人》，郑玄于《周礼•鸡人》此句下注云：

鸡彝、鸟彝，谓刻而画之为鸡、凤皇之形。

是知夏后氏所用“尊”形，实为“鸡、凤皇之形”，即使“勺”“尊”之间不分轩轾，《伏》文亦不当对其作为礼器之一套，顾彼而失此也。

三说龙簨虡。

《伏》文所引，仍出《礼记•明堂位》。其言云：

夏后氏之龙簨虡，殷之崇牙，周之璧翣。

郑玄注云：

簨、虡，所以县钟磬也。横曰簨，饰之以鳞属；植曰虡，饰之以裸属、

羽属。簨以大版为之谓之业。殷又于龙上刻画之为重牙，以挂县纮也。周又画缯为翣，戴以璧，垂五采羽于其下，树于簨之角上。饰弥多也。《周颂》曰“设业设虡，崇牙树羽”。

由郑注可知，簨、虡乃一横一竖，共同构成悬挂钟磬之架，横者饰以龙之类（鳞属），竖者饰以虫（裸属）、鸟（羽属）之类。是钟磬之架上乃饰有各类生物而非止于龙也。就讨论逻辑而言，欲确立其中某一生物形象之图腾含义，亦应就其它生物形象之来历、含义有合理之解释，不能就其一点而不顾其余也。其实第数之，《礼记•明堂位》所叙鲁所遵用虞、夏、殷、周礼器名物中，明言为夏之服器者乃有“鉤车”“旂”“骆马”“山罍”“琖”“鸡夷”“龙勺”“序”“大璜”“鼓足”“龙簨虡”“四连”“嶡”“楬豆”“（服）山”“祭心”“尚明水”“绸练”凡十八目，然据正文及郑笺等，其中仅“旂”“龙勺”“龙簨虡”三者与龙有关，已尽为《伏》文取以为据，其余十五目《伏》文则皆弃而不用，是就其一点而不顾其余也。即以为《伏》文所弃“服”而论，《礼记•明堂位》云：

有虞氏服韨，夏后氏山，殷火，周龙章。

郑玄注云：

韨，冕服之韠也，舜始作之以尊祭服。禹、汤至周增以画文，后王弥

饰也。山，取其仁可仰也；火，取其明也；龙，取其变化也，天子备焉。

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韎韦而已。

是亦可见，必以此处所记为据，则夏禹当以山为其图腾，殷以火为其图腾，周以龙为其图腾，皆何说也！《礼记》距离传说中夏禹不啻千年，独以其中所载传说中数件夏后氏器物说图腾，实恐难以成说。

由上已不难看出，含有图腾意味之所谓祥瑞、纹饰，在经历漫长历史之抽象过程后，早已蜕变为表明阶层、位阶、身份之某种符号，而在此种“抽象过程”中，后世各种因素渗入其中，变乱其形，若无血缘、传承等神话传说、历史记载相互证明，仅凭个别例证，实难厌人意也。传说中殷、周两世以龙为装饰见诸三《礼》者，皆不过此意，岂能遽断为图腾。

六 论历代帝王之崇龙

综上述，夏禹以龙为图腾说大体是不能成立了。前已言，“《伏》文说于后世既滋漫，且又基于中国旧时宫廷中之崇龙为其背景，似已为定论。”那么何谓“背景”？仍可引《伏》文为论始：

其次、龙与凤在年代较早之典籍中，地位并不相等。凤凰无论何时，皆为吉祥、高贵之象征，更有直接作为家族、氏族诞生，兴盛之吉兆甚或祖先、图腾。龙则为星宿，为可以豢养醢食之生物，为饰物，甚或为凶兆、妖异之象征。

龙之如是，或与其婉转凶恶与蛇、鳄等相类有关；或与其来自非后来之华夏主流之某些异族图腾有关；又或与潜藏在发明、使用汉字之族群潜意识中，对崇拜龙之异族负面之印象有关。兹略举数例以明之。先看凤凰：

