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6年10月6日的晚上，中央领导同志展开了一项精心策划的计划，旨在逐步消除“四人帮”在中国政治和社会上的影响力。这项计划由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带领，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和分析，终于在这一天得以付诸实施。

江青、张春桥

这个诱捕计划的成功实施，得益于中央领导同志的明智决策和精密执行。计划的步骤有条不紊，每一步都被精心设计和安排。在计划中，张春桥、王洪文等“四人帮”头目一个个被捕，他们不得不接受正义的审判和严厉的惩罚。

“四人帮”|被捕

1976年的10月6日深夜，中国政治历史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国的大事：江青被捕了。作为“四人帮”中的头号人物，江青的被捕意味着特殊时期的终结，也标志着中国政治进入了新的时代。

江青被捕的消息传出后，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猜测。其中，江青在被捕前去景山苹果园摘苹果的传闻备受关注。

江青

据说，江青在被捕前找到了当时中国著名的摄影师杜修贤，希望他能够为她拍照留念。杜修贤是当时中国的红墙摄影师之一，他的作品风格深受江青的喜爱。

江青和杜修贤一起前往北京的景山苹果园，准备在那里摘苹果并留下珍贵的照片。江青在景山苹果园里摆好姿势，让杜修贤拍摄她“下乡劳动”的场景。两人一直忙碌到中午才结束，江青非常满意，并表示这是在向毛主席学习，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的表现。

然而，江青的下午并不如意。虽然当天下午有工作会议，但江青没有参加，一直待在家中。直到晚上8点，江青才被抓捕，成为“四人帮”成员中最后一个被捕的人。

张春桥

第一个被逮捕的是张春桥。

张春桥并没有怀疑所谓的“怀仁堂”会议，他决定前往中南海怀仁堂参加。然而，在进门之前，他开始有些隐隐察觉到了异样。

参加会议通常并不需要过多的讲究，但是这次会议却是如此不同，以至于他的警卫员受到了严格的搜查，甚至被扣押在门口。这种情况让张春桥开始感到担忧，因为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任何异常都是不容忽视的。

尽管面临着风险，张春桥还是选择了冒险，最终成为了第一个被逮捕的四人帮成员。

王洪文

第二个被逮捕的是王洪文。

王洪文是一位极具个性的人，他在早年在上海工作时就表现出了孤僻的性格。当他听到被调往北京参加工作并晋升的消息时，他感到十分忧虑，甚至提出了离婚的想法。这种相互拉扯的状态持续了近5年之久，这表明了他对于改变生活环境的不适应，以及他与家庭之间的复杂关系。

然而，即使他被调往北京，他也没有表现出太多的积极性。他的文化水平只有初中程度，无法胜任北京交给他的许多工作。因此，他整天打猎钓鱼，不务正业。他知道自己能力无法担当大任，也开始自暴自弃，随遇而安。

王洪文

直到1976年10月，他被捕前夕，他才感到了历史审判的日子越来越近，心神不安。他连忙委托秘书将离婚协议书寄给自己的妻子，并嘱咐对方告诉她，离婚是为了她和孩子好。

在怀仁堂会议召开前，王洪文收看电视节目，但心神不宁。尽管他早有预料，但在被捕时，他仍然感到了意外和愤怒，并试图向当时在会场内的叶剑英发起最后的反抗。

尽管他年轻时曾到抗美援朝战场上当过兵，但是幸运的是，警卫员们技高一筹，迅速将他控制住。

姚文元

第三个被逮捕的是姚文元。

1976年10月6日晚，姚文元抵达怀仁堂，但还没有进入会场的正厅，就在走廊被人绳之以法。
姚文元面对邀请参加政治局常委会的会议时，内心感到犹豫和困惑。以前这种会议都在高度警戒的地方召开，而且他并非常委委员，因此不理解自己为何会被邀请参加此次会议。他去找张春桥求助，但后者似乎不太在意，认为他想太多了。

尽管张春桥的话让他稍微放心了一些，但姚文元内心却非常恐慌。他忽然说出：“如果有一天……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我就带着我的老婆孩子回上海去。”

这番话让张春桥认为他有点神经质，认为他多虑了。张春桥回答说：“真有那么一天，我就让我的骨灰随着我的妻儿回到上海去。”

实际上，姚文元早已预感到“四人帮”的覆灭。当他被捕时，他表现得非常冷静，没有像王洪文那样大声抗议，而是平静地说了一句“走吧”，然后跟着警卫员接受隔离审查。

“老娘心肌梗塞死”是什么意思？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捕，这个消息在当时被中央政府严格保密。直到第二天，才开始向部分省市和大军区的负责人通报此事。

