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清幽说

编辑|辑录君

“世乱则幕府盛”，南朝动荡不安的时代特征为南朝幕府的兴盛提供了历史契机，众多南朝文人借入幕然后进身仕途。

文人入幕的原因

复杂的社会背景、个人的理想所需又导致了文人入幕原因的多样性。

不同的入幕原因产生了不同的身份话语，这些不同的身份话语都将被吸收融入作家的文学创作之中，最终形成特定的“身份书写”。

所以，为了有效地把握南朝入幕文人的文学创作与“身份书写”之间的关系，就需要对文人的入幕原因进行细致的考察，而要考察南朝文人的入幕原因，首先需要对南朝幕府的整体概况有所了解。

南朝幕府考述

东晋末年，群雄纷起，东晋朝廷的统治根基摇摇欲坠。

在天下扰攘的乱局中，刘裕乘势广选幕府僚佐，扩充势力范围，最终成就了伟业。据史籍所载，刘裕幕府前后延续长达二十年之久，先后入幕者约一百人。

因此，在易代过程中，刘裕幕府势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刘宋建国以后，为了巩固江山，刘裕效仿西晋，规定重要的州镇皆需由宗王出镇治理，所以南朝的宗王势力继西晋之后再次得到提升，所谓“出拥旄节，莅岳牧之荣；入践台阶，居端揆之重”。

为了便于处理地方州郡的军政要务，出镇在外的宗王一般被中央允许能够开设幕府并辟召僚佐。

除宗王以外，通过史籍记载可见，其他符合条件规定的官员亦享有开府辟召的权力。

不过，入幕虽然为南朝士子提供了入仕捷径，但也并非人人皆可入幕，文士的个人能力需要达到入幕的基本要求，如此方能受到幕主的青睐与选择，这是幕府征辟的基本出发点。

因此，在这里有必要对南朝幕府的开设标准、人才选拔条件等情况做总结，以便揭示幕府对文学影响的背景，接着在此背景之下再展开对南朝文人入幕原因的探讨。

开府标准

“开府”一词肇始于《后汉书·董卓列传》，其文曰：“傕又迁车骑将军，开府领司隶校尉，假节。”李傕跟随董卓上京作乱，要挟汉献帝授予他“车骑将军、开府”等官号。

由此可知，“开府”并不等同于一般的加官进爵，而应该是中央的高级官员才能享有的殊荣，这一点也符合李傕犯上作乱的原始动机和精神需求。

关于开府标准，现代学者指出其有广义与狭义之分。

广义上的开府是指朝廷授予三公、宗王、将军等官员开设幕府的资格，这些官员可以根据需求与个人爱好自由地选拔幕僚进入幕府。

而狭义上的开府则是专指加官名称，如“开府仪同三司”，受到加官荣誉的官员一般可以比照三公府的征辟规格和标准来设置幕府。

因为本文主是要对幕府与文学之间整体的互动关系进行讨论，所以采用广义的定义展开论述更为恰当。

南朝国祚仅百余年，职官制度总体上相沿不改，史称“皆循其制官”，但“世易时移，变法宜矣”，为了适应不同时代的统治形式，南朝统治者亦会在前代基础上进行改革。

概之，南朝官员的开府标准不仅与历史的因袭密切相关，而且与当时政务形式的变化发展也有内在联系。兹为方便起见，作分别叙述。

三公、位从公的中央公卿

中国古代的封建官僚体系是随着时代发展而逐步完善的，所以当职官分工体系还粗疏未善之时，无论中央公府亦或地方州郡幕府，为了完成职守，往往需要辟召大量掾属来协理公务。

由此这种辟召制度被中央许可而被保存下来，为历代沿袭。所以三公开府辟召制古已有之，是中国古代幕府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

《尚书·周官》载：“立太师、太傅、太保，兹惟三公，论道经邦，燮理阴阳。

”师、傅、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有迹可循的最早“三公”，同时也是周代中央的最高官衔，三者主要负责辅佐周天子经办国家大事，起安邦定国的重要作用。

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为了适应改朝换代带来的挑战，始皇嬴政在中央重新设置了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为首的新“三公”。

对比周朝，此时的“三公”除了在名称上有所变动之外，职能亦在前代基础上进行了细化。

由此可见，秦代的三公执掌各司，分工明确，是为皇帝分担、协理国家政务的重要大臣，地位尊荣，同时享有置长史等掾属的特权。

汉承秦制，汉初的三公基本上效仿秦代而设。不过，与秦代有所区别的是，汉初三公辟召掾属的事宜主要由皇帝来决定。

《后汉书·百官公卿表》载：“汉初掾史辟，皆上言之。”掾史为幕职名称，与之对应的还有掾属。何谓掾属？正职曰掾，副职则曰属。

又三公府事务一般都下放到各曹办理，所以一曹之内，掾为正长官，属则为副长官。汉武帝年间，太尉被更名为大司马并同时加冠将军号。

《汉书》载：“大将军、骠骑将军皆为大司马。”

经过汉武帝改革，大司马的职权日益加重，能获此官号的都是朝中立下赫赫战功的重要将领，如一代名将卫青和霍去病都曾先后出任此职。

《汉书》云：“定令，令骠骑将军秩禄与大将军等，自是后，青日益衰而去病日益贵。青故人门下多去事去病，辄得官职。”

可见，霍去病加封为大司马而得以与“大将军”卫青平起平坐，身份、地位的尊荣使其门下多聚集着想要借侍奉主公来获取加官进爵机会的掾属。

值得注意的是，因为史籍中并未明确记载西汉的辟召权何时下放到三公，所以不妨在此做一下推测。

汉武帝改太尉为大司马时，也即元狩四年，三公实际上已经拥有自由辟除的权力了。

这是因为，“青故人门下多去事去病”表明掾属们选择侍奉霍去病是主观意愿上的趋向，是一种自由且迅速的择主而事的行为。

如果经由下情上达，等待皇帝决定，则不免效率低下。

另外，“辄得官职”更足以说明公府能够自行辟除，并在辟除后迅速授予僚佐官职。不过此处授拜的只是公府幕职，而非正式官职。

《册府元龟·幕府部总序》云：“汉丞相三公开府，置掾属；司隶、刺史有从事史；佐京尹、守、相有掾、史、曹、属，皆幕府之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