箫韶九成，凤皇来仪。（孔氏《传》云：“雄曰凤，雌曰皇，灵鸟也。仪，有容仪。备乐九奏而致凤皇，则余鸟兽不待九而率舞”。）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郑笺：“生商者，谓凤遗卵，娀氏之女简狄吞之而生契。”）豈弟君子，四方为纲。凤凰于飞，蹁跹其羽，亦集爰止。(郑笺：“众鸟慕凤凰而来，喻贤者所在，群臣皆慕而往仕也。)藹藹王多吉人，维君子命，媚于庶人。凤凰鸣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阳，菶菶萋萋，雝雝喈喈。初，懿氏卜妻敬仲，（杜注：“懿氏，陈大夫。”）其妻占之曰“吉”。（杜注：“懿氏妻。”）是谓“凤凰于飞，和鸣锵锵。（杜注：“雄曰凤，雌曰凰。雄雌俱飞，相和而鸣锵锵，然犹敬仲夫妻相随适齐有声誉。”）有妫之后，将育于姜。（杜注：“妫，陈姓。姜，齐姓。”）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杜注：“京，大也。”）陈厉公，蔡出也，故蔡人杀五父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其在异国；非此其身，在其子孙。光远而自他有耀者也……陈衰，此其昌乎！”及陈之初亡也，陈桓子始大于齐（杜注：“桓子，敬仲五世孙陈无宇。”）其后亡也，成子得政。（杜注：“成子，陈常也，敬仲八世孙。”）

以上即舜、殷、周、春秋时凤凰，虽未直接提及夏，但是禹作为虞舜时代最主要之功臣与承继者，无可质疑亦应在此一文化中。由是可见，凤凰或为祖先，或兆家族兴旺，或乃国家大治之祥瑞，是皆有图腾之意蕴。

且再看龙：

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谏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泽，实生龙蛇。彼美，余惧其生龙蛇以祸女。女敝族也。（杜注：“敝，衰坏也。龙蛇喻奇怪。”）国多大宠，不仁人间之，不亦难乎。余何爱焉。”使往视寝，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栾怀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于难。

秋，龙见于绛郊，魏献子问于蔡墨曰：“吾闻之，虫莫知于龙，以其

不生得也，谓之知。信乎？”对曰：“人实不知，非龙实知。古者畜龙，故国有豢龙氏，有御龙氏。”献子曰：“是二氏者，吾亦闻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谓也？”对曰：“昔有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实甚好龙，能求其耆欲以饮食之。龙多归之。乃扰畜龙以服事帝舜。帝赐之姓曰董，氏曰豢龙。（杜注：“豢，御养也。”）封诸鬷川，鬷夷氏，其后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龙。及有孔甲，扰于有帝。（杜注：“孔甲，少康之后九世君也。其德能顺于天。”）帝赐之乘龙。河汉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获豢龙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能饮食之。夏后嘉之，赐氏曰御龙，以更豕韦之后。龙一雌死，潜醢以食夏后，（杜注：“潜，藏也。藏以为醢，明龙不知。”）夏后飨之，既而使求之。（杜注：“求致龙也。”）惧而迁于鲁县。范氏其后也。”献子曰：“今何故无之？”对曰：“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职，则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业，其物乃至。若泯弃之，物乃坻伏，郁湮不育……龙，水物也。水官弃矣，故龙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潜龙勿用’，其同人䷌曰‘见龙在田’，其大有䷍曰‘飞龙在天’，其夬䷪曰‘亢龙有悔’，其坤䷁曰‘见群龙无首吉’，坤之剥䷖曰‘龙战于野’。若不朝夕见，谁能物之。”（杜注：“物，谓上六卦之所称龙，各不同也。今说《易》者皆以龙喻阳气，如史墨之言，则为皆是真龙。”）

