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让“孔乙己的长衫”束缚青年成长，教育如何走出“囚徒困境”？｜五四青年节

编者按：

有一种美丽，是青年的斗志昂扬；有一种魔力，是青年的活力迸发。唱一青春的赞歌，用梦想和热情点亮未来。百余年前，中国青年用英勇果敢的爱国行动，发出了铿锵的青春宣言，开启了民族复兴的新起点。如今，站在历史新起点，青年整装再出发，成为谱写新时代中国发展之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实力量。

今年，我们将迎来第74个五四青年节。历经社会百年变迁，青年有过迷茫、有过困惑，但他们爱党、爱国、爱人民的赤诚追求始终未改，不为困难所压倒、不因风浪大而随波逐流。如今，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青年面临更沉重的压力、更艰巨的挑战，也因此催生了“鼠鼠文学”“孔乙己的长衫”等一系列以自嘲自讽方式应对社会矛盾的文化趋势。

青年的自嘲自讽反映出的是“不妥协”的态度。面对“青年失落”，我们不能一味批判，而要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进行思考，致力于解决其背后的社会主要矛盾，解答新的时代课题，实现新的历史使命。《教育家》特邀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对当下一些青年文化进行解读，一起走进青年的世界。

“孔乙己文学”近来引发了舆论关注，原因在于鲁迅笔下的孔乙己虽穷困潦倒，却坚持穿着象征读书人的“长衫”来维护体面，这令当代年轻人与孔乙己产生了跨时空的共情，他们纷纷感叹自己身着“长衫”的不易。“脱”还是“不脱”？这是一场自我认知的革命，青年从对生活的叩问激化成对自我的怀疑，不得不引发我们对当下青年成长的观照与反思。

“标”：卑微自嘲与发展困惑

南开大学社会学系 秘舒

近些年，青年群体中频频出现带有一定消极、悲观态度的“亚文化”，比如“躺平”“摆烂”“废物小组”“丧文化”等，如今又兴起“鼠鼠文学”“孔乙己文学”，这些都是青年一代对抗社会焦虑的独特形式，也体现了青年社会观的变化。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把大学教育定位成精英教育，大众自然对其有更高的期待，即通过更高等的教育实现所谓“阶层的向上流动”。然而，今日的大学无论是从规模还是培养模式来说早已不同往昔，2022年的高校毕业生甚至突破了千万大关。这批高质量劳动者，虽然可以满足产业升级对高水平劳动力的需求，但他们的自我价值期待却在不断降低。

在应对来自学业、就业、人际交往等方面的压力和挫折时，有一部分青年会选择回避，故而生出“啃老”“宅”“躺平”等带有明显躲避性的亚文化；还有一部分选择直面压力，但迫于现实与理想的差距，他们会把自己定位成很卑微的角色，选择以幽默的方式自嘲、自省，试图让自己接受并融入现实，正如“鼠鼠文学”“孔乙己文学”“谁人不在浪浪山”等网络热词的出现。这种消极情绪在网络的传播下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加剧了青年人的压力和焦虑。

从青年一代的成长过程来分析，他们大多在单一的评价标准中成长起来，所以在面对如今多元开放的社会和丰富多元的文化时，会产生很大的矛盾感——内心对生活的预期、对自我价值感的期待，和一贯以来所受的评价方式、行为约束存在矛盾，导致他们一方面想要按照自己的预期生活，另一方面又无法摆脱整个社会长期以来对青年发展评价的桎梏。我们的教育一直期待为学生树立一种“学习是为了看到更广阔的世界、拥有更多选择、收获幸福人生”的观念，但应试教育留下的“硬伤”、根深蒂固的教育功利化思想，以及“996”“内卷”“学历竞赛”等社会现实，极大降低了青年在学习和工作中的满足感和幸福感。

对青年人而言，社会环境的友好性也有待进一步提升。一方面，社会制度难以给青年提供足够的“安全感”，购房、生育、劳动等各方面的福利保障有待完善；另一方面，社会舆论对青年要求太过严苛，总是有太多的“说教”而缺少深入内心的“对话”。“孔乙己文学”背后年轻人的困境不是他们自己造成的，我们要反思的是标准化、功利化、内卷化的教育现状和与社会用人导向脱轨的教育内容如何转变。

