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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兼公安部部长华国锋，率领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等人，成功粉碎了“四人帮”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反革命集团，结束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

这场政治风暴，震惊了全国，也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但是你知道吗？在这场粉碎“四人帮”的行动中，有一个人是最难抓的，他手里还有枪，此人就是王洪文。

王洪文，原名李云鹤。在文革中，他得到了毛泽东的提拔和信任，从一个普通工人一跃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他曾被认为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和“四人帮”的头目。

王洪文的权势和野心，让他在毛主席逝世后，想要继续掌控中国的政治局面，他不仅拥有一批忠诚的追随者，还控制了一部分军队和武器。

据陈锡联回忆，毛主席逝世后，华国锋曾几次和他谈过“四人帮”的事情。

10月5日下午陈锡联在唐山慰问抢险救灾部队，接到华国锋的电话，立刻飞回北京，直接去了东交民巷华的住所。

华国锋告诉了陈锡联解决“四人帮”行动的具体时间，陈锡联表示坚决支持，但是在谈到王洪文时，华国锋却说了一句让陈锡联吃惊的话：“那个人手里有枪。”

原来王洪文不仅拥有自己的警卫员和司机，还有一支由解放军空军特务组成的特别保卫队。

这支保卫队由王洪文亲自挑选和训练，配备了手枪、步枪、手榴弹等武器，他们随时随地保护着王洪文的安全，并执行他的各种秘密任务。

王洪文手里有枪的消息，在当时是一个重大的隐患。

如果王洪文发现自己被包围，或者听到其他“四人帮”成员被捕的消息，他可能会拿起枪来反抗或者自杀。这样一来，不仅会造成不必要伤亡，如果王洪文真的拿起枪来反抗或者自杀，那确实会很危险。

临危受命，抓捕王洪文

1976年10月6日，在这一天，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成功地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结束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

这场政变，被称为“怀仁堂事变”，因为它就发生在中南海的怀仁堂。

粉碎“四人帮”的行动，并不是一时冲动，而是经过了长期的酝酿和准备。毛主席去世后，“四人帮”趁机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王洪文甚至擅自设立了“中央办公厅值班室”，试图切断华国锋等人与各地的联系。

华国锋意识到危机，于是秘密地与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人商议对策，并得到了他们的支持，他们决定在10月6日晚上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上宣布对“四人帮”进行隔离审查。

然而在这之前，他们还要解决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王洪文手里有枪。

王洪文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和中央副主席，拥有很高的权力和地位，他不仅掌管着中央警卫局和8341部队，还有一支由他亲自挑选的贴身警卫队。

这支警卫队由30多名身材高大、武功高强、忠心耿耿的年轻人组成，每个人都配备了手枪和手榴弹。王洪文也经常随身携带一支手枪，以防万一。

这就给粉碎“四人帮”的行动增加了很大的难度和风险。如果王洪文发现不对劲，拔出手枪反抗或者自杀，不仅会造成不必要的伤亡，还可能引发更大的混乱和动荡。

因此在行动前夕，华国锋特别嘱咐汪东兴要注意王洪文手里的枪，并让他想办法解决。

汪东兴是中央警卫局局长，也是中央警卫处处长，他负责制定和执行粉碎“四人帮”的具体行动，他根据各人的特点和情况，分别安排了四个行动小组，每个小组由四到六名警卫人员组成，分别负责抓捕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

并且汪东兴还安排了一个后备小组，负责抓捕毛远新和其他“四人帮”的追随者。

汪东兴对王洪文的行动小组特别重视，他亲自挑选了几名身强力壮、武艺高超、忠诚可靠的警卫人员，其中包括他的得力助手张耀祠。汪东兴还特别向陈锡联请示，借调了北京卫戍区的一位副司令员邱巍高，作为行动小组的负责人。

邱巍高是一位老兵，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和自卫反击战，有丰富的实战经验，他还是一位枪法高手，曾经在射击比赛中获得过冠军。

汪东兴让邱巍高和张耀祠等人多次模拟王洪文被捕的场景，熟悉怀仁堂的布局和环境，制定了详细的方案和预案。他们计划在王洪文进入怀仁堂大门后，立即将他拦住，并迅速将他带到正厅里。

