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大明最后那几年

在崇祯十五年（1642），朱由检的生命即将结束，当年四月底，李自成带领的农民军第三次攻入开封，引发了中原地区的剧烈震动。祟祯阜帝感到无助，于是他在紫禁城中建立了斋堂，但是他发现这些都没有什么用处。于是，他召来了道家正一派的第52代天师张应京，命令他设坛做法，召唤天兵天将，希望他们能够下凡，帮助他驱逐满族人民，并且消灭当时的叛乱势力。

崇祯十二年（1639），他试图召唤天兵天将，但这只是一次自我安慰的神仙把戏，因为当时的明朝正面临灭亡的危险，他已经陷入绝境：1641年农历八月，明朝最后一支精锐部队13万人与清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结果却惨败溃退，在孤城松山坚守半年之后。

1642年农历二月，统兵出战的兵部尚书兼蓟辽总督洪承畴被俘投降。近两年的激烈战斗，明朝最终以惨败告终，但是那些曾经坚守锦州的名将，却仍然勇敢地抵抗着清朝的进攻--山海关外，明朝只剩下总兵吴三桂仍然率领军队坚守孤城宁远，清军的铁骑，距离攻破山海关只有一步之遥，但是他们仍然不屈不挠，勇敢地抵抗着，直到最后的胜利。

在大明帝国的边缘，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军不断侵扰，而清军也在不断追赶，使得大明帝国面临着灭亡的危险。崇祯皇帝在无奈之下，不得不密令兵部尚书陈新甲与已经自立为大清国皇帝的皇太极议和，然而，就在议和进行到关键时刻，陈新甲的仆人竟然将议和文书泄露出去，并将其传播到各地，引发了满朝的哗然，祟祯不得不放弃议和，将议和的罪名推卸到陈新甲身上，最终将其斩杀。陈新甲虽然代表崇祯议和，但他的忠诚却遭到了下令斩杀，他的行为可能会导致他的家人失去生命，这让整个朝廷的人都感到非常恐惧。

在祟祯十七年（1627-1644）的统治期间，他斩杀了（7人）总督和11人巡抚，其中督师蓟和辽的兵部尚书袁崇焕因为性格多疑中了满人反间计而被凌迟外死，山东抚颜继祖因为清兵入关攻克济南生擒潘王德王而被作为替罪羊处死--崇祯的肆意屠融大臣和推卸责任，使得他的手下文正百官更加胆战心惊，在乱世中不敢有所作为。祟祯采取了重用东厂和锦衣卫的措施来监督大臣，并且经常以私刑取代国家法律来惩罚大臣，比如在处决陈新甲的那一年（1642），行人司副熊开元和给事中姜睬因为直言不讳地抨击崇祯，崇祯便下令锦衣卫将他们秘密处决。崇祯一直渴望改革，但他的能力有限。

因此，他不得不把自己的愤怒发泄到臣子身上，要么杀害他们以发泄愤慨，要么频繁更换官员--根据统计，崇祯在位17年，仅仅刑部尚书就换了17人。崇祯在位17年，他就任命了50位阁臣，这表明他对手下臣子的更替频率和怀疑心极高，而明朝历史只有276年，只有160多位阁臣。1642年农历七月，崇祯皇帝的心爱之人田妃不幸去世，田妃出身陕西，从小在富饶的扬州长大，她的父亲田弘遇曾担任扬州把总，田妃天资聪慧，擅长琴棋书画，深得崇祯皇帝的宠爱。

虽然国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但崇祯在勤政的同时，也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他精通古琴，甚至创作了《崆峒引》《烂柯游》等传统古琴曲，与田妃一起演奏，田妃也时常与崇祯一起弹奏、吹箫、下棋、写字作画，虽然崇祯有时会因为宠爱而骄傲，但田妃总体上还是守本分，与崇祯的思想和生活情趣也十分相符。

