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迎接艰苦和斗争
@文-李良明
1941年3月5日出版的《中国青年》第三卷第五期发表社论——《迎接艰苦和斗争》。社论指出:
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形势发生了“晴天霹雳”。以何应钦、陈立夫等为首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亲日派,发动了皖南事变,企图由此挑起反共内战,并由此实现他们引导全国走上向日寇投降道路的阴谋。
社论开头,就指明了国民党挑起皖南事变的实质,并进而告诉全国青年:
这个事变自然不是偶然的,而且每个青年的战士都深知和深信,亲日派罪恶的梦想,终将在全国人民、各党各派,首先是有足够力量支持抗日局面的共产党的坚持抗战的方针面前变为粉碎的。虽是如此,我们却必须认识,历史上一切反动势力从来没有自动退出斗争舞台的先例,愈是临到日暮途穷的境地,他们愈要疯狂地倒拉着历史车轮,做回光返照的垂死挣扎。中国亲日派的毒手,也是决不会停止于一个皖南事变的,我们必须严重地准备起来。
1941年3月5日出版的《中国青年》第三卷第五期
社论:《迎接艰苦和斗争》
的确,皖南事变不是偶然的。
1941年1月20日,毛泽东在《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一文中指出:“此次皖南反共事变,酝酿已久。”这是对皖南事变发生原因的客观分析,深刻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的阴谋。
1941年1月4日,驻皖南的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6个团9000余人,奉命开始向江北转移。蒋介石表面上让国民党部队“沿途放行,掩护过江”,背地却密令“一网打尽,生擒叶、项”,阴谋消灭新四军。7日,新四军行至安徽泾县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事先埋伏的7个师的伏击包围。叶挺指挥部队英勇抵抗,激战7昼夜,终因敌众我寡,弹尽粮绝,除2000余名官兵突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叶挺军长和一部分指战员被俘,副军长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被叛徒刘厚总谋害牺牲。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此次皖南反共事变,酝酿已久。它是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的一个阴谋。
第一,命令新四军北移,包藏祸心。从1939年12月起,国民党顽固派在西北和华北地区掀起了第一次反共摩擦,遭到了可耻的失败。但顽固派仍不甘心,在日寇诱降和英美劝降下,又把反共的重点移到华中地区,企图以武力消灭新四军。
1940年7月,国共就两党关系在重庆举行谈判,国民党方面提出了一个所谓“中央提示案”,中心内容是规定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奉命后1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企图借黄河天险,堵塞新四军回路,再借助日军武力,通过日蒋联合“剿共”,从而达到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目的。
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长何应钦、白崇禧的名义,致电十八集团军正、副总司令朱德、彭德怀和新四军正副军长叶挺、项英(简称“皓电”),诬蔑在敌后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不遵命令”“非法越轨”,限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1个月内开到黄河以北地区,必须“切实遵行”。与此同时,蒋介石下令汤恩伯率9个师10万人向皖东北进发,李品仙率4个师5万人向皖东进发,顾祝同、韩德勤也准备进攻长江南北的新四军,在华中地区加紧制造武装摩擦,掀起反共逆流。
在这种严重的形势面前,中共中央为了对付国民党发动的反共内战,一方面决定调部分八路军南下,增援新四军,并成立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由叶挺任总指挥,陈毅任副总指挥,刘少奇任政委,统一领导华中的斗争;另一方面,为了顾全大局,团结抗日,1940年11月9日,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名义,复电何应钦与白崇禧(简称“佳电”),列举了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功绩,驳斥了顽固派的种种污蔑,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阴谋。同时表示作出一些让步,愿将皖南的新四军移到长江以北;至于江北部队,则暂时“拟请免调”。
但是,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事端,又于1940年12月8日以何应钦、白崇禧的名义向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发出“齐电”,坚持“皓电”中的无理要求,要新四军“迅即遵令”,“将黄河以南的部队,悉数调赴河北”。同时,蒋介石进一步密令顾祝同加紧部署,进攻皖南新四军,密电称:“该战区对江南匪部,应按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并准备,如发现江北匪伪竟敢进攻兴化,或至限期(本年12月31日止)该军仍不遵令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
