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正鹏 徐志摩《再别康桥》艺术美浅探

文/图 唐正鹏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

是夕阳中的新娘；

波光里的艳影，

在我的心头荡漾。

软泥上的青荇，

油油的在水底招摇；

在康河的柔波里，

我甘心做一条水草！

那榆荫下的一潭，

不是清泉，是天上虹；

揉碎在浮藻间，

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寻梦？撑一支长篙，

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满载一船星辉，

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

悄悄是别离的笙箫；

夏虫也为我沉默，

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徐志摩

诗，是因风物或特有境况触发的情感，在诗人心壁碰撞出的回响。但凡上乘之诗词，或风风韵韵，婉转悠扬；或铿锵清脆，洋洋盈耳；或如喃喃私语，牵魂摄魄；或似林籁泉韵，丝丝入扣；更有胜于穿云裂石者，壮阔雄浑，荡心震俯……抑低扬高，顿出节奏，声调之高低与规律性的变化，让诗的语言富有音乐的韵律，听之，自是余音袅袅；而挫于转折，诗意与诗思的回环与转折，让诗境在变换中跌宕起伏，赏之，自然妙不可言。

《再别康桥》是最能反映徐志摩诗歌创作风格的代表之作，亦为现代诗歌中的经典名品，读之一如幽境聆仙乐，如入幽窅闲雅之境，如闻清耳悦心之曲。足以让你敏感而又细致地领悟诗中的美丽与平和、恬淡和怡然；亦如在喧嚣的、烦躁的世界里，找到了一处清幽而又柔恬的心灵家园，渐渐或者常常在不经意间享受着由纯净而生发的怦然心静，不由得你不去眷念红尘中的那份浪漫的乐趣与盎然的生机，这浪漫于朦胧中勿辨幻真，这生机深蕴生命独有的律动之美。

《再别康桥》之美，美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美，是一种原初感觉与性灵体验，是内容和形式的高度融合与谐和。传统文学样式中的诗与词（诗余），不仅追求意境之美，更注重格律的严苛、诗句的整齐划一，容不得半点差池。然由于形式上的过于规整，往往因炼字遣句而严重囿锢了诗境的营构，诗情、诗意的自然表达与宣泄。而现代体诗歌，倡导形式服从于内容，给予了“形式”的充分自由。故而，相较之下，传统诗词与现代体诗歌各有利弊，如能将二者优点巧妙结合，当为诗界一大幸事。徐志摩做到了，他的《再别康桥》为我们做出了典范：此诗由七节组成，每节四行，每句二至四顿，参差搭配，排列错落有致，基本上达到了传统诗词句子“规整”的要求，更实现了新月派倡导的所谓“建筑美”之要求。同时，每节二、四句押韵，且韵同调异，诸如“来”与“采”、“娘”与“漾”、“摇”与“草”、“虹”与“梦”等，虽超出传统诗词用韵必须同韵同调的法度，然抑扬之感顿生，音韵起伏跌宕，朗朗上口，不失为一种传承式的创新之举。加之一、七两节前呼后应，似金声玉振，回环往复，听之如赏仙乐。此外，诗中的“云彩”“金柳”“艳影”“柔波”“星辉”“清泉”“虹”“长篙”“笙箫”“夏虫”等词句，色、形、声、光无不兼具，深得传统诗词遴选风物、境况之技法，共同营构了一幅清雅巧丽的绝妙画卷，恍然如临仙境，让人好生恋念，不舍离去。

《再别康桥》之美，美在沉郁与浪漫之间。人与万物一般，是一个矛盾的复合体，就一个人的性格气质、情感情绪而言，不可能是纯粹和单一的，只是在于不同成分多少与显隐的区处，诗人亦然。沉郁，意为情怀抑郁，是人对情绪消解和释放。浪漫，即为充满幻想的纵情，是人对情绪的自由宣泄，然绝不是浪荡和放浪。作为一种“诗风”，对于“沉郁”情绪的消释，“浪漫”情调的表达，不同诗派乃至不同诗人有着不同方式，或直白地直抒胸臆，或虚假地无病而呻。徐志摩却在两者之间找到了暗合“中和”之美的民族文化心理结合点，自由而巧妙地出入于“沉郁”与“浪漫”之间，用自身创作的实践践行了新月派主张“理性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变“直抒胸臆”的抒情方式为主观情愫的客观对象化。徐志摩短暂的一生曾三次到过康桥（英国剑桥大学所在地），第一次到康桥，收获了丰硕的知识，体验过刻骨铭心的恋情；第二次去康桥，如惊鸿掠影，毫无收获；第三次来康桥，实为带着事业与爱情重挫而来的“安慰”之旅。也就是这最后一次，他写下了《再别康桥》，直到生命结束。诗人在这首诗里，把林林总总、错综复杂的情感所生发的“沉郁”与“失落”，以浪漫轻柔之手法巧妙且了无痕迹地作了消解和释放，从而获得了灵魂的“重生”。这正是徐志摩在《再别康桥》诗中，自由出入于“沉郁”与“浪漫”之间的艺术魅力之所在！

《再别康桥》之美，美在庞杂与清纯之间。繁多杂乱谓之“庞杂”，清正纯洁谓之“清纯”。诗歌是高度集中反映社会生活并具有一定节奏和韵律的文学体裁，饱含着创作者的思想感情与丰富的想象。诗歌永远不可能脱离社会生活，一方面诗人在反映社会生活的同时，以不同的方式褒扬或抨击社会；另一方面诗人试图通过借助风物、境况，展开富有个性化的想象，营构一个符合大众审美心理、审美理想的诗境，将潜藏在诗人潜意识深处的思想情感、理想追求显化，冲破“庞杂”社会之束缚，实现自我超脱。然而，要达此境界，就需要具备圆融乐观、豁达通透的禀性与气质。胡适曾在《追悼志摩》一文中深情地评价徐志摩说：“他从没有疑心，他从不会妒忌。”一语道出了徐志摩禀性气质之所以圆融豁达的原因所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不仅列强横行、积弱积贫，就连文化也处在极度混乱之中。作为年青一代的徐志摩，不可能不为这乱世之象所感所困，更不可能对此熟视无睹。人们只知徐志摩是著名诗人，却忽略了他一直是一位有政治抱负的青年才俊，他曾远渡重洋学习西方《银行学》《政治经济学》，学成归来更想藉此倡导乃至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因不为当时社会所接受，导致政治理想破灭。但他并没就此消沉和颓废，转而以诗歌方式，轻松自如地跳出社会之“庞杂”，满腔热情地将美好的理想与愿景，化为真诚、柔美、秀逸、洒脱的文字，全部揉进了《再别康桥》这一至清至纯的美妙诗境里，在“价值”的此“破”彼“立”之间与“破”“立”融会之际，消愁释苦，陶情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