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卑不亢”是历史产物，“爱有差等”才是人间常态

近日，关于对待“在华外国人”态度的问题在网络上再度引发讨论。在讨论中频繁出现的一个词“不卑不亢”，至今仍被认为是国人与“在华外国人”交往中较为合适的通行做法，然而仔细考量这个词汇的语义和语境的变迁历史后不难发现，这个词汇和相关原则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卑不亢”本来并非是专门用来指导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的特殊原则，而是君子与人交往的原则。先贤朱之瑜在《答小宅生顺书十九首》说：“圣贤自有中正之道，不亢不卑，不骄不诌，何得如此也！”简言之“圣贤之道”即待人中正平和，既不谄媚，又不倨傲，举止得体，言语得当。用现代流行的话说就是“（君子）应当彬彬有礼地保持合适的社交距离”。

1840年后，传统伦理道德体系趋于瓦解的同时，形形色色的“洋人”涌入了中国社会，这些“外人”和“他者”的涌入，对瓦解中的伦理道德体系造成很大的挑战，也造成了当时中国人的伦理困境，这些“外人”本该是客，理应服从于本土秩序。但这些“外人”既有坚船利炮，又有真金白银，他们在中国的土地上建设了他们的秩序，而他们的秩序不仅较中国的旧秩序更强大更高效，而且更“文明”。这使得当时的社会出现了两种针锋相对的思潮，即认为中国“事事不如人”，因而挟洋自重的买办思想，和试图以民粹方式强行回归旧秩序的盲目排外思想。

经过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的洗礼之后，大众民族主义意识觉醒，逐步建立了近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概念。但无论是买办思想还是盲目排外思想，仍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影响力。

1949年之后，“不卑不亢”作为指导思想被专门提出，“不卑”主要针对的是挟洋自重的买办思想，“不亢”主要针对的是盲目排外思想。在这个阶段，“不卑不亢”已经成为传统社会中君子之道，逐渐变成用于指导民众和外国人交往的专门性指导原则了。

改革开放后，大量的外国人再次进入我国，也有大批的国人走出国门。此时不仅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进入中国的外国人的身份也发生了变化，因此在这一时期，“不卑不亢”有了新的历史含义。正因为在这一时期，发达国家与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因此“不卑”主要用于防止和纠正落差心理导致的自轻自贱、自降人格国格的行为。同时，外国拥有中国改革开放所需要的关键资金、先进技术和成功经验，“不亢”主要用于引导民众保持理性态度，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小摩擦升级成为外交事故。

可以说，“不卑不亢”在从一般普遍性社交原则变成专门指导性原则之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历史含义，完成了不同的历史任务。但归根结底，作为一种针对“特殊群体”的“特定原则”，在国内外环境都发生重大变化的当下，完成历史使命的“不卑不亢”理应退出历史舞台，让位于基于人人平等的“爱有差等”原则。

“爱有差等”是儒家伦理中基于小共同体本位产生的道德原则，也是儒家伦理的基本原则之一。这种原则将人的社会关系界定为一个彼此嵌套的同心圆，“君子”的认同秩序是自内向外层层展开的，圆心是人类社会的最基本共同体单位-家庭及其成员，而圆的最外圈则是与自我联系最为疏远的“外人”。“爱有差等”不承认爱的均等性和划一性，而是认为爱有轻重内外的分别，不可逾越界限。

简单地讲，在儒家的“爱有差等”理念中，对家人都亲情淡薄的人，也不可能对朋友义薄云天，对“自己人”都横眉冷对、漠然置之的人，对外人也不可能有什么情真意切。如果有人对家人薄情寡义，对朋友却重情重义，那么对朋友的情义大概率是假的。如果有人对“自己人”都不好，那么对“外人”的种种优渥和礼遇必然是一种虚伪。

“爱有差等”是儒家思想中深具人性光辉的部分，儒家也讲“仁”“爱”，但从不讲无条件、无边界的“兼爱”，人的爱源自于内心，当然会以己推人，由近及远，正所谓“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对陌生人、外人当然也要讲仁爱，但这种仁爱也同样必须以自我为中心，以己推人，先己后人，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同时要注意对等和平等原则，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简单地讲，就是先顾自己，再顾别人，地位平等，方式对等。

“爱有差等”并非中国人特有的道德原则，而是人类普遍人性的道德反映。在“不卑不亢”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之后，用“基于人人平等的爱有差等”理念替代，使其从专门的指导性原则回归一般性普遍社交原则，更适合当下的社会环境。无论从社会层面还是政府层面，外国人在中国都不应享受超国民待遇。

（作者系大学老师、历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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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