随后，明朝“诸将皆望风引避，莫有敢当其锋者”，很多官吏甚至直接弃城出逃，“易服匿草间”，而拥兵二十万的左良玉当时守卫湖广重镇襄阳，他不思进取迎敌，却在李自成兵临城下之前，先是纵兵掳掠襄阳、樊城百姓，然后弃城出逃，致使李自成轻松占领襄阳，随后，李自成军队又先后攻克枣阳、荆门、荆州等地，整个大明帝国的腹心地带河南、湖北等地被农民军扫荡殆尽。在皇太极的精心指挥下，清军在松锦之战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他们绕过孤城宁远和山海关，穿越华北平原，一路烧杀掳掠，最终攻占了山东八十余座城市，然后继续向前冲锋陷阵。

皇帝因为没有可用的兵力，只能放任清军在境内自由行动。随着帝国的动荡不安，人们开始抛弃传统的鬼神信仰，转而接受天主教。

祟祯五年（1632），徐光启作为天主教的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向崇祯推荐了天主教，这让崇祯深感兴奋，加上传教士南怀仁、汤若望等人的宣讲，崇祯下令将紫禁城内的佛像全部拆除，以此来表明只有天主才能存在，而其他的偶像则被禁止。崇祯皇帝为了纪念他曾经崇拜的天主教上帝，不仅下令将所有带有“天”字的臣子改名，而且还特别强调了大理寺推官陈良谟的改名，他原本叫陈天工，但因为崇祯皇帝的命令而被迫改名。然而，即使崇祯改信天主教，也无法改变他内心的迷惘，以及大明帝国日益衰落的局面。

1640年，崇祯的皇五子朱慈焕突发疾病，崇祯前往探望，他惊讶地发现，当时只有五岁的朱慈焕竟然用手指在空中呼唤九莲菩萨，并且指责祟祯破坏紫禁城内的佛像，虽然关于朱慈焕的真实性及其发生的原因存在多种解释，但祟祯仍然感到非常震惊，他立即将被撤离的佛像重新放回宫殿，并且决定永远不再向天主上帝祈求。

崇祯皇帝并非真正信仰天主教，他在1639年就曾在紫禁城中设坛祈求天兵天将的帮助，但到了1642年，他又请道家天师张应京帮助他召唤天兵天将，以消灭内外贼寇，这表明他在病痛中急切地寻求治疗，并且不断地改变信仰，以缓解他的焦虑和混乱。

1627年，朱由检登基后，为了应对晚明时期日趋混乱的国家局势，他果断地铲除了权宦魏忠贤，并且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此后，朱由检每天都要早起朝见，晚上也要反复审核奏章，一直持续到深夜。相比于朱由校，朱由检的曾祖父嘉靖皇帝、祖父万历皇帝和兄长明熹宗，朱由检的时间更加充裕，而且他也更加勤奋，成为明朝中后期皇帝群体中的一股清流。崇祯年间，为了应对皇帝深夜不眠的政务，许多官员夜晚都会选择住进紫禁城的文渊阁，准备随时接受皇帝的召唤。

崇祯不仅勤奋地处理政务，而且对每天的经筵和日讲也毫不放松，他经常把时间花在学习四书五经、《资治通鉴》等治国理政之道上，以求治心切的态度，甚至将经筵和日讲变成召集大臣们讨论国事的机会，这一点与他的祖先和兄长的懒惰怠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鉴于明朝面临着内忧外患，财政紧张，崇祯皇帝与其祖先嘉靖和

皇帝相比，更加注重节俭。在登基之初，崇祯就下令停止苏杭织造，此前，苏杭织造由宫廷太监负责管理，专门为宫廷采购缎匹绢帛，给民众带来了极大的困扰。

崇祯终于放下了手袖，不再紧握着它。崇祯登基后所面临的困境与当时的气候变化息息相关，令人担忧。崇祯17年间，全国各地经历了14次严重的干旱，“饿殍谝野”“人相食”的记录也是普遍存在的。尽管中国历史上干旱的情况并不少见，但明朝中后期的干旱状况却令人震惊，其范围之广、程度之严重令人叹为观止。

