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大战爆发三年后的1942年，阿根廷和西班牙的国际形势出现了重要的转折点。

从西班牙的角度来看，1942年期间发生了从公开支持轴心国的立场转变，这主要受到政府内部法西斯主义倾向的影响，并得到了弗朗哥本人的支持，转向其他团体的提议，这些团体认为西班牙的利益在于采取更为严格的"中立"政策。

此时乔尔达纳部长构想形成一个"伊比利亚集团"的想法，该集团将包括西班牙、葡萄牙、智利和阿根廷，并将扩大成为一个"中立国家集团"，并纳入梵蒂冈、瑞士和瑞典。

然而，从上述提到的两个拉丁美洲国家中，阿根廷采取了更为坚决的中立政策；不久之后智利也与轴心国断交。

此外，布宜诺斯艾利斯政府当时也致力于一个与西班牙新任部长的意图非常相符的伊比利亚行动。

1942年初，阿根廷政府对在西班牙讨论的构建上述伊比利亚集团的想法表现出兴趣，这个集团可以作为中间人促进战争的早日结束。

因此在乔尔达纳掌管外交事务的新阶段中，阿根廷成为他最大努力的对象，他在阿根廷寻求一个支持点，来为其与希特勒的德国在战争期间所产生的可疑关系，在国际舞台上合法化立场的目标提供支持。

一、“伊比利亚集团”的建立

事实上阿根廷具备了一系列条件，与之加强联系非常有益：作为这样一个国家有助于巩固一种与轴心国不同的认同；从一个共同阵线上重申西班牙的中立性提供了机会；它的统治阶层明显反对共产主义，而西班牙正准备将反共产主义作为其外交行动的旗帜；

它还是一个天主教国家，而天主教作为其国家政策的基础，为西班牙政权提供了一个优雅的出口，以使其与轴心国疏远；而且这个前景在大国的支持下更受到了推动。

如果西班牙政府没有找到一个愿意支持他们的对阿根廷行动的对话方，这些行动注定会失败。

这个提议受到了有利因素的支持，即阿根廷正处于日益紧张的国际局势之中。

1940年当时阿根廷总统罗伯托·奥尔蒂斯曾向他在马德里的新任大使警告，由于西班牙处于"敏感的国际局势"中，与西班牙的关系必须极为谨慎。

这个警告是从一个并没有偏离大多数所指示道路的舒适位置发出的。

但从1942年开始，不仅是西班牙半岛处于"敏感的位置"，阿根廷本身也开始了一条曲折的道路，将面临与全球环境的关系中最困难的时刻，这是它历史上的一次艰难经历。

战争开始时，阿根廷与美洲其他国家一起宣布中立。这是一种"合法的中立立场，但与其他共和国并无不同"。

阿根廷政府坚持将其政策框架置于国家长期的外交传统中，强调以"任何代价"来重申其外交行动的独立性，正如当时的阿根廷外长何塞·玛丽亚·坎蒂洛在向美国驻阿根廷大使表达的话中所说。

战争初期，阿根廷当局关心的问题与南美其他国家一样，即在一个由纳粹主义者主导的自给自足的欧洲和一个由美国主导的美洲之间的抉择，用坎蒂洛部长的话来说，是在"大陆团结"和"行动自由"之间。

阿根廷宣布不会参与任何军事联盟。然而阿根廷政府中一些显要成员公开表示对民主事业的倾向。

问题始于那一年12月日本对珍珠港的袭击，以及随后美国参战。在短时间内，几乎所有的美洲国家都与轴心国断交或宣战。

从那一刻起，阿根廷的中立地位，虽然之前在大陆政策的背景下合法化，但从同样的政策角度来看，变得不再合法。

里程碑事件是1942年1月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第三次外交部长磋商会议。

该会议旨在讨论大陆各国应对日本对珍珠港的袭击应采取的行动。作为受到攻击的国家，美国希望大陆各国一致断交轴心国，根据泛美协定的规定，在大陆任何地方受到攻击时采取共同行动。

然而，支持保持中立的趋势已经在阿根廷政府的高层中得到巩固，自奥尔蒂斯总统去世后，政府由他的前副总统拉蒙·卡斯蒂略领导。

对于美国提出的与轴心国断交的建议，新任外交部长恩里克·鲁伊斯·吉纳苏回应道，仅仅因为美国国旗在太平洋上方飘扬并不足以将这些土地变为美洲领土。

巴西、智利和乌拉圭拒绝采取与阿根廷公开对立的立场，使得阿根廷能够在最终声明中强行表达自己的意见，该声明只限于"建议"断交，没有义务性质。

这是阿根廷在泛美论坛上的最后一次外交成功，这导致美国国务院分为两派意见，这种分歧将在整个战争期间反映在该机构对阿根廷的政策上：一派主张采取极端强硬的策略，而另一派则更加妥协。

从那时起，所有心理和意识形态上的宣传机制被启动，旨在将阿根廷视为西半球轴心势力的第五纵队。

逐渐增加的外交和经济压力完善了这一机制，旨在将该国孤立于大陆背景之外，并迫使其放弃中立立场，而这反过来又导致阿根廷采取反应性政策，以打破这种孤立状态。

二、阿根廷和西班牙之间的秘密协议和商业交易

阿根廷政府为了应对孤立局面采取的一项举措是加强与邻国的外交活动，同时补充了自战争开始以来取得的商业政策。

这一政策的即时目标是增加伊比利亚-美洲之间的贸易往来，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地区性的关税同盟。

