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针度人：如何更好地阅读上古材料-评《古“语”文体述论》

□罗慧（知识产权出版社副编审、古代文学博士）

上古留下来的文献，在一般人的眼中，艰深难懂，生涩拗口，所以，虽然有很多人想读《易经》《尚书》《左传》《论语》之类，但总觉难以入门，更别说“登堂入室”了。作为研究古代文学的学者，在将上古材料变得更好读、更易懂方面，是负有文化责任的，学术不应固守在“象牙塔”中，而应当让愿意入其门者有梯可上、有舟可渡。

如果想寻这把梯子、这条小舟，《古“语”文体述论》不妨拿来试试。作者夏德靠教授专注于古代文学研究已很多年，对上古文献的研究深有心得，新近出版的《古“语”文体述论》更是关注上古文献生成的经历，将古人们如何说、如何记录、为什么说的问题，分析得条理清楚，颇有引人入胜的趣味。

一、理解古人“如何说”

上古时代，拥有知识的人，除了君主、皇亲国戚，其余的大多被称为“士”，是占少数的群体，所以孔子开私教之门，“有教无类”，只要行有余力，“自行束脩以上”，提块肉来就可以当孔子的弟子。这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

虽然如此，但知识尤其是那些记载文字的简书、帛书，仍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普通人之间的知识传递主要靠口耳相传。口耳相传的方式，是不太可能将一件事情记录得十分详细，往往是摘要式地记录，这导致了上古时代有大量的格言式材料。如《老子》《论语》一书，都是短小简洁但意味深长的句子。《老子》整书都是格言式的句子，孔子与他的弟子或许说了不少话，但是弟子们记录下来的只是孔子意思中最为重要、或者是弟子理解最为深刻的那一部分。以此观点读《老子》，就能明白老子的哲理片断化；以此观点来读《论语》，能理解其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言说片断感。

格言的积累是有意义的，古人在言说时常引格言，尤其是劝诫对方时更爱援引格言，甚至连传唱的《诗》也拿来作为格言，如《左传》里常有赋诗言志的事情。所以，《古语文体述论》说，先秦时期存在收集格言的风气，并且出现了辑录格言的文献，这完全是可以想象的，毕竟“不学《诗》，无以言”。以此观点读《左传》，则能明白古人说话为何频繁地引经据典。

但是，上古文献里有部分关于君臣的言说相当详细，虽然句子较短，却篇幅较长，这固然与君臣话语的过程有关。最为典型的文献是《尚书》，常以“典”“诰”“誓”“训”等方式，突出了君主说话的严肃性。另《国语》也有大段的言说，但臣僚的说话方式与《尚书》相比，已经有了很大变化，显得更加文气，修辞更多。随着时代的发展，臣子向君主的进谏逐渐成为长篇专论，出现了用书面语言代替口头言说，《古“语”文体述论》指出，这一变化大体在秦始皇之期，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用书面奏疏代替了口头言谏。故《国语》其谏言散见于事功之中，秦后文献其谏言书面化更为充分。

二、理解古人“如何记录”

上古时代的书写工具相对简单，刀笔刻画，至秦时方有毛笔，记录工具会极大地影响文献的记录。即使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刀笔与竹帛决定了史官也只能极其简单地记录史实，所以《春秋》一书比一般的大事记还要简单。如晋灵公胡作非为，想杀死赵盾，赵盾外逃，在他外逃的路上，赵穿杀死了晋灵公，赵盾返回都城，晋太史董狐将此事记载下来，仅有“赵盾弑其君”五个字。另外崔杼杀齐庄公，齐太史也仅记载“崔杼弑其君”。所以，在春秋之时就有左氏（或说左丘明）为《春秋》作传，至汉代更有公羊高、谷梁赤诸人进行解说，让人明其大体内容意旨。《古“语”文体述论》还指出春秋时期大夫身边也有史官负责载录之事，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倘若大夫身边没有负责载录之人，《左传》里的很多情节是无法解释的，尤其是大夫的私下行事。

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说，记录就更不易了。《论语》里有一则“子张书诸绅”的故事。子张问如何才能通行天下，孔子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子张将这段话写在衣带上。孔子的弟子尚且只能记在衣带上，可见简帛刀笔之不易得。

《古“语”文体述论》指出，上古的人对言语特别重视，对事情记载比较简略，后期才慢慢地将事与言混合。这一点对于想进入上古文献阅读的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因为记言叙事并立更接近现代的阅读习惯，入古文献者可以从言事并立的文献开始。

三、理解古人“为何说”

研究古代文学讲求“知人论世”，读上古文献，知其人、了解其时代文化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古“语”文体述论》就古人“为何说”而作了详细的解释。

一方面，上古时代对有智慧的人很是尊敬，重视尊老之礼，君主要向有德行的老人“乞言”，并让惇史将这些老人的话记录下来。平时天子听政也是听取众人之言，比如召公劝诫周厉王时说，天子听政，是公卿、士、瞽、史、太师、瞍、朦、百工谏、庶人、近臣、亲戚等人向其进言，之后天子自斟酌而行。同时，古人在男子成年之际，会向长辈或者有德行的人求得警诫之言，相当于请长辈寄语。最为典型的故事是《国语》里记载赵文子在加冠礼之后拜见了栾武子、中行宣子、范文子，最后范文子向他说了一段要戒骄的话语。此外，古人在辞行之际也有赠言的习惯。《说苑·杂言》里记载了一段子路向孔子辞行的故事，孔子问子路是要车还是要言，子路说：“请以言。”在子路的心里，一句话语所含的智慧远超过一辆车。重言的传统既影响了人们的言说方式，也影响了人们对言语的记录方式，这一文化传统，塑造了上古文献的文本形态。

另一方面，聚徒讲学、百家争鸣与上古材料的形成也有很大关系。聚徒讲学而形成的文本有《论语》等，师徒之间的对话较为平和，亲易。百家争鸣时代，各家力求抽取出个性鲜明的观点，成为自家学派的主张，于是此时形成的文献区别于其他时代，虽大部分文本已经消失在岁月长河里，但《孟子》里常能读到的是孟子与他人的论辩，故有人说孟子“好辩”。

诸如此类，《古“语”文体述论》里提出的许多观点，可以为阅读上古材料提供一个更好的理解视角。元好问说“鸳鸯绣出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古代文学研究应当反其道而行之，度人以金针，让人有梯可上、有舟可渡。所以知其如何说、如何记、为何说，是进入上古文献阅读的“金针”，有寻门者可以持之以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