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总是任人打扮？没有“偏见”的历史学家根本不存在

“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是一个广为流传的观点，许多人借此表达对历史的不满，指出历史不过是胜利者的言说，这毫无疑问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

历史学是一门讲述过去的学问，历史学者也似乎因此而掌握了某种“审判”过去的权力。

《春秋公羊传》明确提出了“信史”的概念，历代优秀史家都以“信史”作为自觉追求的目标, 形成一种优良传统。

19世纪末，梁启超大力倡导“史界革命”, 高度评价了古代“史官独立”的精神，以及古代史家秉笔直书的传统，称“有信史然后有良史也”。

在西方，以德国历史学家兰克为代表的兰克学派，也倡导秉笔直书，通过史料批判如实地再现历史。

然而，当历史学家站在裁定席上，他能够对过去做出客观公正的判定吗？如果不能，是不是意味着他总是在用偏见来打扮历史？

20世纪最为著名的历史哲学家之一柯林武德在《史学原理》一书中讨论了这个问题，为我们理解历史学的工作提供了一些方向。

柯林武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

1889—1943)

柯林武德指出，我们都认为所有的理智探究之中，唯一的目的就是发现真相。然而首要的问题，不是问历史学家是否应该不偏不倚，而是问他们能否做到不偏不倚。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要确立公正（impartiality）及与之相反的偏袒（partiality）这两个语词的含义。

他区分了两种偏袒，一种取决于我们想要什么，另一种取决于我们认为的正确方式是什么。

也就是说，可能是简单的偏见（prejudices），也可能是价值的判断（judgments）。

比如，当一个人调查1914年战争的起因，他也许会偏向于赞同全部是德国的过错这一观点，或者当他探究诺曼征服时，他会偏向于赞同法国人征服英国人是件坏事这一观点，或者当他研究伯罗奔尼撒战争时，他偏向于赞同如下观点：既然雅典代表着民主，也就是自由，雅典的垮台就是文明的灾难。

偏见在历史知识领域播下了广泛的种子，历史知识不仅受到历史学家个人所关心问题的影响，而且受到他的家庭、家乡、祖国、民族、阶级、职业、宗教、种族等等问题的影响。

当这些忠诚缺乏它们的直接形态时，他在他的研究主题中发现这些倾向的相似物，正如格罗特在雅典民主中发现了19世纪自由主义的相似物，或者说罗斯托夫采夫在罗马帝国后期的士兵和工人中发现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相似物。

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罗斯托夫采夫（1870—1952），20世纪俄裔美籍历史学家，美国历史学会会长，俄罗斯科学院院士。

如果把偏见定义为一种愿望，即希望发现某个对所设问的问题的回答是正确的，例如想在A或B中找到一个正确答案，仅仅拥有这种愿望的人是一个无偏见的探究者。

人们头脑中通常还有另一个愿望，即希望答案就是A。拥有这两者就是一个有偏见的探究者，仅仅拥有第二个愿望，则算不上探究者。

表面上看起来，为了避免偏见，似乎必须规定以下规则：任何对某个主题感兴趣的人都不得撰写该主题的历史。

唯一没有偏见的政治史家是没有自己政治观点的人；艺术史家必须是一个没有艺术品位的人；军事史家如果参加过一场战斗，就会被取消撰写该主题的历史的资格。

作为有血有肉的活在现世的人，偏见可以说不可避免。

但是，历史学家必须拥有良好的热情，他们为历史学贡献了最令人难忘的东西。正是吉本、格罗特、麦考莱、罗斯托夫采夫的偏见，让他们的心灵变得更有热情，促使他们对历史问题进行更加热烈和富有成效的思考。

其次，所有的历史思想都是历史学家对过去发生在人们身上的某些经验的重演。如果他没有任何政治和战争的经验，历史学家如何进入像黎塞留这样的政治家或者马尔伯勒这样的军事家的内心呢？

因此，偏见的网撒得如此之广，如此之细，以致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逃脱。历史学家在一个方向上回避了它，又在另一个方向上陷入其中。

如果在写政治史时，历史学家没有基于自己的政治观点的偏见，他就会有其他的偏见，期望证明自己所敬佩的历史学家的观点是正确的，或者更微妙地说，期望证明自己所敬佩的历史学家的观点是错误的。

