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辛德拉观世界

编辑|辛德拉观世界

在古罗马，新生婴儿的死亡率极高，据不完全统计，大约25%—30%的新生婴儿在出生第一年就会夭折。

对于有幸存活下来的新生婴儿而言，在十岁前依然有50%的死亡率。奥勒留皇帝生了至少12个孩子，但只有康茂德（Commodus）存活到父亲去世后。

家庭人口的高死亡率、低生育率

极高的儿童死亡率会导致父权家长不能马上拥有合法的继承人。对于新婚家庭而言，虽然古罗马人怀孕的几率较高，但是能活下来的儿童依然较少。公元2世纪的小普林尼虽然有过三次婚姻，但依然没有改变没有孩子的命运，他对此感到苦恼。

普林尼和他的第三任妻子卡普尼娅（Calpurnia）都是独生子女，似乎没有任何表兄弟姐妹。她曾怀孕过，但最终流产了。由于较高的死亡率，古罗马家庭把绵延子嗣作为罗马人延续家族荣耀的期望。

另一方面，罗马人的生育率却不高，其中有多重因素。共和晚期，罗马人婚后对生育的兴趣逐渐降低，这一时期的罗马妇女开始采取避孕的手段来防止自己怀孕。

为了应对这种现象，罗马人采取了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措施，比如奥古斯都和提比略制定相关法令，鼓励生育，劝阻并可能惩罚节育行为，但效果也不明显。

同时古罗马人还通过法律来限定家父权，公元2世纪，父亲已基本没有处死新生儿的权力。另一个导致生育意愿降低的因素是，罗马继承法并非遵循长子继承制（primogeniture）。

因此罗马人会有意将孩子控制在较少数量，避免家庭财产分散给太多的继承人，多子孙会带来经济负担。提比略时代的元老贺拉卢斯（HortensiusHortalus）出身名门，最后沦入财务困难而不能达到元老的财富标准，其中一个原因是他有四个孩子。

因此，多种因素导致生育意愿下降促使罗马统治者推出多重举措来鼓励生育。

家庭成员构成复杂多样

家庭成员的年龄差异较大，不论是夫妻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还是兄弟姐妹之间，都存在较大的年龄差异，这一特征存在于古罗马的各个阶层。

由于古罗马女性结婚年龄较早，一般满12岁便达到了结婚的法定年龄，罗马男性的结婚年龄一般在20岁以上，因此夫妻间有年龄差；

妻子一般在13—14岁时，新婚夫妇便具备了生育能力，然而由于新生婴儿较高的死亡率，所以夫妻只能保持长期生育行为，这也是造成他们与子女之间年龄差异较大。

此外，在古罗马婚姻并非那么稳固，离婚和再婚也是一种常见现象，从而新组成的多元家庭也造成了家庭成员年龄差异较大。

罗马人家庭成员不固定。这一方面是自然死亡率造成的，另一方面是较高的离婚频率造成的。共和时期，随着罗马社会发展变化，婚姻逐渐成为家族联姻，争夺政治权利的手段，因而导致离婚现象的普遍出现，尤其是在罗马家庭的社会上层。

家庭成员身份庞杂超出了直系亲属的范围。由于罗马父权制的特点，除有血缘关系的直系亲属外，处于父权家长支配之下所有人包括奴隶，都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一个父亲或母亲如经历多次婚姻，对他的孩子而言，家中成员还会有继父、继母和继兄弟姐妹。

有时母亲去世或改嫁后，孤儿们经常被亲戚（如祖父母、叔伯和婶婶）收养。屋大维的父亲在他4岁时便去世了，去世之前，屋大维就和胞姐屋大维娅以及同父异母的大屋大维娅一起生活。

由于屋大维母亲再婚，他便居住在外祖父的庄园，外祖母朱莉娅对他进行教育。在外祖母去世后，屋大维搬到他母亲和继父家，那时他才12岁。当他成年后迎娶利维娅（Livia）时，也把利维娅与前夫的儿子少年提比略带进家门。

再婚的家庭的孩子们属于不同血缘，除此以外，家庭中还会有旁系亲属、奴隶和仆人。复杂的家庭环境对儿童的成长都会产生一定影响。

出生与被接纳

在罗马，伴随着母亲完成分娩，新生命降临人世，在这之后新生婴儿要接受各种仪式从而被接纳成为家庭的一员，并由其父亲介绍给家族、神灵。

由于古代低下的医疗条件，分娩的过程存在着大量危险，会出现母亲难产和婴儿早夭情况。因此，罗马人非常重视分娩，会请年长有经验的妇女来担任接生的任务。

公元2世纪初的索拉诺斯专门编纂了一本助产手册《妇科学》，详细描述了对助产婆的培训过程和接生时的准备工作。在整个生育的过程中，罗马人会寻求大量神灵的帮助，如守护出生的神灵蒂艾斯帕特（Diespater）；

