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宋哲宗即位为例，简议古代帝王权利交接的风波

我国古代封建君主专制存在两千多年，自秦始皇一统天下建立大秦帝国，至清逊帝溥仪退位，共有四百多位帝王。

封建君主专制，权利集中于一人或者一个极小的团体，往往在权利交接的时候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事情。

一般说来，封建君主专制的权利交接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采用暴力的手段将原有的政权推翻，创建新的政权，形成新的最高权力。

一般说来，这样的情况主要出现在新旧朝代之间的替换，新政权或通过借助农民起义，或借助军阀士族力量统一天下，形成新的政权。我国历史上大多数的朝代更迭，大多数是这样的情况。

二是同样采用暴力手段，但却没有造成政权的颠覆，只是掌权人的改变。

这种情况在古代历史之上也是极为普遍的，明朝的靖难之役就是典型的代表。当然还有一种比较柔和的情况，那就是流血的宫廷政变，使得权力进行移交。在我国历史之上，除却了权利的正常移交之外，大多数都属于第二种情况。

三是采用禅让、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等方式，较为平和的完成权利移交。

第三种权利移交方式的情况也有很多，当然所谓的“禅让”大多都是披着“谋权篡位”的外衣来完成的。至于“父死子继”与“兄终弟及”两种形式也并非是完全之策，比如清康熙年间的九子夺嫡就能看出来一些端倪。

综上可以看出，无论是哪一种方式，权利交接在任何朝代都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一旦无法进行平和的权利交接，那就很有可能会出现流血事件。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历朝历代的帝王在“立太子”这件事情上都极为的看重。往往人们将“立太子”称之为“国本”，也是极为正常的情况了。

权利是至高无上的，权利进行交接必定会造成阶层的转移，这也就使得一群投机者想要通过权利交接的“浑水摸鱼”，来试图改变自己的命运。与创建一个新的朝代相比，投机者通过提早站队来与太子（下一任掌权人）建立良好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接下来，笔者就试着从北宋哲宗即位来分析这一现象。

北宋有几位皇帝子嗣都不多，甚至宋仁宗没有自己的成年子嗣可以传承帝位，只得过继了一位族中子弟，抚养长大，是为宋英宗。而宋英宗乃是宋神宗的父亲，宋哲宗的祖父。

到了宋神宗成为皇帝之后，启用王安石，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

神宗皇帝共有子十四人，女十人。待其驾崩的时候，共有六子赵傭、十子赵伟、十一子赵佶、十二子赵俣、十三子赵似、十四子赵偲在世。

六子赵傭的年纪最大，也最有贤能的名声，自然是顺理成章的成为了皇位继承人。可他说起来年纪最大，但也仅仅十岁而已。

主少国疑，自然就给了一些投机者机会。

当时，神宗已经病入膏肓，口不能言，朝中开始拟定皇太子。时任职方员外郎的邢恕，想要立异邀功，便去找寻蔡确，说道：“国有长君，乃社稷幸福，公何不从岐、嘉二王之中，择立一人，既可安国，复可保家，岂不两全其美？”

国有长君，乃是社稷幸福。这句话本不假，可一旦掺杂了个人的私情在里面，那就很明显是一件投机的事情了。

蔡确踌躇不已，说道：“君言亦是，但不知太后意见如何？”

邢恕说道：“岐、嘉二王本就是太后所生，母子恩情，公还有什么疑虑的呢？”他与蔡确说完之后，便私自去与太后侄儿高会绘商议。

谁知，高会绘却义正严词的说道：“这是断不可行的，你难道是想要遗祸于我家不成！”

原来，邢恕口中的岐、嘉二王乃是宋神宗的兄弟。

神宗病重，岐、嘉二王经常来问神宗起居，高太后便有了提防。高太后令岐、嘉二王不必经常来探视病情，同时暗地里让梁惟简的妻子，预制了一件十岁小儿可以穿着的龙袍，并暗暗的送了进来。

由此可见，高太后的意见已经极为的明确的，可偏偏邢恕贼心不死。

邢恕再找寻蔡确商议，想要约王珪去暗访神宗的病情，暗中指使时任开封府尹的蔡京，外伏剑士，胁迫王珪。若是王珪有异议，便将其击杀。

也是王珪命不该绝，邢恕尚未与蔡确约定好，王珪便早早的入宫定议，册立时任延安郡王的赵傭为皇太子，改名为赵煦，是为宋哲宗。

最终，邢恕的阴谋没有得逞，宋哲宗也顺利的即位。

只不过，时不假年，哲宗皇帝二十五岁便驾崩，且也同样没有子嗣留下。最终，朝廷在神宗的儿子之中又选一人为帝，乃是十一子赵佶，是为宋徽宗。

当初，有朝臣提议拥立哲宗的同母弟赵似，被向太后以非嫡的原因而拒绝。又有朝臣提议立长，也就是哲宗的弟弟，神宗十子赵伟，但因为其有目疾而失去机会。最终，皇位才落在了神宗十一子赵佶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