如果王洪文反抗或者拔枪，就立即制服或者击毙他。为了避免误伤其他人员，他们还准备了一些特制的子弹，可以在打中目标后立即爆炸，不会造成跳弹。

10月6日晚上7点55分，王洪文来到怀仁堂，当他刚进院子时，随身警卫就被留在院外，王洪文感到事情不对劲，当他快走近正厅大门时，邱巍高等人立即走了过来。

王洪文有一点挣扎，当行动小组的几个卫士在走廊里把他扭住的时候，王洪文一边大声说“我是来开会的，你们要干什么？”一边拳打脚踢，拼命进行反抗。但是王洪文很快就被行动小组制服了，被扭着双臂押到大厅里。

华国锋把“决定”又念了一遍，还没等华国锋念完，王洪文突然大吼一声，挣脱警卫人员的扭缚，由五六米远的地方向叶剑英猛扑过去，在这个紧要时刻，一旁的警卫猛冲上去把他扑倒，死死地摁住，给他戴上手铐。

这时候，大家才发现王洪文手里竟然有一支手枪。

原来在被抓捕前不久，王洪文曾经向毛远新借了一支手枪，并把它藏在了衣服里，他本来想在危急时刻，用枪威胁或者自杀，但他没有想到行动小组的动作如此迅速和果断，根本没有给他机会，如果不是警卫及时制止了他，后果不堪设想。

王洪文被抓后，他的贴身警卫也被缴械和控制。据说王洪文的警卫队共有30多人，每人都有一支手枪和两枚手榴弹，如果他们发现王洪文被捕，可能会发动武装反抗，引发流血冲突。

幸好行动小组的工作做得非常隐秘和周密，没有引起任何风声，当王洪文的警卫队意识到出事时，已经太晚了。

可以说，王洪文是粉碎“四人帮”中最难抓的一个，他不仅有枪有权，还有一批忠诚的武装保镖，如果不是华国锋、汪东兴等人精心策划和安排，如果不是邱巍高、张耀祠等人勇敢执行和果断处置，王洪文可能会成为一个变数，给粉碎“四人帮”的行动带来巨大的麻烦和危险。

一手好牌，打得稀烂

王洪文出生于1935年12月6日，地点是满洲国新京特别市（今吉林省长春市），他的父亲是一个贫困的农民，母亲是一个家庭主妇。

王洪文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妹妹，由于家境贫寒，王洪文从小就没有上过学，只在私塾里学了三个月的文化。他经常给当地富裕人家放猪，挣点零花钱，他小时候的梦想，就是能够有一天能够买一辆自行车。

1950年10月19日，王洪文应征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7军第80师，他曾任警卫员、师部通信科通讯员（班长级），参加了朝鲜战争。

1951年6月，王洪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6年9月，以副排级预备役少尉从部队复员分配进上海国棉十七厂，在四纺车间当揩车工，不久调到二纺车间成为技术含量较高的保全工。

由于其人缘较好，1958年二纺车间的长日班党支部改选，王洪文得票较多，当上了不脱产的党支部宣传委员，后担任二纺车间的治保主任。

1960年3月，王洪文被借调到厂保卫科做民兵工作，当民兵连长；1960年7月，被正式调入厂保卫科任保卫干事，人事关系从工人编制转为干部编制。

1960年9月抽调去崇明岛参加上海十万人围垦粮食基地，工作了两年，期间因患阑尾炎曾回上海动手术十多天，1962年12月回到厂保卫科。

王洪文参军后，在部队里学习了文化，并坚持读夜校，读到初中毕业拿到文凭，他还自学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对政治有了一定的兴趣和见解。

1966年11月6日，在张春桥支持下，王洪文等在上海制造了有10多万人参加的武斗流血事件，围攻中共上海市委的所在地康平路，“康平路事件”是全中国范围内大规模武斗的开端。

1967年1月6日，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等组织在江青、陈伯达和张春桥等策动下召开“打倒上海市委大会”，从中共上海市委夺权，这就是“一月风暴”，1月8日，毛主席表示支持并号召夺权。

1967年2月24日，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4月兼任国棉十七厂革委会主任。

1967年7月七二〇事件后，毛主席经周恩来安排从武汉来到上海，住在西郊顾家花园414号招待所。毛主席发现王洪文的经历及工作能力相当不错，1968年1月兼任上海市纺织局革委会第一召集人。

