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中共贵州省工委在桐梓活动（中）

●中共“贵州省工委”来桐梓

1937 年 “ 七七 ” 卢沟桥日军侵华战争爆发， 7 月 8 日中国共产党通电全国，号召全民抗战，也促使蒋介石抗战。7月17 日蒋介石发表 “庐山谈话” 表明抗战意愿。11 月 9 日，上海被日军占领，南京危在旦夕。11 月 20 日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

桐梓为陪都重庆的京畿之地，是出川入黔的门户。县城位于西南腹地大娄山脉主峰地区主山脊的崇山峻岭之中，地处川黔交通要津，为抗日战争时期全国唯一畅通的川黔滇缅国际通道的必经要隘。桐梓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周围皆有险关扼守，云层厚，云量多，不易为敌机所侦察轰炸，不失为战火中难得的一方净土。桐梓古为夜郎疆域，唐代曾置夜郎县至北宋末年，存在 478年。诗仙李白因获罪遭遣，长流与此，因此桐梓县为闻名遐迩的“李白夜郎”、“唐宋夜郎县”，是贵州省内开发较早的县份之一。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内政，有官皆桐梓；外交，无酒不茅台”， 桐梓军政集团执省政权十年的发源地。在抗战烽火燃遍神州的年代，这里是川黔孔道，加上独特的自然环境，国民党政府把兵工厂迁于此，为抗日战场制造所需枪支；海军学校迁于此，培养航海、造舰人才；幽禁爱国将军张学良等，贫穷的桐梓人却极尽 “大后方”地主之谊，先后接纳了38个疏散单位，住于斯，食于斯，学于斯。

贵州省第五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应时而动，1938 年2月由遵义市区内迁往桐梓县城办公（1940 年1月迁回），公署设在周西成公馆，此时的桐梓成了黔北政治中心。专员公署在桐梓汽车站设卡，对进入贵州的人、货进行严格检查。而中共贵州省工委书记邓止戈也受中共南方局的指示相机来桐 、驻桐领导全省党的工作，这在当时贵州省内是少有的。

●桐梓秘密交通站

1938年下半年，留在贵阳的贵州省工委领导人秦天真，陆续将共产党员陈英（邓止戈的爱人）、刘家瑞、丁酉成、王发善、周德程安排来桐 。邓止戈在桐梓工作是绝对秘密的，他依靠两个联络站来领导地下革命斗争。一个是桐梓城区女子小学（现海校街道中心小学内），由教师刘家瑞任他的党内交通员；另一个是桐梓合作金库的丁酉成任他的交通员。从贵阳、重庆或其他地方来找邓止戈联系汇报工作的同志，首先都到联络站找交通员，再由交通员把来人情况向邓止戈呈述，让他是否接见，交通员才去具体安排。来的同志的食宿和交通工具，均由交通员负责解决。当时的食宿一般安排在城区女子小学，由校长刘焕云负责，交通工具则由桐梓汽车站的刘友章安排。

秦天真同时派贵阳党的外围组织的青年人刘焕云、孔凤瑞、孙静华到桐梓城区女小任教，刘焕云任校长、孔凤瑞任教导主任。他们到校后，首先是搞好教学工作，谢绝校外的宴请，把6个班的学校管得井井有条。他们发现这个学校封建色彩非常浓厚，一方面思想不开化，抗日救国的浪潮没有波及到这块地盘，另一方面教学还处在比较落后的教育制度下，教学因循守旧，甚至经常体罚学生。她们以新教育思想办学，废除体罚，教唱抗日歌曲，每天清晨带着学生走出校外，锻炼身体。桐梓县城人们早上起得很迟，很多人家天大亮了还关着门。女小锻炼的队伍从学校出发，跑到城门口，返回时高唱抗日歌曲，一路唱歌进城惊醒了他们，才起床开门。久而久之，只要听到女小锻炼的队伍的歌声，就知道起床了。因此老百姓给女小锻炼的队伍称为 “晨歌队”。县党部和县政府对她们的行动非常反感，又找不到茬子，只好用匿名信恐吓她们，在匿名信中恐吓：“不听招呼，就请吃洋花生（即子弹）”。

