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的封建制度

西周取代殷商之后，将天下纳入一种亲缘共同体结构。其核心是宗法制，相应形成了嫡庶、祭祀、服饰等差别待遇的礼仪礼乐制度。一种尊尊亲亲维系社会、维系基层单元组织的稳定秩序结构，由此相应形成。

武王与周公所分封的那些诸侯公族，他们是宗法制度的主要担纲者、执行者，与井田制的经济基础体系，共同配套完成了社会秩序的构建、社会秩序的组织与维护。普天之下，宗法制、分封制、井田制，成为西周封建社会最基本的政治经济制度。

土地划分为“国”“郊”“野”三大部分。“国”是都城，主要是宗法共主和周王的栖身地、所在地。而“郊”是依附于宗法诸侯那些边耕边战的国人们耕种的土地。“野”是被征服的原住地民众耕种的土地。国与郊统称为国，整个国家划分为国人、野人。耕种的土地以“井”为单元，以“井”为核心，土地分成九块，八家共用一井，居中留出一块公田，八家共耕一块公田，三年重新调整一次土地分配。公田又称“籍田”，春耕时供宗法贵族们祭祀天地、实行籍礼之用。籍田的收获，是贵族的主要收入。井田制，它既体现了宗教宗法的属性，又象征一种礼法性质的经济常规、经济秩序。

西周初期，青铜铸刻技术一直被周王把持享用，其他诸侯不能随意将文字刻入青铜器身。文字只是专用来祭祀的。周天子将铜铸文字的器皿传授给诸侯，那些诸侯和王室的侍从们，便拥有了大量的铜器，这些人则不断向周天子宣示效忠王庭、勤勉王事。而周天子的赏赐行为，表明他是在替天行道、替天治理国家的，显示其天下共主的宗法性、合理性。这种“天赋神授”、“天赋人权”是不容置疑的。可见，当时文字的专属垄断，是不能普及百姓生活的，只作为一种愚民的工具手段。

凡是君子依古风行古礼，而小人只能跟随君子身后去学习模仿，让古风古礼入脑入心、潜移默化。孔子说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人们之间的“礼仪”习惯，一旦升格为规范规则，被强行化、严肃化，是绝不能互相取代、互相逾越的，否则，天下就会乱成“一锅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长幼有序，忠恕有道，地位分明，等级森严，各有各的礼仪，各有各的职能。君子当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率先垂范，争做仁义礼制的主导者、践行者。而地位低下的小人或者野人，只能“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尽自己的本份，干自己的职业，勤勤勉勉、尽职尽责、努力奉献。

人与人的血缘的关系、血统认知，形成以亲情为纽带的一种生活共同体、战斗共同体。基于征服关系、地域关系、分封关系，“国人”对于“野人”，身份尊贵，地位悬殊，只有强化对“野人”的严格管理与奴役压制，让野人低于“国人”一等，服服贴贴，成为被统治的社会最低阶层，供分封的卿大夫等奴隶主贵族驱使劳作。而国人之间在“郊”区的土地分配、财富归属是基本均等的，权利行使也是平等的。目的是调动维持他们出兵作战的能力、勤劳耕作的能力。国人成为城中郊区居住的上等社会阶层，具有尊贵的身份优势。而荒郊野外“野人”所获得的土地，产品应交纳赋税，用于维持国家财政支出，要大力输送产品，提供劳役苦役，维持国家经济命脉和正常运转。“野人”完全被宗法制、分封制、井田制赋予其被统治、被奴役的阶级地位。国人有君子资格、有义务出兵作战、参与国家政事。野人只能一心劳作，无资格当兵效力、参政议政。国人君子参战，要按杀伤敌人的多寡予以奖罚、确定爵位得失。这是宗法礼制赋予国人的天然职责和尊贵血统。

西周倡导“明德慎罚”，以德为主，以刑为辅，万不得已 “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笮，薄刑用鞭扑”。而大“刑”在于征伐，在于发动战争，显示周王共主的霸权地位，意在恢复和强化天下公认的王庭秩序，进一步宣示“礼乐宗法制”的凛然不可侵犯。齐桓公采纳管仲“尊王攘夷”的为政策略，“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坐向了春秋第一霸主的交椅。一心要“克己复礼”的孔子，反而夸赞其“正而不谲”。然而，齐桓公毕竟“挟天子以令诸侯”，开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先例，名义上虽然打着恢复封建礼制的旗号，却大行破坏封建制度之实，只不过套取名利，为自己走上霸主地位寻找借口、提供幌子而已。难道孔子是非不辩，还要为齐桓公的荒谬行为积极点赞辩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