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发报机电子管烧坏，何以导致我潜伏在军统内特工全军覆没？

军统是蒋介石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下的军事谍报机构，它的组织严密性、组织纪律性以及对党国的忠诚度之高是可想而知的，特别这个机构在戴笠这个可怕的特工头目的领导下，其它任何组织和异己分子都是难于渗透进去的。

然而，就在这个号称中国最严密的军事谍报机构内，却偏偏有我们的一批红色特工（可不是一个哦），如一把出鞘的利剑插入了军统的心脏——重庆电讯总台。

这个活跃在军统局重庆电讯总台的我特工人员共有7人，史称“七人小组”。

该小组成立于1939年11月，最早只有张露萍、冯传庆、张蔚林他们3人，后期又发展了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锡珍4人，张露萍任该小组的党支部书记。“七人小组”直接归南方局领导，其任务是打入敌人内部，套取情报并伺机在敌人内部发展党员，扩大组织。

“七人小组”的领导人张露萍原名余家英，化名余慧琳，从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不久便被党中央派往重庆开展地下工作。

起初，党中央派她回四川，是想利用她和川军师长余安民的亲戚关系做川军的统战工作。后来，出于工作的需要，南方局的叶剑英和曾希圣商量后，决定派她到国民党军统机关电台做地下工作。

临行前，南方局交给她三项任务：一是担任张蔚林、冯传庆的领导工作；二是为南方局传递情报；三是伺机在军统局内部发展党员工作。

接到任务后，余家英立即着手准备开展工作：为了隐瞒身份，她化名张露萍，以张蔚林妹妹的身份与其进行接触；为了联系方便，她让张蔚林从军统宿舍搬出来，二人以“兄妹”的名义一起住进了牛角沱的两间平房里；为了避免特务跟踪，她和南方局的联系地点改在了四德里的一个小巷里。

就这样，年仅18岁的张露萍和她的战友们，顺利地打入了敌人的内部。

而先期潜伏在军统的张蔚林、冯传庆都是进步青年，原先都在军统重庆电讯总台任报务员，两人都因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决定弃暗投明，奔赴延安。南方局根据他们的情况，决定让他们继续留在军统内工作，以便搜集情报，揭穿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阴谋。

后来，二人冒着生命危险为南方局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情报。经过严格考察，南方局秘密发展二人为共产党员。

自从张露萍加入后，军统内我特工“三人组”正式成立，后面又发展了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锡珍等4人，形成“七人小组”，开始了对军事收集等秘密工作，为挽救党的地下组织做了很多工作。

然而，这个“七人小组”，却因一只发报机上的真空电子管烧毁，导致这个好不容易打入军统心脏的秘密组织全军覆没，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940年2月的一天，由于工作不慎，张蔚林将一台发报机上的真空管烧坏了。

这时与张蔚林有私人恩怨的监察科长肖茂如便借此机会假公济私，说张蔚林是有意破坏，遂把张蔚林送到稽查处关了禁闭。

张蔚林以为自己的身份暴露，惊慌失措的他竟然从禁闭室里逃了出来，而且跑到了南方局，请求组织帮助逃跑。

组织上认为，其共产党身份并没有暴露，这点过错不过是工作上的失误。相反，如果趁机逃跑，反而会更容易暴露自己。于是，党组织让张蔚林赶快返回军统，然后找领导检讨此事。

张蔚林逃跑后，戴笠对此事产生了怀疑，于是他马上命人搜查其住所。

经过搜查，特务们从张蔚林的住所中搜出一个记有军统局在各地电台配置和密码的记录本、张露萍的笔记及“七人小组”的名单。待张蔚林返回军统找电讯处副处长董益三求情时，便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逮捕。

随后，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锡珍4人也被特务逮捕。当时，正在报房值班的冯传庆觉察情况有异，遂越墙逃跑。在南方局的帮助下，冯传庆化妆成商人，连夜逃出了重庆市区。听到冯传庆逃跑的消息，戴笠气急败坏地命令各关卡严加缉捕。冯传庆渡江后，在通过青木关检查站时，被埋伏在那里的特务抓获。

而正在成都探亲的张露萍也被戴笠骗回重庆被捕，至此“七人小组”全部落入军统特务手中。

“军统电台案”发生后，简直是戴笠特工史上的耻辱，对他是一个巨大的讽刺和嘲笑。因为他万万没有想到共产党竟然在不知不觉中打入特务大本营——军统局。

为肃清共产党在重庆的地下组织，戴笠亲自出马审问张露萍等人。但是，酷刑用尽，张露萍等人还是没有招供。最后，狼狈不堪的戴笠还是将7人判处死刑。当他将此事报请蒋介石备案时，蒋介石则将“死刑”改为“死缓”，责令戴笠将7人收押，留作日后反共之用。

1941年3月，张露萍等人由重庆转押至贵州息烽集中营。1945年7月，在策反无果的情况下，戴笠下令将7人杀害于贵州息烽快活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