尽管阿根廷政府多次呼吁伊比利亚-美洲国家采取统一行动并未在其他领域取得实际进展，但与邻国和拉美国家的关系增强不仅在商业上，也在政治上取得了成果。

实际上，无论是与乌拉圭关系恶化，还是与巴西之间存在相互不信任和竞争，但孤立并非完全存在；美国对阿根廷的倡议很多次在其他大陆国家缺乏合作甚至怨恨的情况下受挫。

在重新调整、重新定义国际联盟和寻求外部支持的实践中，将与西班牙加强关系的政治因素纳入其中，这是出于阿根廷政府在国际上陷入非法地位的新情况。

因此西班牙需要一个支持中立的对话方，而阿根廷则具有同样的需求。尽管在阿根廷的政治和言辞中，天主教和反共产主义这两个因素并没有像在西班牙那样起到核心作用，但两国政府共同的意图是将拉丁美洲国家转化为他们渴望的国际重新调整的优先对象。

如果阿根廷对西班牙来说可以成为其拉丁美洲政策的支点，那么阿根廷则需要一个欧洲的支持点来支持其国际行动。

由于英国作为交战国家的自身承诺以及阿根廷因其国际立场的非法性而受到限制，阿根廷无法选择传统的合作伙伴英国，而西班牙则成为一个可能的盟友，而且非常乐意合作。

尽管阿根廷政府内部在对待西班牙政权的立场上存在着很大差异，议会和支持政府的精英阶层也是如此，但总统卡斯蒂略本人，尤其是他的外交部长吉纳苏，是佛朗哥将军的支持者和钦佩者。

同样1943年政变后接管阿根廷政府的一些军人曾是1936年起义的热情支持者，尤其重视西班牙内战作为一个模式，虽然是负面的，但却是一个非常显著的模式。

对这些军人来说，西班牙战争是一个必须尽一切努力避免的例子，无论是通过有效的公共秩序措施，还是通过一个工人政策来消除由极端社会不平等引发的紧张局势，这正是未来总统佩隆的典型案例。

这些军人在1943年掌权时所表现出的这种对1936年西班牙情况的启发，带来了对结束他们眼中不可容忍的无政府状态的政权的亲密情感。

这些倾向和共鸣在当时的西班牙-阿根廷关系中充斥着西班牙主义和西班牙文化的言辞，尽管这种共识远未反映出被认为是两国的意识形态认同。

为什么在一个最不希望加强与轴心国倾向的国际形象的时刻，阿根廷却选择依靠一个自身就深受这种认同影响的政府？只有通过回顾当初接触的起因才能解释这一点。

在此期间，两国签署了迄今为止彼此历史上最重要的贸易协议，伴随着一项文化协议和一项秘密协议。尽管当时对公众保密，后来却成为上述"马德里-布宜诺斯艾利斯轴心国"这一称号中的主要指控之一。

该协议是在广泛的宣传下签署的，两国政府的公开声明对未来的关系寄予了厚望，希望它们能成为未来联系的基础，不仅是双边关系，还涉及整个拉丁美洲。

这些协议反映了两个国家从不同角度寻求互补性。更重要的是，它们象征着互补性的各个组成部分的不同规模和重要性。

该协议旨在保证在科学、艺术、电影制作和书籍出版领域进行一系列的交流。

这部分协议的言辞和内容都反映了试图赋予双边关系一种基于共同传统的本质基础。这种关系的本质化也是两国政府在对待拉丁美洲国家时所持的立场。

此外，还有一个保密的附件，涉及西班牙潜在向阿根廷提供用于国防的"特殊供应品"，相关谈判将通过一支由阿根廷政府派往马德里的采购委员会进行"补充和后续"的对话。

这份协议的秘密部分是由西班牙派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代表团负责人埃杜阿多·奥诺斯在那里进行谈判和起草的。

由于美国拒绝向阿根廷提供武器和军事装备，这使得阿根廷与邻国，特别是巴西之间的技术和军事差距急剧扩大，从而导致地区地缘政治平衡的改变。

西班牙接受阿根廷的请求是因为迫切需要为偿还与阿根廷的巨额商业债务采取支付手段，该债务自1939年以来一直在积累。

根据1942年协议的实质内容，可以预见这笔债务将迅速增加，因为该协议主要集中在阿根廷的谷物与西班牙的铁矿交换上。

这正是从1939年开始的西班牙-阿根廷贸易增加和重新定义的过程的情况。当时乔尔达纳在外交部的首次任期下，作为对战争末段转交给佛朗哥当局的领土供应谷物的需求的回应。

这种贸易增长持续了三年，受西班牙农业部门的问题和阿根廷寻找新的基本工业原材料供应来源的需求的影响。

上世纪三十年代，阿根廷的外部部门出现了扭曲，而且这种扭曲在二战期间得到了明显加剧。

这两种情况都有助于人们对基于阿根廷出口谷物和其他食品原料，以及西班牙出口工业原材料（尤其是铁矿石）的经济互补性未来的预期。

奥尔蒂斯总统的管理旨在推动阿根廷公众生活的自由化和民主化，包括对纳粹宣传的打击以及对极权主义思想的打击。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了对西班牙-阿根廷贸易内容和规模的重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