崇祯十三年（1640）的洪水灾害可谓前所未有，它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严峻的洪水灾害，更是千年难逢的灾难。今年的两次大规模干旱，不仅仅是偶然发生的，而是极其罕见的：崇祯十二年（1639）的大规模干旱，可以说是百年难得的，崇祯十四年（1641）的大规模干旱，更是五百年难得的。灾害已经蔓延到了华北和西北地区，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许多地区，由于连续多年的灾害，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遭受了四连击、五连击甚至九连击的打击。

在崇祯即位的第二年（1628），高迎祥率领农民在陕北这片生态环境恶劣、干旱灾害最为严重的地区发动了“与其坐而饥死，何不盗而死”的起义，当时，大明帝国内部的饥民们纷纷发出号召，发动起义，明朝官军在围剿时经常占据优势，但随着气候变化导致大干旱、大饥荒的普遍发生，越来越多的农民涌入起义军，最终形成“野火烧不尽”的局面。

葛剑雄的统计数据显示，明朝末年的总人口达到了2亿，但是，即使是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它所掌握的赋税权力，最多也仅仅是五六千万。随着明末时期的到来，由于饥荒、干旱、土地兼并、瘟疫、战乱等多种原因，使得人民流离失所，明朝政府可控制的人口资源也日益减少，这也意味着政府的税收和兵力不断流失，而面对满族入侵的边境战争以及镇压内部叛乱，明朝政府所需的开支也在不断增加，一方面可控资源的减少，另一方面国家开支的增加，这也使得明朝政府的生存空间受到了严重的压缩和榨干。

在崇祯十年（1637），李自成遭遇、孙传庭部的攻击，几乎无法抵抗，只能带领17名部下逃往陕西东南的商洛山中，当时，明朝的军队在剿灭菲律宾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果，张献忠也曾经投降过。

在崇祯十二年（1639），张献忠又在当年的大干旱和大饥荒中发动叛乱，李自成也跟着逃离商洛山，然而，在崇祯十二年至十三年的三年间，李自成仍然未能逃脱灾祸，最终还是在商洛山中遇害。当时，李自成的农民军拥挤不堪，远近的饥民纷纷前来，如流水般涌动，日夜不绝，一声号召，其势如燎原，无法抵挡。

受到当时北方小冰期气候变化、大干旱以及草原生态恶劣的影响，农民军和后金（清军）部队都不得不南下，满人也不例外。他们本来就有着野心，试图通过攻城掠地掠夺人口、物资等资源来度过艰难时期，但最终他们还是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的目标。

虽然气候变化给后金（满清）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但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父子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不仅大肆掠夺辽东和关内的财富、人口资源，还拉拢关外的蒙古部落，多次出兵征讨朝鲜，使得蒙古各部和原本为明朝藩属国的朝鲜都被满清拉入麾下，满清还在辽东不断争取当地汉族的支持，最终使得满清在与明朝的争夺天下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随着明朝的不断发展，它面临着日益增强的威胁。

尽管面临危机，但人们却将危机转化为机遇。尽管东北的地域狭窄，人口稀少，但凭借其出色的战略规划，以及积极招募资源和人心，满族仍然可以在明朝的政治动荡中保持安全，同时，明朝政府与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军的联合，也为满族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机会，可以在关外获取更多的收益，这种机会远超过崇祯帝国“大当家”的规定，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致命的优势。

“崇祯死局”的恶性循环造成了极其糟糕的后果，1639年的大干旱和大饥荒使得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军不得不发动反抗，而且反抗的力量也在不断壮大。

当崇祯十五年（1642）李自成的农民军大举进攻河南和湖北北部的同一年，张献忠的部队也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进攻，他们不仅占领了舒城、六安、庐州（合肥）等地，还在巢湖进行了大规模的水上训练。

张献忠在崇祯十六年（1643年）的五月，为了避免与李自成的农民军发生冲突，他率领军队进入湖北，最终在华中重镇武昌取得胜利，他们处决了楚王朱华奎，并且让他的部下们分享他的肉。此外，张献忠还把在武昌等地掠夺的六百多万两白银拿出来，用于招募流民，以及扩充他的军队。张献忠在武昌宣布“大西王”政令，建立了大西政权，而李自成也在襄阳宣布称王，这让李自成十分不满。