第二,故意给新四军北移制造困难,并在北移路线上设置圈套,布置陷阱。“佳电”发出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即电令叶挺与国民党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就新四军北移路线、开拔费、军需补给等问题进行谈判。顾祝同表面答应给开拔费、给一定补给,但直至新四军开始北移,没给一分钱一粒弹,故意给新四军北移制造困难。在新四军北移路线上,国民党顽固派也故意设置圈套,布置陷阱。根据叶挺与国民党三战区的商定和国民党的同意,新四军北移的路线有两条。一是经苏南北渡,即由驻地往东开,经过马头镇、杨柳铺、高淳到苏南的竹箦桥、水西地区,也可经马头镇、杨柳铺、孙家埠、十字铺、南渡镇至竹箦桥、水西地区,然后经过苏南敌占区渡长江到苏北。二是由皖南铜陵、繁昌间北渡,即由驻地往北开。新四军军部曾派人对两条路线都进行了勘察,并做好了从这两条路线北移的准备。但是,至1940年12月10日,蒋介石突然变卦电令顾祝同,不准新四军经苏南北渡。其理由是,恐新四军皖南部队增援苏北后,对苏北的韩德勤更加不利。又由于国民党故意广播新四军北移的消息,实际上是通报日寇,借刀杀人,所以至12月下旬,日舰在江面巡逻增多,国民党李品仙所部在江北也做好了袭击新四军的准备。可见,原经国民党指定和同意的两条路线,都已不能通过了。这样,新四军北移,便只有绕道天目山到苏南,待机北渡了。这实际上是顽固派设置的一个陷阱。12月底,顾祝同遵照蒋介石的旨意,电令其所属各部:“如新四军蓄意要挟,即予以彻底解决,并防止其向黄山及天目山山脉流窜。”于是急调大军,严密监视防范,准备围歼新四军。皖南事变的过程正好印证了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正如陈毅一针见血所指出的:“严格说来,皖南事变不是一个什么战争,而是国民党头子蒋介石利用其抗战统帅地位,布置陷阱以歼灭其部属的罪恶阴谋。”
社论揭露国民党阴谋后说,从皖南事变可以确定的,即“今后的困难将更增加了,大至革命的环境,小至个人生活的物资条件,一定会变得更困难更艰苦……以足够的自信力迎接这最艰苦条件的来临,是今天革命青年急须认识的第一点”。
同时,社论也指出,革命进入了斗争激烈化的阶段,“斗争的形式更趋复杂,斗争的内容将更加丰富,斗争任务的艰巨与斗争的残酷性将同时并进,现在要反对的敌人不只是日本帝国主义,而且有刚刚脱去假面具的新的汉奸亲日派;现在不仅要争取人民走上抗日阵线,而且要再一次揭破亲日派‘抗日必先剿共’的蒙蔽。这将是大暴风雨的时代,一个青年是柔弱的芦苇或是疾风中的劲草,他能否坚定不移而又随机应变地把握历史发展的曲折道路,以及能否经得起历史的最残酷最持久的试炼,都将毫无隐讳地被显露出来。准备挺起胸膛,勇敢迎接这即将到来的伟大的斗争,是今天革命青年急须认识的第二点”。
社论最后发出号召:“青年同志们:让我们每个人把自己检查一下,我们的身体锻炼,理论策略的具体知识技能的学习,革命原则性坚定性的培养,都已经准备充分了么?紧迫的时势,是要求我们不放松一分钟地积极地准备起来!”
皖南事变发生后,面对严重的形势,中国共产党仍然以抗日的大局为重,与国民党当局进行有理、有力、有节的斗争。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陈毅任代军长、刘少奇任政委。同时,公布大量事实,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战的阴谋,要求惩办这次事变的祸首并释放叶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等12条解决皖南事变的办法。党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冲破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刊出了周恩来为皖南事变题词的手迹:“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在国民党统治区引起强烈反响。国际人士和国民党左派宋庆龄、何香凝等在香港发起抗议运动,华侨领袖陈嘉庚代表华侨致电国民参政会,呼吁团结,反对蒋介石倒行逆施。从而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于1941年3月公开“保证”决不再有“剿共”的军事行动。从而粉碎了国民党发起的第三次反共高潮。
尽管如此,国民党政府自抗战进入持久阶段后,就极力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包围和封锁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并于1940年10月以后停发了八路军、新四军的经费,加之华北连遭天旱,致使整个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发生极大困难。
“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想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毛泽东如是说。
《编者致读者》
正是在这样的困难条件下,《中国青年》已不能按时出版了。在本期的《编者致读者》中说:
现在要报告读者们一个不好的消息,就是本刊因印刷关系,从下月起要和读者暂时作两个月的分别,等到印刷问题得到解决后,才能再和大家见面。
同时,编辑部还希望亲爱的青年读者,在这两个月内,对《中国青年》提出改进的意见和批评,继续投寄稿件,使得本刊再与大家见面时,“更能成为大家爱读的刊物,更能成为青年们自己的刊物”。
《中国青年》的前身《先驱》(一):刘仁静与《先驱》
《中国青年》的前身《先驱》(二):施存统与恽代英
关于青年运动,施存统刘仁静曾争论什么?
《先驱》停刊,《中国青年》创刊
读什么书与怎样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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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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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育南:《青年的革命修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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