这群女小老师接受贵州地下党负责人邓止戈的领导。刘焕云的任务是转送外面寄到女小的信件；外边有人来找邓止戈由她们先向邓止戈汇报，然后才带人见面；南来北往的同志安排在女小食宿，由她们保护。这些活动进行得十分隐秘，没有引起外界的怀疑。

为适应当时斗争的需要，桐梓女小正式成立秘密交通站，由刘焕云负责。女小交通站的活动有两种，一是秘密的，一是公开的。秘密任务是把女小作为地下党的交通站。公开任务是抗日救亡活动。通常进行的秘密活动是每天傍晚以散步为名，先后离开学校，到县电台集中，收听延安广播。听到天晚离开电台，由马嫂（电台台长的爱人）继续收听，第二天将听到的消息转告各位，刘家瑞向邓止戈汇报，邓止戈决定传播内容和形式，再秘密口传或印成传单传到社会上去。

1939年2月初，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正式建立，袁超俊任站长。袁超俊将工作安排好后，立即赶赴重庆向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汇报工作情况。南方局组织部部长博古（秦邦宪）把贵州省工委的关系介绍给了袁超俊，袁超俊在回贵阳的途中，在桐梓县与贵州省工委书记邓止戈接上了头。

交通站更重要的工作是接待从贵阳、重庆和其他地方来找邓止戈的同志。这些人的身份一旦证实，就安排在女小食宿。秦天真、肖次瞻、熊大瀛、宁起鲲、陶信镛、常学荣、严金操（袁超俊）、严金萱、聂奇惠、付君涛、于云、吴容、谢凡生等中共党的负责人来桐梓时都在女小食宿。

●桐梓城市工作支部组织的活动

1938年10月，丁酉成被安排来桐梓，由邓止戈、陈英和丁酉成组成一个党小组，每次过组织生活，都是由邓止戈给讲党的基本知识。后秦天真又调来了王发善、周德程来桐梓。当时党的中心工作就是动员一切力量，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邓止戈指示他们三人成立“桐梓城市工作支部”，由丁酉成任支部书记。城市工作支部主要负责城市的抗日救亡活动，并在群众运动中培养对象，发展党员，同时派王发善、周德程二人到蒲家场小学任教，通过他们在农村开展抗日活动，也准备在农村发展党的组织。

围绕中心工作，桐梓城市工作支部作了下列轰轰烈烈的工作：

▲女小的抗日救亡活动

由于交通站设女小，交通站就通过各种活动将女小的老师组织起来，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为了不暴露交通站，经邓止戈同意，先成立女小读报组。交通站的同志与地方上的老师一起学文化，讨论国家大事。读报组没有经费，就动员大家献书，办了个“合力藏书室”，通过读书讨论，大家又写稿件，待时机成熟，又创办《合力周刊》，发表大家写的抗日救亡文章。读报组活动一段时间后，老师们彼此都熟了，就由刘家瑞负责，每天下午放学后训练一支由20 多名师生组成的抗日救亡宣传队，赶场天上街宣传。交通站的刘家瑞有演戏的才能，就由她站在板凳上指挥宣传队唱抗日歌曲。等群众围成圈后，就宣讲抗日救亡的道理，接着教唱“打、打、打，打倒帝国主义！”。这首歌很短，又朗朗上口，群众很快就学会，跟着唱起来。

这种街头宣传和教唱歌曲的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使女小的老师对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充满信心。地下党随时关注女小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当女小的街头活动开展起来后，便要求她们改进演出方式和演出内容。女小的老师很快就排出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主要讲述妇女在家中挨打受气的生活。在街上演出时，群众忘记是演戏，纷纷朝举鞭抽打妇女的老头骂，还有人冲上去打老头。借着大家高涨的情绪，女小又排练了独幕话剧《二升米》。

有一天，县党部刘希文要接待省党部派来的“战地服务团”，在大十字搭了舞台，点上汽灯，拉了不少学生占场地，演出《抓汉奸》。剧情就是几个衣着华丽、手持文明棍的老爷，命令几个警察抓住一个女学生和一个穿补丁衣服的老头打来打去。由于剧情没有变化，学生坐不住，哈欠连天，老百姓觉得无味，等不到戏完就走了。县党部见演出效果不好，台下已没有多少人，只好散场。