守护妇女经期和产子平安的神灵门娜（Mena）和露西娜（Lucina），奥皮斯（Opis）负责将孩子放在地上，瓦提卡努斯（Vaticanus）负责唤醒孩子的第一声啼哭；勒瓦娜（Levana）负责保佑其会被从地上抱起来，即被接纳成为家庭的新成员；

库尼娜（Cunina）则负责守护婴儿的摇篮，保护其不被外界伤害；鲁米娜（Rumina）负责保佑更多的母乳来喂养孩子。

奥古斯丁转述了瓦罗有关这些神灵的记载，这反映出罗马人对生育这一过程中的危险性的担忧，同时也反映了他们对哺育生命的母亲和即将出世的婴儿的美好祝福和期待。

在古罗马，大多数的接生工作都是在家中进行，由有经验的妇女和女性亲属共同完成这一过程，通常在此期间会伴随着一些仪式，男性（包括孩子的父亲）一般不出现在女性分娩的过程和现场。

新生儿降生后有一个简短的脱离仪式，助产婆剪断脐带，将新生胎儿赤身放在地上一小会，以此象征新生儿被大地母亲接纳以及与母亲身体脱离。

此时，助产婆检查婴儿的性别，查看它的各个部分是否完好无损，孔口是否全部打开，看看躺在地上的新生儿是否有足够的活力哭泣。

如检查胎儿无任何缺陷，助产婆通过手势告知孩子的父亲，父亲将孩子从地上抱起，并用这个动作表示孩子被他所接纳，这样就完成了抱起仪式（tollereliberos）。

父亲正式给与了新生儿生命权，并将其作为他的合法继承者，因此，这一接纳仪式意义重大。当着所有亲朋好友的面，父亲会向他们宣布这一喜讯，这也代表新生胎儿出生的顺利完成。洗身仪式（dieslustricus）一般在女孩出生的第8天、男孩出生的第9天进行。

这主要是因为古罗马人认为女性比男性更早熟一些，所以在洗身礼日上也存在差异。据普鲁塔克的记载，性别差异也与罗马人对数字的偏好有关，古罗马人认为奇数是生殖能力的象征，而数字“9”是奇数的平方，所以更适合男孩；

而偶数是生育能力的象征，且数字“8”为偶数的立方，故而更适合女孩。洗身仪式当日，新生儿被抱着围着家火转三圈，随后父亲为会给孩子取名。这个仪式对于家族非常重要，因为通过这个仪式，孩子被纳入家族之中，这是他们最根本的社会身份。

孩子会在仪式上得到自己的名字，以区别于家庭中的其他成员。罗马人对于命名也有一定讲究，男性名字通常采用三名法（trianomina），即组成名字的三个部分依次为个人名（praenomen）、氏族名（nomen）和家族名（cognomen），在三名之外还可能有附加名或绰号（agnomen）。

新生的男孩会获得全名，即他将会同时拥有父亲的氏族名和家族名。通常，个人名是从已存在的30个名字中选取的，长子沿用父亲的名字。

有些家族会根据传统专用或弃用某些名字，如克劳迪家族使用提比略，并一致同意弃用卢奇乌斯，因为有两个叫此名的家庭成员曾使他们蒙羞，由此看来，名字的选用也包含了家族强烈的道德选择。

命名也有性别之分，女孩通常以其父亲的氏族名命名，例如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MarcusTulliusCicero）的女儿名叫图利娅（Tullia）。罗马女孩会与姐妹共用同一个名字，但男孩各有各的名字。

例如，公元前79年的执政官阿庇乌斯·克劳迪斯·普尔彻（AppiusClaudiusPulcher）有五个孩子：他的儿子是AppiusClaudiusPulcher和PubliusClaudiusPulcher（后改为Clodius），他的三个女儿则都叫克劳迪娅。

孩子一旦被家庭接纳后，就佩戴上带吉祥物的首饰，它保佑孩子直到完成成人仪式，并且代表他的年龄和社会地位。

也许这时，父亲要向国家申报孩子的出生，并且向朱诺的献物库中投入图列乌斯所要求的钱币，而后在从奥古斯都时期就开始的罗马人口制度化报告书的登记簿上登记。

古罗马新生儿的出生并非是单纯的医疗过程，它本身包含了丰富的文化意义。经验老到的已婚妇女虽然是出生过程中的重要因素，但是，最终对于新生儿的生命、地位起决定性作用的只有父亲。

父亲给予了新生儿生命权，将其引入家族，给予其社会身份，其中充分体现了罗马社会的家长制特征。另一方面，出生的过程也反映出罗马社会无处不在的宗教氛围。宗教与道德相融合，两者都是罗马社会的底色，也是罗马社会基本的话语体系。

新生儿要进入这个世界，它的意义就必须要被这个世界的话语体系所合理化，从而被接纳进这个世界的秩序中。相反地，不被接纳的情况未必需要很多宗教、文化上的理由，更多的是出于经济上的更加现实的原因。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