相比过去，当今的青年一代更加注重自我感受，这种自我并非指“利己”，而是他们有更强的反思自省能力，不断地审视自我与社会，表达自己的思考与疑惑，指出矛盾所在。所以我们应呼吁营造对青年群体更宽容的成长和发展环境，不要动辄批判，也不要以既往经验去要求青年按照大众期待的既定轨迹前行，要允许他们发出声音、表达思考，无论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都会成为我们对教育和社会的有效诊断。

“本”：社会流动与青年思考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 李荷

从“鼠鼠文学”到“谁人不在浪浪山”，再到如今的“孔乙己文学”，这种带有自我贬低、幽默和自嘲的表达，实则是一种直抒胸臆的控诉和抗议，通常和青年人的沮丧、焦虑、低自我认同等负面感受联系在一起。

再观当下“孔乙己文学”现象，本质上体现的是社会流动的困境。结合《孔乙己》一文的写作和发表背景，通常我们会认为孔乙己这一人物的塑造描写的是对封建制度和社会的控诉、批判，深究之后，其实能够发现故事背后暗藏的“社会大环境”与“个人”的冲突。回到故事的写作背景，随着1905科举制的废除、西式教育的引进，像孔乙己这样大批传统的“读书人”失去了上升途径，成了社会中“多余的存在”。

当社会的一个大动荡反映到个体身上时，给个体带来的压力与挑战是巨大的，这恰恰就是普通人在面对社会结构性变化时的那种无力、无助、无奈。这和当下青年碰到的情况有相似之处——昔日的“天之骄子”如今却成了“困难户”，他们同样感到困顿、失落和彷徨，和百年前的孔乙己产生共情。所以我们要从当下青年的自嘲和发泄中，看见他们的成长窘况，体会他们的心态变化。

首先，我们要讨论的是“为什么难”。青年“就业难”如今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在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尤其突出。由于社会中正式的工作机会有限，加之学生所学与所需不匹配，“学不能致用”的“低就业”现象近年来成为寻常事。此外，新自由主义导致的金融危机、经济衰退，以及地缘政治危机，都与之有关。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2022年全球青年就业趋势》报告，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加剧了青年就业危机。自2020年初以来，他们的就业损失比例高于其他年龄群体，其中，对弱势群体的打击尤其大，比如女性。

就我国而言，起初教育扩招是应对经济和就业危机的有效对策，但长期以来，这一行为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供求关系的变化——教育规模和毕业生增量不断创新高，而产业在一段时间的迅猛发展后进入瓶颈期，“白领”工作岗位不能同步增长，如果遇到经济下滑，需求更是萎缩。因此，劳动力市场对文凭的要求水涨船高，导致文凭严重贬值，也就出现了“文凭主义”。工作处处碰壁、不停降低心理预期，使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会觉得失去了对生活的掌控，产生“被排斥”“被剥夺”的感觉，质疑“读书是否有用”“天道是否酬勤”。

在当下的知识青年对社会发出的种种叩问中，“尊严”是我们必然要谈论的话题。孔乙己的故事中，由于存在严格的等级秩序，“长衫”和“短衣帮”成为泾渭分明的身份符号，穿长衫的人即使生活潦倒，也不愿脱掉长衫，成为短衣帮，这恰恰说明短衣帮地位的卑微、生存的艰辛和社会尊重的缺乏。

体力劳动者在物质和精神上处于双重劣势。社会越是分化，底层人民的社会尊严就越无法体现。当他们的子女终于上了大学，希望以此提升自己与家人的身份地位时，却发现千辛万苦得到的文凭“贬值”了，大学生依然面临为了生计而滑向“短衣帮”之势。这是什么样的无望！只有在一个“人人虽然不同却有同等尊严”的社会，青年的成长之花才能绽放，生命的选择才能多样。

