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调研重寻“拔本塞源”之策

“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在古代，有作为的帝王、大臣和官吏，都是在做好调研的基础上开展工作的。当然，他们的方式方法各有不同，但大多注重问题导向，因病求方、对症下药，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难题，在历史上留下不少有关调查研究的佳话。

　　微服私访听民意

　　提到古代帝王官员的调研，人们会想起来微服私访，这一活动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有了，为后来历代贤明君主大臣所效仿。

　　古时候的调研除了微服私访，帝王官员也会轻车简从下基层，也有的是前呼后拥下基层，但是归根结底，要看调研的成果。

　　唐代时，有一位帝王就创新了微服私访式的调研，他能够利用一切外出的机会，去了解民情民意，他就是唐宣宗。作为唐代后期较有作为的一个皇帝，唐宣宗“久历艰难，备知人间疾苦”。因此，他即位后，不仅“虚怀听纳”群臣进言，还特别留心地方官的政绩，以便能够及时进行升赏。

　　一次，唐宣宗出宫射猎。途中，遇到一位樵夫，宣宗立即驻马，开始了他的微服私访式的调研。他问樵夫是哪个县的人，樵夫说是泾阳人。宣宗接着问：县令是谁？樵夫回答：叫李行言。宣宗更进一步问：“为政何如？”樵夫也不知道是皇帝在问话，就照实回复：“性执。有强盗数人，军家（指北衙禁军）索之，竟不与，尽杀之。”宣宗听后若有所思，自认为陌生人的评价更中肯。

　　回宫后，唐宣宗认为泾阳县令能够不避权势、为民除害，于是就将这个县令的名字记下来贴在寝殿的柱子上。一个月后，海州刺史空缺，宣宗立即将李行言任命为海州刺史，并赐“金紫”穿戴。

　　“水晶灯笼”灯下明

　　在一切工作中，最怕的是灯下黑，有些官员好高骛远，往往对发生在身边很近的人和事没有看见和察觉。

　　在宋代，有一位官员就善于解决“灯下黑”的问题，因此被老百姓誉为“水晶灯笼”。

　　这位官员就是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的开封考城县人刘随。他以进士及第入官，被任命为永康军（今四川灌县）判官。

　　刘随到任永康军后，他知道许多问题都需要走出去寻找解决办法，那就是深入辖区去考察调研。他先是来到当地孔庙，见到庙宇杂乱污秽、荒草丛生，听说负责管理祠庙的楼店务已将庙中一片空地租了出去，准备营建居舍。刘随当即下文给楼店务，责令其立即收回出租之地，并维修管理使用好孔庙，从而“使蜀人知有圣人”。

　　在调研中，他发现永康没有水井，当地居民饮用水，全都依赖附近的导江之水。每到冬季，江水冻涸，人们只得去离城二十里处取水饮用。由于饮水艰难，人们常常饮食不时，不少人因此患病，甚者死亡。人吃水尚且如此困难，那就更难以喂养家畜家禽，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更为可怕的是，一旦发生火灾，也难得一勺灭火之水。

　　面对这一严重情况，刘随下决心修建一项通水工程，根除永康的缺水之患。他徒步登上永康城附近的鱼凫山去考察，发现这座山可以俯视全城，且山后有一股很大的泉水，如果能将泉水引到城中，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用水问题。于是，他通过实地勘查，终于找到引水入城的办法，组织人员开展工程建设，将泉水导入了永康城。

　　基层调研减赋税

　　走群众路线，是调研的最基本出发点。想通过调研了解实情，必须扑下身子，与百姓打成一片。

　　在明代，官员调研已经成为常态，多数官员能够做到深入基层，知民情解民意纾民困。周忱便是其中一人。

　　明宣德五年（1430年）九月，正担任工部右侍郎的周忱被任命为江南巡抚，总督税粮。而彼时的江南作为发达地区竟然拖欠国家税赋。

　　周忱来到江南，第一件事就是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一天晚上，周忱微服私访，经过一个村庄时，见树下有个人坐着乘凉，便上前同他搭话。直到属员们找到这里，那人才知面前的人竟是江南巡抚。就这样，周忱从百姓口中了解到了许多实情。

　　周忱是个办事仔细认真的人，他身边常带一个记事簿，在深入基层调研时，无论大事小情，无一遗漏地记录下来，连每天天气如何也都记录在册。起初人们都不知这样做有什么用处。后来有一次，有人报告说运粮船因大风翻沉。周忱翻开记录簿，那天根本没有风，骗局一下子就被戳穿了。

　　通过微服调研，周忱从百姓那里了解到，江南之所以拖欠那么多税粮，主要是富户不肯交纳赋税之外的加耗部分。这部分加征就只好摊派到一般农户头上。针对这一情况，周忱回来立即研究，最终创立了“平米法”，无论大户还是小户都要严格平均承担耗米。又请工部颁发铁斛，让各县依式制造，革除了各地粮长大斛入小斛出的弊病。

　　周忱还了解到，以往各粮区设粮长正副三人，每年七月赴南京户部办理公文，然后再送北京户部，往返费用均由百姓分担，因此百姓负担很重，苦不堪言。于是，周忱予以改革，下令各粮区只设一人，轮流赴南京，然后交由有关部门上送北京，这样果然减轻了百姓的负担。江南拖欠税赋的问题慢慢地解决了。

　　寻拔本塞源之策

　　调研的一个重点就是坚持问题导向，在调研中去找到问题症结之所在。

　　清雍正四年（1726年）由广西巡抚调任云贵总督兼辖广西的额尔泰，不久向雍正帝连上奏折，大谈西南几省改土归流问题以及解决办法。听到额尔泰上奏折再次提出改土归流，“盈廷失色”，大臣们都为他捏了一把汗。因为早在额尔泰之前广西提督韩良辅、贵州巡抚石礼哈和毛文铨、云贵总督高其倬等都向雍正帝提出过改流建议，但均遭到雍正帝的驳斥。

　　然而，大家没想到的是，雍正帝看了额尔泰的奏折后，却立即批准，并委以重任，命令他去解决这个问题。大臣们颇为不解，后来雍正帝才说明了其中的原因，前面韩良辅等人，一是没能拿出具体方案，所言只是“小知小见，乃攀枝附叶之举，非拔本塞源之策”；二是他们“非能办理此事之人，故未允其请”。

　　原来，此前额尔泰在广西任巡抚时就对此事已经做了一些调研，所以知道改土归流的紧迫性。此番新任云贵总督后，他更是加大了调研力度，坚持问题导向，直面百姓问计。

　　额尔泰在调研的基础上，分析了整个形势，适时提出了改土归流的重大决策，制定了全面的改流方案。他连上几个奏折，详细阐述了改流的必要性、迫切性，并强调，“不改土归流，终非远计”，“滇黔必以此为第一要务”。

　　额尔泰主持了西南几省的改土归流，革除了大批土司，而代之以流官的管理，并实行与内地一样的地方行政制度，从而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的管辖，有利于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巩固，促进了西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