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人曾经的辉煌:民国时期的温州人,上世纪初的崛起

清朝时期,由于清政府的海禁和迁界,经济衰落,贸易凋零,致使很多人无法养家糊口,只好离开温州,部分内迁,部分进入周边山中开垦新农田,温州人口由明嘉靖时的35万人,下降到康熙时期的19万人。直至民国初年,由于温州设立外贸口岸,温州的人口、经济、文化才又逐步兴盛起来。


清朝的覆灭,标志着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和封建生产关系走向了灭亡。随着民国的建立,全新的制度和全新的生产关系,打碎了压迫人和生产力发展的重重枷锁,中国脱胎换骨,沿海各地各行各业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起来,经济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化发展中,温州人也是这股洪流中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这里列举史料有记载的,民国时最负盛名的13位温州籍企业家,其中4位企业家有详细的历史记载。他们分别是:王理孚、李毓蒙、许漱玉、郑恻尘、杨雨农、黄起文、汪晨笙、朱鹤挺、曹桂生、王纯侯、吴百亨、徐定龙、方恭敏。人物事迹相关内容,参考了百度百科。


王理孚,1876年生,温州鹿城人,17岁时中过秀才,却因家里太贫困无法支付学费而中途辍学。起先他创办过学院,帮助过革命党,当过谘议员(因敢说敢为,被选为驻会议员),后加入章太炎所组织的共和党,也当过浙江都督府秘书厅秘书,因痛恶官场的营私舞弊、腐败黑暗,思想上对政治生活产生了厌倦,看到当时不少读书人弃政从商,也萌发了去创业的想法。1912年,民国元年,王理孚四处募集资金2万元,建立南麂渔田公司,开发南麂岛(位于温州东南方向50海里的海面上,由大大小小52个岛屿组成,自然风光旖旎,但南麂岛距海较远,地处边陲,他的举动在当时可谓前无古人的大胆创举)。那时候的2万元是一笔巨款,相当于现在的200万元(作者这个数据的得出,是根据大米价格来推算的,那时民国1银元能买30多斤大米,按现在普通大米一斤3元计算,1银元等于现在100元左右。为什么是大米而不是其他商品呢?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到过,谷物的平均货币价格,虽有时会一世纪和一世纪不同,但其真实价值却不随此种变动而变动。其大致原因是,相同重量的谷物所能养活的人数,以前和现在是差不多的,既然真实价值变动不大,那么进行价格换算也就有了可能。顺便提一下,据说那时7个银元就能讨老婆,相比于现在一房一车外加百万存款,世事变迁,不知道是现代的人更富有了,还是欲望泡沫变得更大了。作者觉得,满足欲望的道路是不能走得太远、陷得太深的)。受益于王理孚的开发,南麂岛人口由原先的十几人激增至上万人,也由边陲小岛升级为南麂乡。1916年冬,王理孚被委派到鄞县任知县,仅当了十个月的知县,就辞职不干了。而后,专心经商,拿出自己多年的积蓄,又开办了红皮厂、碗窑厂、钱庄、王广源商行等,大大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纵观王理孚一生,热心公益,如开办学校建立劝学所。募集资金开发南麂岛。数次出钱修建道路,开凿水井改善居民的饮水条件。1939年平阳县成立县立中学,王理孚更是将南麂渔田公司的全部地权、资金及收入,悉数捐献给县立中学作为基金。作为商人,王理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作为慈善家,他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贡献。王理孚的例子告诉我们,有文化底蕴的商人,能给社会带来更大的贡献,也能走的更远。