刘家瑞得知“战地服务团”里有不少特务，决定与他们唱对台戏，在距大十字不远的城西拉起圈子，演出话剧《二升米》。《二升米》讲述一个教书老先生因无米下锅，向邻居王老五借来二升米，王老五又因还不起地主的债被迫自杀。教书老先生认为王老五自杀是因他而死，问心不过，也自杀身亡，其妻抱着尸体哭诉。全剧讲述穷苦人的悲惨遭遇。台上的演员在哭，台下的观众也在哭，演出效果很好。同一天的这两场演出，在县党部、县政府和群众中引起不小反响，群众对这两台戏议论纷纷。

桐梓的抗日救亡运动刚开始时，县党部、县政府并没有意识到是共产党领导的。他们认为是女小的活动，还大加赞赏，企图纳入他们的政绩，向上讨功。自那次对台戏后，女小的活动面扩大，参加抗日宣传活动的人涉及到机关职工、学校师生，便引起注意，但由于县党部、县政府和专员公署之间有矛盾，互不买账，使其怀疑未能达成统一看法。县党部主任刘希文同地方绅士勾结很紧。县长孔福民是大学政学系的毕业生，比较开明，对地方绅士顽固维护封建礼教不满，与刘希文不和。专员公署凌驾两者之上搞平衡，但对县党部、县政府处理地方事务不请示汇报，很有意见。而城区女小的老师是专员公署为开办新学专门从贵阳请来，县党部和地方绅士不仅容不得她们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还认为是她们抢了地方上的“饭碗”，巴不得把她们赶走，又不敢明说，只是挑毛病、找茬子，写匿名信恐吓。县政府对女小的态度比较温和，县长孔福明找到刘焕云，明说刘家瑞是民先队员，下学期不再请了。面对复杂形势，刘焕云以校长职务，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争取国民党一方或两方的支持，继续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学期快结束时，民先总部负责人付君涛路过桐梓，与邓止戈会面，考虑到刘家瑞民先队员的身份已经暴露，当即决定，将她迅速转移，随付君涛到重庆。

刘家瑞走后，女小教师邓洁光接替刘家瑞的工作，领导女小宣传队的工作，继续开展抗日救亡活动。邓洁光是桐梓本地人，加上有刘焕云指导，搞起宣传来自有不少方便之处。她带着20多名女小学生组成的宣传队走出县城，到楚米、元田、红花园、九坝沟、石门坎、板桥等地宣传，教唱抗日歌曲。宣传结束后，还登门慰问抗属和红军家属。为了为抗战前线的士兵筹备寒衣，她带领女小学生开展“义卖花”活动。有一天，冯玉祥将军从重庆到贵阳途经桐梓，正巧碰到宣传队在宣传，深受感动，当即用30块大洋买了一束花。作陪的县长孔福民和当地的绅士也不得不跟着义买。

1939年秋，刘焕云、孔凤瑞、孙静华都因身份暴露，撤离桐梓。地下党考虑到邓洁光一人开展工作势单力薄，便通过关系，将隐蔽在石山庙小学的地下党员雷肇宗（女）介绍到女小担任会计，暗中支持邓洁光的工作，同时负责话剧的排练和演出。

▲“三·三〇"剧团及其活动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分裂和倒退日益加剧，实行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中国共产党则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斗争口号，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中心工作就是动员一切力量，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