正如斯塔布斯所说，如果没有一丝怨恨，就不可能完成任何历史工作。

简而言之：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公理，没有偏见的历史学家是不存在的。

不可否认，偏见导致人们放大了一方的证据，而忽视了另一方的证据。但建议也是有的：

第一，历史学家不应该假惺惺而自鸣得意地说自己没有偏见，或者徒劳地试图摆脱它们，而应该审视自己的思想，并找出自己的偏见是什么。在肯定它们的存在的基础上，训练自己特别注意那些有利于自己所偏向的观点的证据。这就是放弃辩护人的态度，并采取法官的态度。

第二，如果不能做到第一点，由于自己的偏见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无法克服它们，历史学家仍然应该去发现它们是什么，并公开承认它们。其结果将是对历史进行坦率和诚实的有倾向性的阅读。

我们没有理由说偏见不应该具有历史价值。相反，偏见的强大力量可能会增加它的价值。期望某个问题的某个特定答案是正确的，如果这一愿望非常强烈，它将促使历史学家对他的研究主题进行更密切和更深入的研究，以期证明自己的观点，因此，偏见本身将成为历史研究发动机中的蒸汽。

所有真正的历史思想都始于偏见，否认这一点的人要么太愚蠢，以至于不能承认自己的偏见，要么就羞于承认自己的偏见。

柯林武德认为，所谓正统历史学家的无偏见的历史探究到头来将两头落空：要么充满了民族、阶级、思想流派的偏见等，要么由于它确实没有重要的偏见，所以是由那些对其主题缺乏洞察力的人所写的。

既然所有真正的历史思想都必须从偏见开始，那么了解偏见是什么，并且对其毫不掩饰，这对自己的工作至关重要。

他对历史思维的力量有足够的信心：单纯地开启一段历史研究的旅程，即使只是为了支持某个政治论点而没有其他目的，也会带来远远超过那一论题本身的历史成果。

而今成长起来的带有坦率偏见的历史思想已经产生了非常有价值的结果，它正在驱使人们在努力支持他们的偏见的过程中，去解决有关历史解释的非常重要的问题，否则这些问题就不会被提出来；如果对这些问题的调查继续下去，就会在目前最薄弱的地方加强历史思想。

关于道德判断，不只是狭义上对行为进行道德或不道德的判断，它同时也是一种价值的形式，将一个人的行为描述为谨慎或轻率，这与描述他的行为是正确的或错误的一样，都是一种价值判断。

从这个意义上说，公正的历史学家只是简单地发现和陈述发生了什么、人们做了什么，而不允许自己说这是一件好事或那是一件坏事，不允许说这个人是对的或那个人是错的。

历史学家应该是公正的，他应该简单地把事实当作事实来接受，用一种超然的科学好奇心来看待它们，而他作为道德存在的本性绝不能干涉这种好奇心。他所承认的唯一的道德法则是对他自己负有责任的道德法则，规定着他有义务进行公正的研究。

不过，这里要追问的不是人们是否应该以这种方式看待历史，而是他们是否能够这样做。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从“判断”这个词的宽泛意义上，讨论人类过去的事务，是有可能不做出价值判断的。

他可以叙述一系列事件，按照正当的顺序和正确的日期来记述，并说出每一个事件是如何发生的，但却从不做出任何价值的判断。

比如《威尔士编年史》（Annales Cambriae）中：第126年，吉尔达斯去世了；第129年，阿尔德雷德战役发生了；第130年，修道院院长布兰登去世了；等等。

然而，这些并不是历史知识，而只是一种准备接受历史知识的鸽子笼。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事件经度和纬度的框架，而不是事件本身。

事件本身是一位著名的僧侣的死亡，他是凯尔特教会的圣徒，一位浮夸但很有威慑力的文体家，一位著名的小册子作家，他鞭笞了威尔士小国王的罪恶，描述了我们现在拥有的最好的关于英国在公元5世纪和6世纪早期的情况，等等。但是，上述言论又是在进行价值判断。

