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政治运动，必然少不了思想上的动员和宣传。对于文字宣传材料的起草和撰写，就需要仰赖于文书人员的参与。太平天国运动作为晚清史上规模浩大的一场农民运动，自然也有大量的文书人员参与其中。而透过太平天国前期高层文书人员的命运，我们能够从另一个视角来获得太平天国前期权力斗争的若干细节，并重新解读“东王”杨秀清的集权之路。

这里我们以一个重要高层文书人员为例，他叫曾水源。

崭露头角

提起曾水源，可能多数人并不了解。他出生在广西浔州府武宣县，自幼聪颖，十余岁时便做了乡村的私塾老师，还会弹奏风琴，在当时文化贫瘠落后的西南地区来说，可算是才艺俱佳。

早在金田起义爆发前夕的，曾水源就已经参与到拜上帝会的文书工作中了。《贼情汇纂》中记载道：

庚戌年冯云山在胡以晃村内，传天帝教，写字无人，邀水源入伙。

庚戌年即1850年，这一年是拜上帝会准备发动金田起义的关键一年。拜上帝会最初的文书工作主要由冯云山负责，还有早期文书骨干卢贤拔。此外，洪秀全本人也先后完成了一系列的理论建设。但由于拜上帝会规模急剧扩大，急需一批人从事专职的文书工作，曾水源粗通文墨，这才参与其中。

与此同时，除曾水源外，这一年洪秀全和冯云山还招徕了大量专职文书人员，如曾钊扬、何震川、黄启芳等人。

有了专职的文书人员，就使文书工作有了更细的分工，从而也使不同的文书人员发挥的作用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这导致文书人员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当然冯云山的地位不可动摇，除他之外提拔最快的当属曾水源。

《贼情汇纂》记载道：

及洪逆倡乱时，封为御林侍卫，拟撰伪书, 批答伪本章，与洪杨二贼，不离跬步。

可见，自金田起义时起，曾水源已崭露头角，经成为洪秀全、杨秀清身边不可或缺的助手，其地位之高甚至超过了的北伐大将林凤祥、李开芳。一个很重要的证据是，1852年，萧朝贵进攻长沙战死，当时曾水源与林凤祥、李开芳同在军中，禀报战况时曾水源列名第一，林、李二人名列其后。

不过，此后曾水源等文书人员的晋升速度远不如林凤祥、李开芳等军事人员。永安建制时，太平天国完成了第一次官制建设，除天王以及东、西、南、北、翼五王外，又设丞相、检点、指挥、将军、总制、监军、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等官阶。到1853年初太平军攻克武昌时，曾水源才刚刚升任将军，文书工作的元勋卢贤拔仅比曾水源高一级，担任左掌朝仪，职同指挥，曾钊扬则升得比较快，担任右掌朝仪，与卢贤拔官位相当。而林凤祥此时任天官副丞相，李开芳任地官正丞相，基本上将文书人员远远甩在了身后。当然，这是由于特殊战争时期的特殊政治规则所决定的。

除此之外，在1853年前后对于文书官职来说最大的变动就是各殿簿书的设置。各殿簿书区别于服务天王洪秀全的左右史和左右掌朝仪，主要是为各王提供文书服务。也正是在此时，曾水源离开了天王洪秀全，正式担任东殿簿书，成为东王杨秀清的专职文书人员。

追随东王

自从追随杨秀清担任东殿簿书后，曾水源在太平天国的仕途就像开了挂。

1853年初，太平军从武昌一路进军，先是攻克六朝故都南京，并将其改名为天京，接着又占领了扬州、镇江，形成了比较稳固的根据地。政权建设被提上议事日程，文书官员的重要性开始凸显。在这样的背景下，曾水源的官职也获得了较快的提升。据载：

癸丑三月在江宁升职检点。四月升东殿左丞相。十月改为天官又正丞相。十一月带贼众攻打三汊河，赏穿黄袍。

此时的曾水源从一个小小的将军升到检点，随即跃升至东殿左丞相，这意味着他与杨秀清的关系更加紧密。不久，他又改任天官又正丞相，跻身太平天国中央的核心集团。而一个“改”字暗示曾水源任职天官又正丞相顶多属于平调，不算升迁，从权力角度看，杨秀清所辖东殿丞相权力之大，并不逊于中央直属的六官丞相。可见，杨秀清借助“代天父传言”的权力资源，已经逐步威胁到洪秀全的领袖地位了。