此时，明军左良玉部也开始反击张献忠军队，为了避免与李自成部和明军左良玉部两面作战，张献忠于是率领军队南下进攻湖南和江西等地，到了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他又率部向四川进发，以此来实现他的政治野心，以期取得更大的成就。

今日，我们将前往黄州，传达命令，让士兵们不要恐慌，安心地过日子。从江淮出发，我走过了几千里，看到了城池被摧毁，甚至连最后的城墙都只剩下了四面的墙壁，财富已经耗尽。被摧残得面目全非，荒芜遍地，家禽不见踪影，从未有人耕种，这是怎样的世界？在这片土地上，人口稀少，士兵寥寥，怎么能够维持秩序呢？徐标以他的亲身经历，向崇祯痛陈“皇上无几人民，无几土地”，指出了中国历史上遭受的重大动乱，从河北、山东到华中、河南、湖北、安徽、湖南、江西，再到西北的陕西，都曾经经历过大干旱、大饥荒、农民军、清军交替攻掠、扫荡等灾难。

祟祯听完徐标的话语，眼眶里满是泪水，他深深地叹息道： “这一切都是朕的错。。张岱在明末清初的学者中指出，由于官军纪律涣散、肆意抢劫民众、加上三大饷等各种苛捐杂税，使得民众生活极度艰难：从明朝末期开始，官军毫无纪律，在各地镇集，大肆抢劫，口号“打粮“，使得当地陷入一片混乱之中。有司负责提供军事物资，监管财政，苦苦挣扎，人们无法忍受。

张岱指出，与明末明朝官方的做法相反，李自成农民军在后期改变了初期烧杀掳掠的行为，他下令说：“杀一个人就像杀他的父亲，淫一个女人就像淫他的母亲。。若得良有司，则应当尊重他们，对于那些贪污腐败、地主豪绅，则应当给予奖励。当人们感到欢乐时，他们的意愿不会改变。一岁之内，河南南阳、汝宁等四十余州县被彻底扭转，军队不再留行，全国震惊。在战乱的时期，白骨遍布野外，荒芜无人烟，自立抚慰流亡者，开展商贸活动，募集民众开垦土地，收获粮食以供军队。贼人的命令十分强硬，以至于没有人敢冒犯。面对李自成军队的强大攻势，崇祯深感恐慌，他曾经多次击败李自成，但是在1642年，孙传庭被释放后，由于兵力不足、饷银匮乏等多种原因，他在河南被李自成部击败，只能率领部队退入陕西休养。

到崇祯十六年（1643），大明帝国内部的军队已经大幅减少，只剩下辽东的边军、左良玉部和孙传庭部，他们在湖广等地溃败，最终退守陕西。孙传庭出身于老将，熟悉敌我军况，在退守陕西后，他积极扩军备战，并强迫当地富户绅商捐款助军，这让陕西士绅大为不满，他们纷纷上书朝廷，指责孙传庭在陕西养军备战、休养生息，这种行为违反“玩寇糜饷”，也违反“秦人日在汤火中”。崇祯十六年（1643）五月，他急切地期望孙传庭能够尽快出战，以消灭乱匪，而他又没有清晰地判断敌我力量对比。

张凤翔劝告崇祯，尽管孙传庭拥有天下最优秀的军队，但阜上只有这一支军队，不可轻易动用。崇祯急切地催促孙传庭率领新军出征，以此来应对危机。面对左良玉部怯敌畏战的局面，张凤翔从当时的局势出发，劝诫祟祯要珍惜孙传庭新训练的这支大明帝国最后的生力军，但祟祯却不为所动，反而严令逼迫孙传庭出战，孙传庭无奈地说：“雅不欲速战，见上意及朝论趣之急，不得已誓师。