李毓蒙,1891年生,温州瑞安人,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3岁时父亲离世,家庭陷入困顿,母亲只能靠给人做保姆带来的微薄收入,勉强将他抚养成人。因家庭贫困,李毓蒙小时候只读过两年书,因学习非常用功所以也习得大量知识。13岁时为减轻母亲负担,决心去学习做裁缝。由于他思维活跃,爱动脑筋,深受师傅赞赏。在学裁缝期间,他看到古代宫殿房梁上龙凤的姿态非常美观,脑中浮现出一龙一凤相互嬉戏的画面,进而设计出女式龙凤盘纽棉袄,因为设计新颖,一时间成为风尚,引得同行们争相效仿,颇得同行师辈的赞赏。18岁时李毓蒙学成归来,在老家开了一间裁缝铺,因为嫌纺纱机速度慢产量低还耗费体力,决心改进纺纱机,遂开始研制10锭纺纱机,改手摇为脚踏,但终因机械太过复杂耗费本钱太过巨大而没能成功(作者这里很想提一下,没有理论基础打底,想象力再丰富也不能转换为实实在在的成果)。这一次失败的经历使其明白了自己的局限,遂从简单的机械改进开始入手,他一边继续替人做裁缝来维持生计,一边研究起了弹棉机。他没钱买木料,就把自己住房的木板拆下来用。缺少试验经费,就把老家仅有的三亩地卖了。进过持续不断的钻研,终于在1916年发明了弹棉机,李毓蒙发明的弹棉机,成本低,使用方便省力,有很高的实用价值。此后,李毓蒙赶赴北京专利局申请了此机器的发明专利并注册了“双麒麟”牌商标,创办温州东山毓蒙弹棉机器厂,专门生产这种“双麒麟”牌弹棉机,因较低的价格,较高的效率,过硬的质量,深受市场欢迎,很快占领了浙江、江苏、安徽、福建等省的市场(据说,当初办厂时因为没有资金,走投无路下,李毓蒙站在人来人往的大桥上喊着“我叫李毓蒙,我发明了弹棉机,现在没有铜钿办厂,谁肯拿出800个银元与我搭股分红……”铜钿二词是温州方言,是钱的意思。所幸后来遇到贵人,解决了资金问题)。积累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后,李毓蒙将目光瞄向了更大的市场,1925年,他集资创办了温州毓蒙铁工厂,生产除弹棉机外更多的原材料生产机械,涉及动力、碾米、打麦、制糖等,并成立维修部门,兼修各种动力机械,解决了顾客的后顾之忧。过硬的质量、完备的售后维修,赢来了良好的市场口碑,即便后来仿制者如云并竞相降价倾销也没能动摇李毓蒙工厂生产的机械设备的市场地位,而对于这些和自己争夺利益并侵犯专利的仿制者们,李毓蒙也没有运用专利特权限制他们,反而劝导他们不要一味通过降价倾销抢占市场,一定要注重产品质量。1933年,他更进一步的将所有仿制弹棉机的人组织起来,在上海成立了毓蒙联华公司,一举成为民国生产弹棉机领域的霸主。在商业成功的同时,李毓蒙在教育事业上的贡献也值得一书,1937年他在家乡东山创办了毓蒙小学,入学的大部分都是贫困家庭的孩子,只能付得起一小部分学费,李毓蒙索性取消了学杂费,小学所需的一切经费均有李毓蒙开办的企业支付,这让原本上不了学的孩子也有了得到教育的机会,让很多本会目不识丁的人的命运得到了改善甚至改变。1942年他又在东山创办了一所五年制的私立职业中学(毓蒙工业职业中学),除了设有普通中学的语文、数学、物理、化学、体育、外语等学科外,还增设了机械学、机械制图、工业材料等学科,尤其是上机实习操作铸造和实习开内燃机等课程,给当地培养了一批学以致用的工业人才。


许漱玉,1880年生,温州瑞安人,家境贫寒。13岁那年,听从父母的建议前往温州益大绸布店充当学徒,这一学就是10年。23岁那年学成出来,自己在温州县城并不繁华的路段开了一间小布店,因为为人诚实,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小布店生意也还过得去。凭着省吃俭用,4年下来渐渐有所积蓄,便想着扩大规模,于是乎,在曹仙巷租下一间较大的门面,起名“许云章绸布店”(许云章是许漱玉的别名),并雇用一名账司、一名店员、两名学徒,开始了新生意。因为原来积累的口碑,老顾客依然爱来这新开的绸布店买布,同时因为地理位置变的更好了,每天顾客络绎不绝,许漱玉一如既往的坚持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经商原则,每天起早摸黑的经营着绸布店生意,这一做就是21年,许漱玉也积累下了丰厚的资财。1917年在一次前往上海的旅途中,被上海的建筑风格深深吸引。回来后他看到当时五马街店面普遍年久失修、老化严重,非常影响美观,心想如果自己能买下几间建成上海那样风格的建筑,一定会非常吸引人,一来变的美观,二来使五马街更为繁荣自己也能因此受益。于是乎,他一口气买下了五马街7间平屋店面,拆掉建成了两座砖木结构的三层楼房,罗马的立柱,尖顶的造型,别出心裁的全新设计让人眼前一亮,当即轰动整个温州城,甚至有周边县市的老板慕名而来。尝到甜头的许漱玉决定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百货业。1923年,他买下了五马街周边的一片旧屋,准备将其改建成西式风格,为了能一炮打响,他将温州的设计师和工匠们带到了上海学习参观。2年后,一座装修考究、样式新颖的四层西式钢筋水泥楼房在五马街拔地而起,取名“博瓯百货店”。开业那日,前来欣赏购物的人群挤满了整座大楼,顾客间摩肩擦踵,好不热闹,日用品柜台前更是排起了长队,蔚为壮观。一炮打响的许漱玉也成为温州第一个开百货店的人。1933年,他将百货店重新装修并加高到5层,第一层销售日用百货和针织品,第二层销售钟表、唱片、唱机、名贵烟酒、高档甜品,第三层租给归国华侨开意大利餐馆,第四层开设戏剧院,将“博瓯百货店”更名为“云博百货商场”。因重视产品质量,广告宣传,陈列摆设,服务质量,“云博百货商场”成为温州首屈一指的百货商场,也奠定了许漱玉温州百货店霸主的地位。