历史学家不能把真正的历史知识放到标记吉尔达斯的鸽子笼里，而不对这个人进行价值判断，对他的睿智与愚蠢、见识与无知、雄辩与野蛮等等价值的奇特混合体进行判断。就如不能把历史知识放进标记拿破仑的鸽子笼里，而不对这个人的军事天才进行价值判断。

因此，柯林武德把知道历史事件的名称和知道历史事件本身区别开来：尽管我承认你可以知道事件的名称而不做出价值判断，但在这种情况下，你不可能知道事件本身。

举例来说。尤利乌斯·恺撒在公元前44年3月15日遇刺身亡。这是一个被标记经度和纬度的事件。但具体事情是这样的：尤利乌斯·恺撒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他比同时代的任何一个人都更清楚地认识到，罗马共和国的复兴已无望。

他看到了，而且相当正确地看到了，罗马需要一部新宪法。他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仿照希腊君主政体的模式。但是其他人，比他更愚蠢的人，却意识到这是行不通的，他们阻止这一切的唯一方法就是密谋刺杀恺撒。

对这些事实的陈述充满了价值判断。恺撒因他的洞察力、主动性和勇气而受到称赞；然而，他却因未能正确估计出他的计划对他不得不任用的人造成的压力而遭受谴责。所有这些都是对价值的判断。没有价值的判断，就没有历史学。

凯撒遇刺，作者Carl Theodor von Piloty (1826–1886)

价值判断只不过是我们理解人类行动内在方面的思想的方式。外在地看，人类的行动仅仅是在特定地点和时间发生的某种特定的事件。

内在地看，人类行动是一种思想的完成：它是思想本身，在周遭世界中外显自己。外在地看，恺撒的死只不过是鲜血洒在地板上，以及人体器官功能停止。内在地看，这是恺撒政策的瓦解，证明他犯了一个错误。

因此，想要深入了解所描述的事件内部的历史学家，必须致力于做出价值判断：在这种情况下，他必须敢于指责恺撒犯了错误。

他冒险进入这个危险的内部，而不满足于事件的外部的原因很简单：正是因为恺撒思想的戏剧性，历史学家对他的死比其他成千上万死于暴力的人更感兴趣。这是历史学家的价值判断，从已经发生的无数杂乱的事件中选择出值得思考的事情。

历史学家做出什么样的价值判断，取决于他希望成为什么样的历史学家。

研究20世纪诗歌的历史学家，可能会对艾略特赞不绝口，却对埃拉·惠勒·威尔科克斯只字未提。这是他们所写的诗的价值决定的。诗歌史家必须首先是一个对什么是好的诗歌有明确观点的人，他的整个历史将是对这些观点的详细表现。

如果去掉 “这是好诗，那是烂诗”的价值判断，就根本不可能写出任何一部诗歌的历史。哲学史家在研究哲学史的时候，也同样必须知道什么是好的哲学；政治史家必须辨别政治能力；以此类推。

价值的尺度会变化，也许不是很快。人因生活而改变，但改变得不够快；星转物移。如果一代人觉得自己的价值观与父辈的价值观有所不同，那么就必须重写历史。过去被认为是失败的，现在会被认为是成功的；过去被认为是野蛮行为，现在会被认为是更高理想的胜利；过去被认为是进步的，现在会被认为是堕落的。

《狂人日记》书影，北京鲁迅博物馆藏

我从包裹中翻出史书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地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仔细看了半天，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吃人”两个字。

这种对历史的重新评价和随之而来的对历史的重写，可能看起来像是对失败的承认；它可能表明，在历史上，没有确定和永久的知识进步；但事实并非如此。知识的进步就在那里，但这不只是知识的进步，也是整个人类道德态度的进步。

柯林武德敦促历史学家承担起一项严肃的任务，不仅要发现实际发生的事情，而且要根据自己的道德理想进行判断。作为人的存在，要对自己群体的过去做出判断。即便不愿意承担这一责任，但作为历史学家而言，仍然要接受这一责任。

如果觉得自己不能承担它，就应该放弃历史研究，而做些别的事情。不应当继续玩弄历史研究，但却逃避评判自己所叙述的行为的责任：

指出这是明智的，那是愚蠢的；这个勇敢，那个怯懦；这个做得好，那个做得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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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资料来源：《史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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