1968年国庆节，王洪文获毛主席亲自接见，在扩大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主席表扬了王洪文。

1969年4月，在毛主席的授意下中共九大上选举王洪文为中央委员，其排名仅在毛主席及周恩来之后，因而引起广泛注目。

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时年38岁的王洪文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党内排名第三，仅次于毛主席和周恩来。

王洪文在“四人帮”成员中资历最浅，职务却最高。8月28日，中共十大闭幕式时毛主席因身体不适缺席，委托王洪文代表他投票，他一度成为毛的接班候选人。

1974年以后，王洪文因作为“四人帮”成员，搞小团体被毛泽东批评，加上其工作能力未如毛期待，受到众多老将军排挤，逐渐被毛主席冷落。

1974年1月初，江青、王洪文提出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得到毛主席的批准，江青一伙借机把矛头指向总理周恩来。

1975年2月5日，王洪文当选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

1975年10月6日，毛主席去世，1976年10月6日，王洪文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起被华国锋等人发动逮捕，成为“四人帮”的一员。

王洪文被捕后

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果断决策，一举粉碎了作恶多端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王洪文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起被捕，并被送往秦城监狱。

在他们被捕的当晚，警卫局就对他们的住处进行了搜查，希望找到一些有关他们反革命活动的证据。然而在王洪文的住处，警卫局却发现了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东西。

第一样东西是一封信

这封信是王洪文在1974年收到的，是一位叫做崔根娣的女子写给他的，崔根娣是王洪文在上海时期的情人，也是他唯一承认过的妻子。

这封信内容十分肉麻，充满了对王洪文的爱慕和依恋，信中还提到了崔根娣为王洪文生下了一个女儿，并希望王洪文能够回到上海看看她们。这封信显示出王洪文在北京工作期间，并没有忘记他在上海的情感纠葛，也没有放弃他与崔根娣和女儿的联系。

第二样东西是一些高档物品

这些物品包括高级相机、手表、胶片放映机和新款轿车等，这些物品都是王洪文利用他窃取的权力，肆无忌惮地掠夺、侵吞、挥霍劳动人民创造的社会财富而得来的。

据《人民日报》在1977年报道，王洪文曾命令他安插在上海轻工业局的一名亲信给他送去由当地工厂生产的这些昂贵物品，这些物品反映出王洪文喜欢高级香烟、高级名酒、高档衣服、豪华轿车等奢侈品，生活极其腐化堕落。

第三样东西是一本日记

这本日记是王洪文从1966年开始写的，记录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

这本日记非常珍贵，因为它揭示了王洪文的内心世界，也反映了文化大革命的真实面貌。

从这本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王洪文是如何从一个小小的纺织厂保卫科干部，一步登天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也可以看到王洪文是如何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合作，搞小团体，搞阴谋诡计的，还可以看到王洪文是如何在毛主席的支持和冷落之间摇摆不定。

被关押后的境况

王洪文被捕后，先后关押在秦城监狱、北京市第二监狱和北京市第三监狱。

他的生活条件并不差，每天有三顿饭，荤素搭配，营养均衡，他喜欢吃肉，尤其是猪肉和鸡肉。他还经常吃鱼、虾、蛋等高蛋白食物。他不爱吃蔬菜，但为了健康，也会吃一些。

他每周还能吃到2斤水果，有苹果、梨、桔子、香蕉等。他的饮食习惯和他在上海时差不多。

王洪文在狱中也有一些娱乐活动。他喜欢看书，尤其是历史书和小说，他还喜欢下棋、打牌、听收音机等，有时还会写一些诗词、散文、回忆录等。

在狱中王洪文也有一些朋友，如姚文元、张春桥等四人帮成员，以及其他一些政治犯，他们经常聊天、讨论时事、互相安慰。

但由于长期的忧虑过重，让王洪文患上了肝病，他离开了秦城监狱，进入医院接受治疗，当时张春桥也在医院治病，因为心态乐观，病情开始逐步好转，王洪文的病情却越来越严重，没多久，医院就下达了病危通知。

1992年，王洪文因肝病去世了

他的妻子崔根娣在家中苦等16年，结果只等到王洪文的骨灰，多年未见的家人都来到北京，送王洪文最后一程，也算是老有所终。

参考文献：

《王洪文传》

《王洪文回忆录》

《一个政治流氓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