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教士比得1937年在中国河套平原上串门，你知道串门嘛意思吗？

“黄河百害，唯富一套。”指的就是河套，黄河以南叫做前套，黄河以北的叫后套。清末大批晋、陕、冀的难民大量逃到河套地区，蒙汉等各民族都杂居在了一起，蒙汉文化快速的融合。1893年，天主教于三盛公建起主教府，势力渐强大，俨如国中之国。就有不少的外国教士经常往来这里。

内蒙古的教堂

我们（注：指传教士比得等人，下同）一行人来到了和硕公中垦区，这里是国民政府行政院于1935年拨5万大洋，由朱绶青、蒋梦麟（曾任北大校长）等名流负责开办的，目的是收集贫苦的流民，里面大约有400人。

经过两年的经营，而今才有几排泥砌的房子，也有不少的马匹、鸡群，房子的四周也建了一围泥墙，四个角落上还建有炮台，日夜有壮丁在巡视着。

我们在垦区的饭厅里吃了一顿糜子米饭。

糜子米的粒子如高粱一般大，黄色，可是煮成饭时却干硬到不能下咽，半点的香味也没有。垦区里的工人终年就以此来充饥的，至于小菜，只有几片腌瓜和半碗薯汤。

洋教士那时在中国随意地窜行，全面地把握了中国社会的一切，比中国政府还了解中国社情。

我发现，后套的居民中10个人就有10个抽大烟。抽大烟开支不小，居民的生活更苦不堪言。

妇女们的生活比男子更艰难。

男子可以整日整夜在家里抽着大烟，妇女却不得不为生活而劳作，种田、放羊、挤奶，伺候男人和孩子......

抽大烟的中国人，这都是拜英国人所赐啊

因为生活艰难，这里无论是蒙古族还是汉族，人们对贞操的观念便可以说都是没有了（蒙古族本来就没有这个观念）。

绥远大部分的县村里都是如此，他们这里所以便有了一种叫做“串门”的习惯，我把我们两次去“串门”的情形写在这里。

串门

我们第一次跑到了九号子村，陪同我的的白先生便提议大家到蒙古人家里去“串门”，大家都是男人，自然没有扭捏，都极力赞成。

于是我们一行七八人，便推开一家蒙古人家的板门，闯了进去。屋里的面积只有八尺见方，但有一半的地方，筑着一个大土炕，炕上坐着一位蒙古老太太，她正在缝着一只皮手套。靠小窗下面是一位20来岁的蒙古少女，她也坐在炕上。

白先生跟蒙古老太太打了一个招呼，便拥我坐在炕上，接着七八个生疏的汉子，便都蹲坐在这狭小的土炕上。

蒙古老太太一点也不表示厌弃，还叫她的小儿子为我们倒了几碗蒙古最有名的奶茶来，蒙古少女也没有露出含羞的样子。

于是我们便挟七挟八地跟这位那位蒙古老太太乱谈了一顿，她的汉语谈得很不错，来后套已30多年了，本来她是前套杭锦旗的旗民，到后套之后生活已完全汉化了。

白先生指着镶在蒙古少女的辫子上的珠子问：“这些珠子值多少钱？”

“这是无价宝哩！”蒙古老太太笑着说：“咱们蒙古女人的辫子有钱的是镶着千千万万的珠子，有时全部的财产便完全镶在这辫子上。”

“这位是你的女儿吗？”有人问。

“她是我的小女儿。”老太太回答。

漂亮的蒙古女子

蒙古地区串门的风俗，由来已久

之后的事情......

第二天我们又踏着荒漠的沙地向北走去，约莫走了六里路，便到了扒子布隆镇，镇里只有十几家店铺，据说是垦区开办后才兴盛起来的。镇的末尾是一个庞大的有30多年的历史耶稣教堂，兼做油盐杂货的生意。

这次我们到了八号子村。

这次去“串门”的是一家汉人。

家里是一对儿年轻的夫妇，我们也毫不客气地坐上他们的土炕，男的傻头傻脑地还朝着我们笑，女的却忙着倒茶。

我提议要那男的为我们唱一支本地的曲子，他推辞不了便尖着声音唱起来：

“送情郎送至在五里坡，再送五里也不多，倘若路上有人问，你就说表妹送表哥。

送情郎送至在渭水河，猛抬头瞧见了两只鹅，公鹅就在前头走，后面跟着的母鹅叫声哥哥。”

男的唱完后引得我们大家都笑了起来，要那年轻女人来唱，她却不肯唱。

......

蒙古女人带着孩子在做马奶

当我们离开了他们家时，白先生竟然一个铜板都没有给他们，真是可恶！

他们也不敢要，反而殷勤地送到了门口，真切的说：“下次来哇，下次再来串哇！”

洋教士大人

回到了垦区时，白先生对我说：“在后套只要有钱便好，无论你到什么人家去“串门”，只给他们些少量的钱，女的便可任由你指挥，当着她的丈夫的面前也不要紧，反而是男的会这样说：“我欢喜大烟，你欢喜女人，我们欢喜的可不就相同啊！”从这种地方，我是确切地了解了河套地区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与风俗习惯了。