宣王之时有童谣曰：“檿弧箕服，实亡周国。”于是宣王闻之，有夫妇鬻是器者，王使执而戮之。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惧而弃之。此人也，收以奔褒。天之命此久矣，其又可为乎？《训语》有之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为二龙，以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杀之与去之与止之，莫吉。卜请其漦而藏之，吉。乃布币焉而策吿之，龙亡而漦在，椟而藏之，传郊之。’及殷、周，莫之发也。及厉王之末，发而观之，漦流于庭，不可除也。王使妇人不帏而噪之，化為玄黿以入于王府。府之童妾未既齓而遭之，既笄而孕，當宣王時而生。不夫而育，故惧而弃之。为弧服者方戮在路，夫妇哀其夜号也，而取之以逸，逃于褒。褒人褒姁有狱，而以为入于王，王遂置之，而嬖是女也，使至于为后而生伯服。天之生此久矣，其为毒也大矣，将候淫徳而加之焉。毒之酋腊者，其杀也滋速……凡周存亡，不三稔矣！君若欲避其难其速规所矣，时至而求用，恐无及也！

又《小雅•无羊》云：

牧人乃梦，众维鱼矣；旐维旟矣。大人占之：众维鱼矣？实维丰年。

旐维旟矣？室家溱溱。

仍依陈子展先生译，“蝗子变为鱼呀？这是丰年！龟蛇旗变为鸟隼旗呀？室家人口满满地增添”。预示着室家人口兴旺。不幸者，龟蛇又未与好运相联系。值得注意者乃以上《斯干》《无羊》均为雅诗，当颇能反映其时一般之文化意识，因而可以说，尽管此处对龙、蛇、虺之类似乎没有恶意，但绝非吉兆却可以断定，且其与所兆之内容之关系恐亦非一时之信手拈来，而是反映着一种长期形成之社会意识罢。若再将其与上述《左传》《国语》所载相比勘，则龙蛇一类在春秋及其以上一般社会意识中之为非类，应该可以确定矣。

再其次，在年代较晚之文献中，凤凰之高贵地位仍然不变。而龙之地位却有所上升，虽亦多有作为自然界畜物或饰物者，却又常常可以譬喻贤人、君子，从而为其将来之进阶奠定基础。传统上，学界有以为《周易》经文至少当在西周及其以前，传文则自春秋以后至于战国时代。果若是，则时代相距既数百年，其间思想、文化、习俗之大不同当属自然！故可以《周易》经、传为例对上述结论以识之。

《周易》“经”文中，“龙”之出现并不多，主要见于《乾》《坤》二卦，且并无特殊意义。“龙”不过自然界中一生物，占卦之人从卦、爻所演示之“龙”形状处境，以预测行事之顺否。如《乾》卦：

初九，潜龙勿用。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历。无咎。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上九，亢龙有悔。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又《坤》卦中：

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

“龙”之所用，如《说卦》所示，与马、牛、鸡、猪、雉、狗、羊诸物等类，并无任何道德伦理之暗示或贤愚高下之分，即《系辞下》所谓“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之结果。于此，唐孔颖达注疏很清楚。因而在 “经”而言，“龙”与“君子”二者之联系，实乃偶然。但亦正由于 “九三”爻辞中“君子”一词之出现，致《乾》卦各爻皆可指“君子”之行止。于是“龙”与“君子”似乎有了某种联系，“龙”因“君子”，而具有了特殊含义。