这个消息对于“四人帮”上海余党来说是个突如其来的打击，他们开始寻找“首长”的下落，但是却毫无头绪。

当时，马天水是上海市委书记，他收到中央通知后乘坐中央派来的专机前往北京。而在马天水走后，上海的“四人帮”余党就开始不断向北京打电话，尝试去获取有关四位“首长”的消息。

然而，中央已经安排了8341部队的战士搜查“四人帮”的办公室，并提前告知不要接任何电话。这让“四人帮”上海余党的电话一整天都在响个不停。

“四人帮”上海余党感到非常焦虑，他们不断动用自己的关系联系北京的熟人，试图找到王洪文等人的下落。但是，他们的努力却徒劳无功。他们先后给于会泳和刘湘屏打电话，询问王洪文等人的下落。

但是，于会泳只说中央不准他出国，而刘湘屏也只能说江青失去联系。这些话让“四人帮”上海余党更加着急，他们开始不断地寻找任何可以提供线索的人。

在10月8日的早上，王秀珍接到了张春桥妻子文静的电话，告诉她打不通张春桥的电话。

这个消息让“四人帮”上海余党更加着急，他们不知道“四人帮”的其他成员是否已经被捕，他们开始逐渐失去联系。他们不断地打电话，试图了解情况，但是没有任何人能够给他们答案。

此后，上海市委副书记徐景贤和市委秘书长王秀珍一直在寻找失踪的王洪文，但是他们并没有找到他的下落。这让他们开始感到紧张，开始意识到可能存在问题。

于是他们接连召集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民兵组织负责人等人商讨应对措施。然而，这些人也无法提供有用的线索。

为了获取更多的信息，上海市委常委张敬标联系了位于京西宾馆的马天水秘书房佐庭。但是，佐庭却一直声称自己的胃病犯了，没有提供任何有用的信息。

徐景贤等人对佐庭的表现感到奇怪，因为他们知道佐庭并没有胃病。这让他们开始意识到局势的紧急性，他们决定召开会议，准备调集民兵。

与此同时，王秀珍采取了另一种行动方式，派遣了一个名叫缪文金的人前往北京打探王洪文的消息。在缪文金动身之前，王秀珍和他暗中约定了暗号：“如果出现任何危险，就用‘老娘心肌梗死’这句话通知我”。

当晚，缪文金打来电话时，第一句话就是“老娘心肌梗死”。这个暗号让徐景贤和王秀珍都意识到了王洪文等人可能出了事。当时，马天水和房佐庭已经被当局控制，无法向上海传递消息。他们只能用含糊的语言来传达信息，暗示局势的危险性。

最后的挣扎

此后，徐景贤和王秀珍开始计划进行“武装叛乱”。两人原本计划连续召开会议，研究和部署事宜。但是，由于马天水一直未给出反馈，导致中央做出了决定，要求徐景贤和王秀珍前往北京参加会议，这打乱了他们的原有计划。

这种干扰对他们的工作产生负面影响，因为他们可能需要在更短的时间内做出决策并安排工作。

在北京，徐景贤和王秀珍与中央领导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这些谈话揭示了他们的利害关系和前途。同时，中央还要求他们每天向上海打电话，以稳住留守的余党。这个决策对于控制上海局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留守的余党迟迟未能采取大的行动。

接着，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派遣工作组前往上海接管党政大权。这个工作组由中央和国家各部委、人民解放军海军、北京市、江苏省派人组成，总人数达到226人，加上随行人员和新闻记者，总人数约为250人。

中央领导找到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进行谈话，明确要求他们划清界限，放弃叛乱企图，改变立场。最终，马天水和周纯麟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的果断措施，而徐景贤和王秀珍则表示要与“四人帮”划清界限。

这场剧变震惊了整个国家，但中央的果断措施和对于叛乱者的谈话取得了成功，确保了国家的稳定和统一。这场事件也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力和团结精神。

1976年10月，上海市委常委会成员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回到上海召开最后一次常委会议，这次会议宣布了他们认输、投降的决定。他们认识到形势十分严峻，不再坚持错误的立场。

在会议上，他们传达了中央的批示，承认“四人帮”的问题，并认识到发动武装叛乱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只会以失败告终。在这个瞬间，整个会议室充满了哭声，持续了长达五六分钟。这个时刻，他们深刻地认识到“四人帮”已经在上海垮台。

两周后，上海市委领导干部会议在上海市展览馆宴会厅举行，宣布了中共中央的决定。中央决定撤销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市的党内外一切职务，苏振华成为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倪志福成为第二书记，彭冲成为第三书记。

在新的领导下，中央工作组以清查武装叛乱为突破口，揭发和批判了“四人帮”及其余党在上海犯下的罪行，夺回了“四人帮”及其余党把持的党政大权。这次会议标志着上海市委的领导权发生了重大转变。

后来，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三人都被开除了党籍，并被逮捕入狱，成为那段历史的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