郑恻尘,1888年生,温州永嘉人,家境较好,少年时接受了良好的教育,非常有同情心且为人正义富有爱国心,比如看到穷人家的孩子被欺负,他就会出面打抱不平,没少惹父母担心。再比如上中学时,当听闻中国又被列强欺负时,就常常会慷慨高歌:中国男儿,要擎只手撑天空!睡狮千年,一夫挥臂万夫雄!1910年从学校毕业后回到温州,决心办实业振兴中华,他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父母,父母也表示支持。随后,他便抵押了家里的田地房屋,创办了“振亚肥皂公司”,但当时正值局势动乱、经济萧条、物价飞涨,且自己缺乏运营管理经验,首次创业以失败告终。1911年,旨在推翻封建制度的辛亥革命爆发,这让郑恻尘看到了新的希望,他立即前往湖北投考革命军,并入伍赴前线作战。1912年,他被转入湖北军官学校,在校学习了3年,临近毕业时,他发现校内派系众多,却多以高官厚禄为目标,并无多少真心救国者,只是利用“国民革命”,捞取名利罢了,失望之余退学回到了温州。这一次他听从了父母的建议,决定留在温州发展。回到温州一段时间后,他发现温州的很多草席作坊都停业了,打听之后才知道,这些年日本机器编织的带花纹的草席源源不断地涌进中国市场,因为价格低、款式多、产量大,温州的手工草席根本无法与之竞争,销路一落千丈,工人们纷纷失业。看到这种局面的郑恻尘决心从日本人手中抢回原有的市场,开始了第二次创业。这一次他卖掉了田产,又四处筹集资金,到处查阅相关资料,虚心向人请教,刻苦钻研了三年,终于研制出高质量的纱经草纬软席和新的印花染色工艺,别出心裁的将花虫鸟兽和人物风景,移印于草席上,从质量和外观上超越了日本的草席。期间,他购进细草种,在温州推广种植了这种产量更高的细草,一举解决了原材料成本高的瓶颈。然后他和友人合伙开办了制作草席的工厂,取名“中一花席厂”,自任总技师,因为从质量、价格、外观上都超越了日本的草席,不仅从日本人手中夺回了国内市场,而且还远销东南亚各国,从此国内市场上再也看不到日本花席了。“中一花席厂”也成为当时温州第一大厂,工人最多时达1500多人。有人劝他申请专利以防有人仿制,他回答说:我研制花席,本不是为了自己发财,而是为了利国利民,从日本人从中夺回市场和就业。如果有人愿意办草席厂,这不利国利民吗,在技术方面,我愿意提供帮助。果然没过多久,温州就多了好几家草席厂。然而,好光景只维持了两三年,由于当时军阀林立,相互混战,交通阻塞,经济萧条,不久花席滞销,工厂也难以为继。面对当时中国连年内战,满目疮痍,列强侵略,民不聊生的现状,郑恻尘觉得在战争年代实业难做,实业救国就更难实现了,他每日都在思索着自己该做些什么才能为救国奉献一份力量。一日,他的同乡和好友谢文锦、胡公冕两人从苏联回到温州,郑恻尘找到了他们,他们向郑恻尘介绍了十月革命后苏联的情况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引导他阅读了相关的书刊,这让郑恻尘看到了希望,并接受了工人阶级的先进思想。1924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建立中共温州独立支部,为浙南建立党、团组织,开展革命活动作出重要贡献。1927年4月11日被国民党抓获,1927年7月24日深夜惨遭杀害。


其余9位民国时温州籍商人及其创办的企业如下:

1919年3月,杨雨农集资在打锣桥春花巷筹办东瓯电话股份有限公司。

1922年7月,黄起文在温州墨池坊创办绮文女工社(即花边厂),雇用女工500余人,制作桃花布,销往国外。

1923年3月,汪晨笙在温州创办瓯海实业银行。

1923年6月,朱鹤挺成立瓯江染织布厂股份有限公司,职工225入。

1923年8月,曹桂生与人合资创办鹿城染织布厂股份有限公司,职工300多人。

1939年4月,王纯侯扩建鹿城染织布厂,并改名为富华染织布厂股份有限公司。

1939年12月,吴百亨在温州西山创办西山瓷器厂,占地50余亩。

1940年1月,徐定龙在温州南门土地巷创办康乐药厂。

1942年4月,方恭敏在南门外龙泉巷创办温州清明化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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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更新:2024-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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