再看看“传”文，可以《乾》卦《文言》为例：

初九曰潜龙勿用，何谓也？子曰：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九二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龙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九四曰，或跃在渊，无咎，何谓也？子曰：上下无常，非为邪也，进退无恒，非离群也。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故无咎。九五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上九曰，亢龙有悔，何谓也？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潜龙勿用，下也；见龙在田，时舍也；终日乾乾，行事也；或跃在渊，自试也；飞龙在天，上治也；亢龙有悔，穷之灾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显而易见，在《周易》“传”文中，“龙”与“君子”二者之关联得到了固化与加强，“龙”本身已成为一种象征，譬喻君子、贤人。如果说，在经文中“龙”因“君子”，而具有了特殊含义；那么在传文中，则似乎“君子”因为“龙”，才有了特殊意义。“龙”与“君子”关系之认知竟发生了如是之反转。此一从不为人所注意之反转，在吾国文化、思想史上或可为值得深究之重要节点与标志。前曾谓《周易》“经”“传”之产生，其间大约相差数百年。所谓“龙德”之说，并不见于战国之前；孔子及其所言之为人特别所重，亦不在战国以前。而《周易》传文中，“龙德”说之出现且托言孔子，正可为前所言高亨先生对《周易》经、传产生之时代贡献一佳证！如若将前所言二十五部文献中材料按文献产生时代做一大致排列，则亦不难自这些材料中发见《周易》“经”“传”中所反映出之对“龙”认识之不同与反转。先秦文献之作者与结集年代，几乎皆有争议。若就其粗略，分为春秋及其以前与战国至汉以前两截历史而观之，俾能略窥其流变：凤凰一直为高贵、吉祥之象征；龙则在春秋及其以前为畜物为恶物，战国尤其战国以后形象逐渐趋于高贵。

过去研究中国神话者似乎从未将先秦文献中关于龙、凤之描写如此一一检讨，而当余如此粗加搜检比对，即发现文献所载，竟呈现出上述三点强烈之倾向性。这不能不导致吾人思及龙、凤地位在先秦文献中之不同，乃为一种源远流长之图腾意识在文化中潜意识、曲折之反映。凤凰，或为传说与历史中以夏、商、周为代表之华夏诸族（或其中主流者）所崇拜之图腾；龙，则为其他异族所崇拜之图腾，随上古不同族群文化之交融，方逐步进入华夏文化中。出于某种尚待深入研究之原因，如前所论，龙之地位在战国逐渐有所提高（而此种之提高，似已远离图腾意识）。而其地位之获得彻底改善，约当在战国末期至汉代。兹略举《淮南子》中数句为例：

鬼出电入，龙兴鸾集。

虎啸而谷风至，龙举而景云属。

天神之贵者，莫贵于青龙。

鸾举麟振，凤飞龙腾，发如秋风，疾如骇龙。

神龙不匹，猛兽不群。

所以贵圣人者，以其能龙变也。

精诚感于内，形气动于天，则景星见，黄龙下，祥凤至。

虽说《淮南子》中凤之地位一如既往并未衰落，仍有“凤凰之翔至德也”，“昔二皇凤皇至于庭，三代至乎门，周室至乎泽”之提法，但所见不乏者，却乃春秋及以前文献中少见之龙、凤对举，龙或为圣贤、或为人君、或为吉祥之化身。与之并行不悖者，乃汉代画像砖、墓碑、宗庙壁画(如鲁灵光殿)上蛇躯人身之伏戏、女娲故事之大事渲染。于是乎有“汉室龙兴”之说应运而生：

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

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高祖……好酒及色，常从王媪、武负贳酒，醉卧，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龙，怪之。

于是乎自汉代开始之中华帝国即如此自认为龙之子孙。“龙的传人”遂成为历史成说。

结语

以上余既对《伏》文所提夏禹以龙为图腾说五点皆逐一申辩而予推翻，又搜检先秦文献为第六节，以龙、凤二者记载为比，论先秦至汉代文献中龙由令人恐惧，供人驱使畜养，以为装饰，至渐得与凤凰相提并论可以象征贤圣，至终为汉代刘季引以为己，遂成皇权象征之过程，已足证明有文字载记之时尚如此，则传说中夏禹时代，夏禹更无以龙为图腾之历史文化背景与可能。是夏禹以龙为图腾说可以被彻底否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