随着女小抗日救亡活动的开展，宣传抗日队伍逐渐由城区女小扩大到社会上。桐梓汽车站、桐梓电台、机务站、电报局、公路局、桐梓中学等单位的青年男女加入到宣传队中来。宣传形式也从组织歌咏队发展到演街头话剧、办油印小报、街头墙报等。内容由刘焕云、孙静华、孔凤瑞到桐梓电台收听广播，然后整理。不能公开的内容在内部传达，能公开的内容就刊出。演唱的歌曲有《大行山上》《流亡三部曲》《黄河大合唱》《延安颂》等，演出的话剧有《放下你的鞭子》《二升米》《夫妻识字》《送郎参军》等。由于抗日力量的加强，再以城区女小的名义进行宣传活动就不适应了。于是城市工作支部商议筹划组织剧团，经请示邓止戈同意，于1939年3月30日成立剧团，根据成立时间取名为 “三·三〇”抗日剧团。剧团成立后，又吸收了桐梓海军学校和城区男小的师生，使剧团人数达到100多人。剧团由城市工作支部领导。剧团内由刘焕云、丁酉成、刘有章、肖元庚组成四人小组，负责剧团事务，碰到重大问题，四人商量决定，再由丁酉成向邓止戈汇报、请示。剧团的骨干有刘焕云、孙静华、孔凤瑞、邓洁光、马尚娴（县电台台长的爱人）、徐怀英（电报局局长的女儿）和本城青年金武炳、李宽才等。宣传队演出大型话剧由剧团负责，歌咏队由邓洁光负责。歌咏队还组织小分队下乡宣传。剧团的宣传形式变成大小结合、城乡结合，抗日救亡宣传工作进行得声有色。

剧团自己动手编剧，每天下午几个人在官渡河过来一点的一座坟山上，或者到周家坟坡，一起凑台词，想剧情，花了一个多月时间，终于编出了一个四幕歌剧：《保卫我们的家乡》。这个剧在南门一个庙演出，效果很好。后来还演出一些大型一点的话剧，如《出发前夕》《一年间》《凤凰城》等。

“三·三〇"抗日剧团的活动，引起桐梓县政府和设立在桐梓的专员公署注意。县党部在“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前提下，不敢公开制止“三·三〇”抗日宣传活动，但企图控制“三·三〇”剧团。为了装点门面，县党部也搞个宣传队，但由于本质上不抗日，常与“三·三〇”剧团发生摩擦。县长孔福民派他的女秘书易建超到剧团，以参加剧团活动为由，调查剧团的组织情况，监视剧团的活动。刘焕云接到通知后，得知易建超的身份，但安排她到歌咏队参加活动，演出时负责照管道具、服装。剧团学习抗日救亡的公开文章，也请她参加，显得亲近又随便。通过一段时间的相处，易建超主动向刘焕云交了底：她是孔县长派来作监视工作的。孔县长说剧团有异党活动，但剧团的人教书认真，开展活动都很正派。“三·三〇”剧团蒙住易建超，却蒙不住县党部。他们想出收编的主意，把“三·三〇"剧团同县党部的宣传队编在一起，以便控制。如果“三·三〇”剧团的人不同意收编，就名正言顺地把它解散。刘焕云很快接到邓止戈的指示：同意接受收编，把名称改为抗敌宣传队，但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根据邓止戈的指示，刘焕云、丁酉成、刘友章、肖元庚四人商量，提出接受收编的三个条件：一、不接受县党部的领导；二、不同意县党部派人来领导；三、演出的剧本和歌曲不受县党部审查。在斗争中，他们利用县政府猜疑县党部收编“三·三〇”剧团是为自己捞取政绩的矛盾，最后达成 “三·三〇"剧团只改名的协议，改为抗敌宣传二组（县党部的宣传队为一组），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

1939年底，国民党掀起反共浪潮，全国形势日渐恶化。县政府和县党部停止了相互的争斗，结成一致对付抗日宣传的力量。县长孔福民找刘焕云谈话，特别点出肖元庚、丁酉成是异党，不能让他们参加剧团。孔福民的行动引起邓止戈的高度注意，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保护党员和骨干分子，城市工作支部决定解散“三·三〇"剧团。剧团要解散，团员们心里有气，经过反复商量，决定在12月21日举行一次火炬游行，参加游行的有50多人。1939年12月21日，邓洁光带着女小的几个同学参加“三·三〇”剧团组织的最后一次火炬游行。第二天，县教育科科长要开除参加火炬游行的学生。邓洁光与教育科长大吵一架，使宣传工作陷入被动。桐梓女小已成为县党部注意的目标，贵州省工委决定将雷肇宗和邓洁光一起转移到鸭溪继续开展工作。“三·三〇"剧团解散后，桐梓各派政治势力合伙加紧对抗日宣传工作的破坏，一大批骨干处于危险之中。是年底，城市工作支部决定将刘焕云、孔凤瑞、孙静华转移到贵阳。

黄光荣搜集整理

来源；地域历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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