不过，定都天京后的政权建设实质上就是权力资源的重组，洪秀全自然不会放过与杨秀清争权的机会，这意味着洪杨二人的暗战才刚刚打响。

为了削弱杨秀清的势力和影响，洪秀全在定都天京后对官制进行了调整，即保留六官丞相直属中央，取消各殿丞相，改设六部尚书，直属各王。通过此次调整，洪秀全希望能够改变六官丞相与各殿丞相级别不清的状况，但实际上却适得其反，洪秀全的势力反倒被削弱了。因为转任六官丞相者，或曾在各王府理事，转任后仍各理各事，遵各王命令，或带兵在外，接受杨秀清的调遣和指挥。

那么，曾水源的情况是否仅仅是个例呢？从《贼情汇纂》的记载来看，这一时期，杨秀清的专职文书人员有不少都升任了六官丞相，其他各王的情况也大抵相似。

比如元老级文书卢贤拔：

癸丑三月封恩赏丞相。四月告病开缺。七月调为杨贼簿书。十月升秋官又正丞相，仍理杨贼伪府事。

比如曾钊扬：

癸丑四月，杨贼伪府理文案乏人，升伪东殿右丞相，职同检点。五月封恩赏丞相。十一月改为 天官又副丞相，仍理伪东殿事。

还有曾服务于其他诸王，后获封六官丞相的，如黄再兴：

癸丑二月至江宁，升职指挥。四月升职检点。六月以科炭功封恩赏丞相。十月升地官副丞相，理伪北殿事。

如罗苾芬：

四月升伪北殿丞相。十一月升地官又正丞相，仍理伪北殿事，凡韦逆行事，芬能以意会，故信任之。

再如刘承芳：

自至江宁，始封伪翼殿簿书，职同总制。癸丑八月，随石达开赴安徽省安民，升翼殿丞相，职同指挥。十月升地官又副丞相，仍理伪翼殿事。

此外，杨秀清在定都天京后提拔了一些文书，他们竟然在几个月时间内就获封恩赏丞相，虽与六官丞相不可同日而语，但也从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杨秀清权势日盛。

如李寿晖：

癸丑三月至江宁，调为东殿簿书，职同检点。八月封恩赏丞相，十一月升殿右六检点，仍理伪东府事。

再如李寿春：

癸丑二月封东殿簿书，嗣改为吏部尚书，在杨贼头门接发伪文书。杨贼有机密事，皆与寿春及侯谦芳秘计。十月封恩赏丞相。

在文书人员普遍得到重用的背景下，曾水源在1854年前后继续为杨秀清所倚重。他先是参与了三汊河之战，因功赏穿黄袍，升任天官正丞相，接着又被委以重任，被派往东坝策应上海小刀会起义军。显然，杨秀清是在给曾水源积累军功的机会。按照这个势头，如果不出意外，曾水源获封侯爵只是时间问题。

渐生嫌隙

然而，意外还是发生了。

虽说杨秀清给了曾水源积累军功的机会，但以军功累积获迁资本毕竟存在着很大的风险。曾水源先是率军前往芜湖，耽误了期限，接着又策应小刀会，攻打东坝，但兵败而回。于是，杨秀清对他施以重罚，并将其关入东牢。

凑巧的是，在曾水源身陷囹圄的1854年，也是太平天国一众高层文书的历劫之年。

首先是卢贤拔，他因为违反了太平天国的男女分居制而获罪，被革职并下放到删书衙，戴罪立功。

紧接着是曾钊扬，史料中记载不详，只说他“坐怨望革退”，也就是说，他是因为发了什么牢骚，被杨秀清得知，遭到了革职，并被贬为奴，政治生命彻底结束。

此外还有黄再兴，他与曾水源类似，也是打了败仗，但对他的处罚却是处死。黄再兴最初是天王洪秀全的股肱，与杨秀清政见不合，所以杨秀清将其调入北殿，由此遭到北殿宠臣罗苾芬的排挤。1854年，黄再兴设法调入翼殿，得到了石达开的重用，这也为他带来了杀身之祸。杨秀清担心杨再兴与石达开联合，威胁到自己的势力，故以武汉之败为借口将其杀害，一方面杀鸡儆猴，另一方面也打压了石达开的势力。

由此可见，杨秀清对高层文书人员不遗余力的打压，更多是出于维护集权的需要。

自定都天京以来，太平天国政权形成了洪、杨两个权力核心，前者为宗教领袖，后者则成为军务和政务领袖。由于洪秀全对政务始终插不上手，杨秀清逐渐独揽军政大权。虽然洪秀全也试图以各种方式来分夺杨秀清的权力，但始终无计可施。

杨秀清也感受到了高处不胜寒，于是他通过打压高层文书人员，一方面反复树立权威，另一方面也是在强化亲信的忠诚意识。作为专制集权者，杨秀清的势力越发展，他对亲信的疑心也就越重，而且往往是越信任的人，对他的疑心就越重。对于有可能背离他的亲信人员，他会毫不犹豫痛下杀手，让其付出沉重的代价，以提醒他人不要违背自己的意志。