五天后，崇祯十六年（1643）十月，李自成军队攻占了西北重镇西安，而此时，距离北京沦陷和崇祯上吊自尽，还有半年的时间。崇祯一向以多疑、急躁的态度来对待事物，他在1630年中皇太极的反间计处死袁崇焕，1641年又冒险催促洪承畴匆忙出征，结果导致明朝边军在松山之战中惨败，最终也葬送了西北的最后一支主力部队。然而，崇祯却没有反省自己的行为，而是把责任全部推给孙传庭：“孙传庭轻率行事，督兵屡败，实属不可原谅！！尽管崇祯在位的十七年大明帝国内忧外患，但从袁崇焕到孙传庭，大明帝国仍然拥有许多忠勇良将，但是崇祯却没有能力驾驭这艘摇摇欲坠的巨轮，他只是一位不合格的船长，在关键时刻做出的错误决策，更是让大明帝国陷入了毁灭的深渊。

1644年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三个年号，分别是大明帝国的祟祯十七年，以及辽东满清的顺治元年（多尔衮和豪格经过妥协，最终达成共识）皇太极的第九子福临在6岁时被推举为顺治帝，他在1644年正式宣布顺治，而李自成则在永昌元年建立了大顺国。李自成在正式称帝后，立即发兵攻打北京，他计划从山西出发，农历二月，他率军先后攻克汾州（今汾阳）、阳城、蒲州和太原等地，但是在代州（今属忻州）和宁武关（今山西宁武境），农民军遭遇了总兵周遇吉的顽强抵抗，死伤七万多人，而其他地方则没有遭遇到像样的抵抗。

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初一日，宁武关被李自成的农民军攻占，崇祯不得不自缢身亡，此时此刻，他只剩下18天的时光。宁武关作为大同的重要防线，面临着巨大的威胁，李自成下令对宁武关进行大规模的屠城，“婴幼不遗”，这种残忍的屠城政策让大同总兵姜壤深感震惊，他看到大局已经不容乐观，立刻投降，宁武关的沦陷，大同的安全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满城的士兵们都感到非常庆幸，因为他们没有遭受战争的伤害。当李自成率军穿越山西，进攻北京的同时，崇祯也重新思考了南迁的可能性。

为此，他与左中允李明睿多次秘密磋商，但由于担心会遭到群臣的反对，崇祯一直没有公开表态。直到三月一日宁武关和大同在同一天陷落，崇祯几乎绝望地召集百官，讨论南迁的可能性。兵科给事中光时亨毫无畏惧地站了出来，他激情洋溢地表示，若是不处决支持南迁的李明睿 ，就无法让人们安心！于是，其他大臣都不敢再公开讨论此事，祟祯无奈地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只能说：”国家的命运就在我们手中，我们该怎么办？当崇祯看到群臣都拒绝南迁时，他不得不无奈地表达出自己的决心： “无论未来如何，为了维护国家的尊严和民族的利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捍卫正义。

光时亨在李自成进入北京城后，以激烈的反对南迁的态度率先投降农民军，在帝国最后的生死存亡关头，他表现出了慷慨的慷慨，但当北京城破之日，他却毫无反抗之力，屈膝投降。在南迁遭受挫折、寻求救助毫无希望的情况下，崇祯于（1644）三月十六日召集了文武百官，共同讨论应对方案，在众人的见证下，崇祯的眼眶湿润，而文武百官也都悲痛欲绝。此刻，北京城即将被攻陷，崇祯也即将自尽，只剩下三天的时间了。

崇祯三月十七日，李自成的农民军队突然来到北京城，崇祯被迫逃离紫禁城，他不得不沿着宫殿的围墙狂奔，高呼：“外敌已经把我们逼到了绝境！我们必须坚定信念。据史料记载，“慷慨多大节”中的巩永固以其慷慨大度的性格赢得崇祯的信任，在崇祯面临绝境时，他提出要求崇祯南迁，而崇祯也因此而想起了自己的妹夫巩永固，期待着他能够拯救大明帝国，然而，巩永固却跪地叩拜，表示：“我不敢私蓄家丁，因为亲臣不允许藏甲！