面对社会结构性问题，教育很多时候是无能为力的，但有一些地方确实需要反思和警醒。长久以来，教育的一大问题在于它在实践中，偏执于以“ 绩优”来要求和衡量人的成长，用数字化、工具化的方式评价人，导致形成“ 高度竞争”的教育环境。杜威强调的是“ 教育即生活，生活即教育”，我们要做的是让教育回归教育本身，培养内心充盈的人，无论身处何种境况，都能够宠辱不惊、富贵不淫、贫贱不移。

“药”：晴耕雨读与情绪激活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张荣华

“孔乙己文学”背后，我们要看到青年人的社会倦怠。要明白，这种幽默的调侃实则是青年在通过自嘲来缓解压力和焦虑。他们真正面临的是高社会期待、巨大的工作压力、个人价值感低等带来的焦虑、抑郁、无聊、失落等情绪，所以除了从宏观的社会学关注社会结构调整，也可以从心理学观照微观个体，思考青年人自身能做些什么，来缓解这种倦怠，重新激活青年人的活力。

首先，理解年轻人。既然他们能与百年前的孔乙己产生共情，人们为什么不能与他们产生共情呢？面对时代洪流下的无奈与迷茫，每个人都能感同身受，因为无论是社会环境和时代的变迁还是不可控因素的干扰，对于个体而言都无力改变，唯有调整自我和适应，但这对于缺少社会磨砺和时间洗礼的青年来说，不是一件易事。

古人适应环境的智慧是“晴耕雨读”——下雨了，不如将原本外出劳作的计划变成在家读书、喝茶，偷享浮生半日闲；等雨停了，人也休息好了，更有精力投入农耕。对待学习、工作中的压力和焦虑，可转变心态：人力不可及的，坦然接纳；人力可及的，积极有为。要把更多注意力放在自身能改变的事情上，保持良好心态，以待来时。

其次，根据泰勒·本·沙哈尔的理论，幸福是“对于快乐和意义的全然体验”。如何帮助青年人找到生活的快乐和意义？通常来说，自我要求高的人总是容易“求不得”，因此会经常不满、抱怨，活得很累。对于这种情况，我们要允许他们“找乐子”，让他们感受“当下的快乐”。但是，“当下的快乐”带来的积极情绪有可能不持久，从长远角度来看，需要用人生价值和意义来积蓄长期的情绪动力。在这里，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快乐与意义的模型，将长远的意义和当下的快乐结合起来。

快乐与意义的坐标模型呈十字架结构，我们结合“当下的快乐”和“长远的意义”将人的思想行为划分为四项：当下很快乐但没有意义的事；当下艰苦但有意义的事；当下很快乐且有意义的事；既没有快乐又没有意义的事。接下来，我们谈论的是“度”：要多做当下很快乐且有意义的事，比如做公益活动、做喜欢的工作；适当地做当下艰苦但有长远意义的事，比如学习一项技能、坚持健身；偶尔做当下快乐但没有长远意义的事，比如打游戏、吃大餐，缓解压力和疲惫感；坚决不做既没有当下的快乐又没有长远意义的事，否则人生就会虚无。当然，这里的快乐和意义是人们主观建构的，需要根据个人喜好和规划来定义。

所谓的“药”，就是给正在做的事情赋予当下的快乐和长远的意义。信息化时代，越来越多的刺激性信息暴露在年轻人面前，导致他们感受力下降，情感表达闭塞，而帮他们找到人生的意义和快乐，也需要方法和技巧。

首先是择业就业，这不仅是要加强生涯教育、树立正确就业观的问题，而是要让他们以兴趣和热爱驱动学习和工作，并为之奋斗终身，找到长足的快乐和意义。

其次是情绪激活，避免因为沉湎于回忆、懊悔于过去、焦虑于未来而错失当下，此时可以发挥正念的力量，感受当下，听风声、观花开，享受片刻宁静，感受当下的事物带给自己的积极情绪价值，解放自己的身心。

在此，我想和青年朋友分享一首苏轼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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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本文刊于《教育家》2023年4月刊第1期，原标题为《青年失落的“标、本、药”》

作者 | 南开大学社会学系 秘舒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 李荷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张荣华

编辑 | 曹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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