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说西周衰落并非始于厉王暴政，而是昭王南征和穆王北伐？

西周王朝的衰落，并非到周厉王时期才开始的，而是更早。

周厉王禁止人民议论，召公劝谏：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就在著名的成康盛世之后，康王之子姬瑕继承了帝位，是为周昭王。周昭王统治之时，周朝便“王道微缺”，国势开始衰落了。衰落的标志性事件就是“昭王南征不复”。啥意思呢，就是说昭王南征，没回来。死了！

周前期形势图

事情是这样的：周朝建国及势力拓展，取的是坐西向东、坐北望南之势。所谓坐西向东，指的是从陕西出潼关，经河洛，至东都，经营黄河下游，直达齐鲁。武王伐纣、周公东征两次重大的军事行动，经营的都是这个方向。所谓坐北望南，指的是从陕西出武关，向江汉，经营南阳、南郡一带，直至江淮流域。昭王南征，其实是周朝向南讨伐楚国。可惜的是，这次军事行动失败了，周昭王自己也“卒于江上”，在渡汉江时，船翻江中，淹死了。

昭王南征路线

值得关注的，周昭王死后，周朝没有向各诸侯国发布讣告。有诸侯问及此事，周朝的回答是：昭王南巡，渡江时意外遇难，言辞之中遮遮掩掩。因此，史书上关于此事的记述也是一笔带过。

昭王南征

幸好，2003年1月，陕西眉县出土了一批青铜器，在其中一铜盘的铭文上刻有昭王“朴伐荆楚”的字样，证明昭王根本就是不是“南巡”，而是“南征”。“南征”之理由本来就不正当，行动本身又失败，昭王本人也殒命江中，这可说是周朝势力向南扩张的一次彻底失败。周王朝也知此次“南征”太丢面子，故不愿声张，连天子之死都不肯向诸侯发讣告，诚可谓“理不直，气不壮”。

昭王之后，周穆王仍想通过炫耀武力树立国威，遂出兵征讨犬戎，结果仅“得四白狼四白鹿而归”。本来是发动一场征犬戎的战争，结果却变成了一次小型的打猎活动，甚是滑稽。

穆王西行更严重的后果是，“自是荒服者不至”，原本承认周朝并按时来朝贡的夷狄部落，从此以后再也不来朝贡了，也就是说，周王朝失去了对夷狄部落的影响力——人家既不对你感恩了，也不再害怕你了。不感恩是因为你无缘无故就兴兵征伐人家，不害怕是因为人家发现你的征伐也不过尔尔，不足为虑。

昭王南征和穆王征犬戎，两次军事行动的失败严重损害了周王朝的对外关系，大国形象因此大打折扣。这还不是最要命的，最要命的是，周穆王又用严酷的刑罚镇压人民。他制定了三千多条刑法，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五刑”，即黥刑（在额头刺字）、劓刑（割鼻子）、膑刑（砍脚）、宫刑（毁坏生殖器）、大辟（死刑）。这种用严刑峻法镇压人民反抗的做法，走的不正是商纣王用炮烙之刑镇压反抗者的老路吗？

西周灭亡之原因之一：内在治理冲突

无论是在国家治理还是在文化创建方面，西周均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其对中国后世的文化影响也十分巨大。这样一个卓有成就的王朝，其创建和发展必有可取之处，其衰落与覆灭也必有值得深思之因。

一般人很容易把西周的覆灭与周幽王的道德败坏联系在一起。这当然不错。在所有王朝的覆灭过程中，我们几乎都可从其末代帝王的身上找到种种致命弱点，但是，若将统治者个人的原因夸张得过大，那也会阻碍我们对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西周的情况尤其如此。需要为这个王朝覆灭承担责任的统治者，显然不止周幽王一人，周昭王、周穆王、周厉王都应该位列其中。可是，我觉得光批评这些统治者的道德瑕疵仍然不够。在这几位不靠谱的帝王之外，似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西周分封

西周立国，靠的是自西向东的武力夺取，这是一种侵略性的武装移民和军事占领。它建国之后的分封制和礼乐文化，无不是以强大的军事攻势做后盾的。武王先军事讨伐，灭商之后再分封；周公先东征平叛，平叛之后再次分封。这种武力征讨在前、政治分封在后的封建模式，其疆域的拓展和政治的兴盛，始终需要强大的武力贯彻。可是，鉴于商朝灭亡的惨痛教训，周人确定的治国理念却是“尚文”，推崇道德伦理，推崇礼乐教化。如此一来，在武力上的开疆辟土与文化上的道德本位之间就形成了一种治理错位。虽说二者并非根本矛盾，但毕竟有相当大的内在冲突。道德本位的天命观喊得越响，武力征伐的合法性就越容易被削弱。这种矛盾在建立之初可能还没那么明显，可是愈到了王朝的中后期，二者的内在冲突就愈剧烈。

西周天子年表

如果王朝一直由道德修养好、执政能力强的帝王来统治，那么这种冲突或可得到缓解，西周王朝还能延续更长的时间。可是，哪一个王朝能保证它的帝王全是明君？在一个权力世袭的制度之下，帝王中出现昏君是必然的。因此，西周王朝出现昏君也是不可避免的。

昏君会激化王朝体系所隐含的内在矛盾，昏君的言行挑战了道德本位的天命观，并直接导致了“礼崩乐坏”。礼乐体系一崩溃，西周王朝也就“乱了纲常”，其覆灭的命运遂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