但幸运的是，代替曾水源出任天官正丞相的杨正潮在1854年底战死沙场，曾水源由此复起，再任天官正丞相，算是得到了杨秀清的原谅。不过，二人经此一事已生嫌隙，曾水源每走一步都面临着危机。

果然，1855年初又发生了一件事，将曾水源推上了风口浪尖。

据《中兴别记》载：

先是贼杨秀清使天官正丞相曾水源犯皖，败还，削伪职，其弟怨逃被获，杨逆疑水源使之通官军，刑以五马分尸，谓众曰，新兄弟逃去者有之，今老兄弟亦有背我，岂我有负于曾水源耶？

简单来说，曾水源再次获得带兵的机会，但仍旧是战败，被解除了职务。但曾水源的弟弟却由此心生怨愤，以至离开了太平天国政权，不过后来又被抓了回来。杨秀清开始怀疑曾水源吃里扒外，企图利用他弟弟去联络清政府，于是下令将曾水源弟弟五马分尸。

在这件事情上，杨秀清很明显是在猜忌曾水源，毫无证据就杀掉了曾水源弟弟，实际上他可能也并不是真的相信曾水源弟弟暗通官军，而是因为曾水源弟弟与之前的曾钊扬一样，犯了杨秀清的忌讳，这才找借口将其杀害。而且在杨秀清心中，他再也无法恢复对曾水源的信任，甚至说出“岂我有负于曾水源耶”的话来，可见二人芥蒂已深。

《天父圣旨》中还记录了这样一段史料：

天父劳心下凡，因天官正丞相曾水源、匡天侯黄维江两人，前有过错。至曾水源，前蒙天父叠次劳心下凡。头次命斩，复蒙天父大开仁慈，命押禁先。今早又荷蒙天父大开天恩，劳心降梦诏于东王，赦伊等死罪。

从这段史料来看，此次曾水源显然不只是被革职下狱这么简单，他不仅失去了弟弟，自己也差点被处斩。只是后来杨秀清开恩，才逃过一劫。

不久，曾水源竟然官复原职了，但这究竟是福是祸呢？

谁也拿不准杨秀清的心思。

杀身之祸

1855年，洪秀全与杨秀清的权力斗争已达白热化，鹿死谁手，尚难料定。

但对于身处漩涡核心的高层文书人员来说，如何站队已成为刻不容缓的政治决策。究竟是拥天王，还是挺东王，不仅关乎仕途，更关乎性命。

与此同时，杨秀清对自己的亲信也更加小心翼翼，防范甚严。一旦有不利于他的言辞传到他耳中，敏感多疑到极点的他势必会对议论者施以最严厉的惩罚。

很不幸的是，曾水源就遭到了严惩，他在官复原职的20天后，被杨秀清下令斩首，而起因却仅仅是一件看似无关紧要的小事。

《天父圣旨》对杨秀清审讯曾水源的情况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天父审问曰：“曾水源，尔在府门，尔见女官如何仓卒，尔知么？女官又如何说话，尔曾听闻否？一一奏明。”

曾水源奏曰：“小子其时实见女官极为仓卒。只因小子瞒昧至极，见女官如此仓卒，心飞胆怯，因是束手无策。”

天父曰：“女官曾讲过：‘东王若升天，尔们为官的都难了。’此句话尔听闻么？”

曾水源奏曰：“此句话,小子曾听闻女官讲过矣。”

天父曰：“尔听闻此话，尔尚置若罔闻，尔罪无可辞矣。”

从记载上看，在东窗事发前曾水源应该是与东王府的女官有过一次私下的议论，议论的焦点就是曾水源的前途问题。因为此时洪、杨二人暗战不已，尚不知胜负，而曾水源又是杨秀清的亲信，所以女官无意间的提醒也并非毫无道理。或许是为了自己日后留有出路，又或许是并没有把这种偶遇闲谈当回事，曾水源并没有将此事报告给杨秀清。

但此时的杨秀清已如惊弓之鸟，与洪秀全争夺权力的专制集权之路每走一步，都让他更加谨慎小心。在这样的时局背景下，他首先必须保证亲信绝对忠诚，知无不言，才能确信自己是安全的，自己的权力得到了巩固。显然曾水源并没有做到这一点，之前几番折腾也耗尽了杨秀清对他的耐心和信任，这才给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成为太平天国内部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始而见信，继而被疑，终则遭戮，命运一波三折，却始终不为自己所掌控，只能系于统治者的一颦一笑，一喜一忧，这是身处集权者控制下的曾水源不可逃脱的宿命。而透过以曾水源为代表的太平天国高层文书人员的命运，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清晰地看到“东王”杨秀清所走过的一条集权的不归路，从而深刻理解天京事变爆发的历史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