巩永固深情地凝视着君臣二人，他激动地说道： “我们已经把薪火烧尽，为了报答皇上的恩赐，我们一起努力吧！！崇祯深感悲痛，他说：“我不能守护国家的安危，但我愿意为国家牺牲！

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八日晚，在崇祯皇帝的人生旅程中，他度过了最后的日子。当晚，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正在北京城外的山上攀爬，眼看城墙就要被推倒，

他接着强调道： “国家的毁灭，让上苍、祖先愤慨不已，这一切都归咎于您的父辈，我也不能逃脱。。尽管朕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但是文武大臣们出于个人利益，不愿先国家后家，导致国家陷入了混乱的境地。如今，不必再纠结于幸运或不幸，而是要按照正确的方式去做。朕已经没有任何可担心的了。

祟祯带领几十名宦官，试图从紫禁城中突围而出，但他们却遭遇了几次失败：有的被守城部队炮击而退，有的甚至根本无法打开城门，一直折腾到天亮，祟祯最终放弃了逃跑的念头，返回紫禁城。此刻，三月十九日清晨，大明正在面临灭亡的危险。崇祯皇帝下令，宫廷里的人们一次次地敲响大钟，但是宫殿里依然一片寂静。

此时，李自成在一棵古老的树下，决定把自己的17年的统治生涯，以及34岁的人生，都付诸东流，与世隔绝。王承恩一直在陪伴着他，成为了他的守护神。王承恩在崇祯去世后，选择了自我牺牲，以此来纪念崇祯的英勇事迹。在大明帝国的末日，一位令人憎恶的太监被安葬。当崇祯去世后，人们从他的遗书中发现：“朕的德行藐视天命，令叛乱者直逼京师，这都是臣子们的失误。。朕若不能回到祖先的身边，便脱下头巾，掩盖脸庞，让敌人无法侵犯，保护每个百姓。至死，他仍然不忘记对臣子们的指责，他曾经自以为是，对太监说：“我们都是失去了国家的臣子！愎文官们一个也不可杀。

当时，北京城陷入混乱之中，崇祯自杀两天后，李自成终于发现了崇祯的遗体。为此，李自成下令把祟祯的遗体从万岁山中抬出，并安置在北京东华门附近。按照李自成的命令，崇祯和周皇后的遗体最终被安葬，并用柳木棺材安葬。

从田贵妃陵寝的位置上，崇祯皇帝的思陵被重新定位，由三位夫妇共同安葬，它也是明十三陵中的最终之作。回顾历史，他曾经拼搏、努力、奋斗，但最终却失败地选择了自杀，以“国君死社稷”的方式，为大明帝国画上了一个悲伤的句号。虽然他的才华不足，志大才疏，无法拯救大明帝国，但后人仍然对他表示深深的同情。从宏观角度来看，明朝晚期所面临的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内部政治斗争、官僚主义统治，以及外来的侵略者和内部的农民起义，都给明朝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当时的财政状况极其艰难，内部矛盾日益激化，各种变量交织在一起，形势严峻，崇祯这样的才能平庸的君王，即使拥有最高的智慧，也无法改变当时的历史局面。可以说，“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往英雄不自由”的结论是：历史并非由君主所创造，而是由其他人的行为和思想所决定的。

而且，自己也不是什么英雄。在一定程度上，他就像一个受到大明帝国的束缚的囚犯，无助地挣脱了它的枷锁。他既可怜，又可悲：一个君主不管怎样努力，都无法摆脱历史的束缚，这不仅是帝国的失败，也是对其领导者的失望。随着时代的变迁，船长们拼尽全力，但千疮百孔的巨轮仍在不断沉没，这是他们的悲哀，也是三轮的悲哀。

中华帝国，一直坚守着传统，在历史的循环中，不断面对王朝的兴衰起落、生死存亡更替，但却始终无法找到一种能够征服大海的有效方法。崇祯皇帝去世之后，李自成带着残留的势力不断地向北方进发，多尔衮带着清军攻占北京--这一切都改变了帝国的航向，但仍需要几年时间，才能重新迎接和平与安宁。崇祯无法亲眼目睹这一切，他只能无奈地看着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